一、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市场经济与道德滑坡的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同时也认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承认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市场经济属于经济体制，社会对经济体制的选择，属于经济基础的内容；道德则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也具有相对独立性。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可以充分地解释道德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情形。比如，在人类社会发展处于较低形态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却仍有可能形成较高水平的社会道德；在人类社会发展处于较高级形态时，生产力水平很高，但仍有可能形成较低水平的社会道德。所以，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中出现的由道德滑坡引起的道德水平下降现象，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等经济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其次，从市场经济的体制属性出发，这种体制毫无疑问具有道德二重性。市场体制的道德二重性，分别可以引起两种质性相反的道德意识，甚至道德行为。第一，以“自愿”“等价交换”为根本原则的市场经济，刺激和唤醒“平等”“自由”“公正”等道德意识和伦理价值，能够推动道德进步。市场经济的这一机能，不仅西方伦理学家予以认同，马克思主义也予以肯定，马克思本人就说过“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所以，市场经济具有形成优良道德规范，产生正道德价值的机能和属性。这一属性，恰好是人们容易忽视的。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关系决定论则是人们普遍熟知的。
它的基本含义是：经济关系对道德进步与否起决定性的作用。很明显，以财产私有化和市场主体独立性为基本运行条件的市场经济则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恶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自我利益最大化”成为市场主体一切行为的动机，可能会诱发“自私”“贪婪”等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行为。此类恶性道德行为会形成负道德价值，从而抵消既有优良道德产生的道德实践效果，降低社会道德水平。在定性评价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新的参数所能引起的“正道德价值”与“负道德价值”之和，并以“正、负道德价值之和”作为评价的基本标准。一方面，如果正、负道德价值之和小于零，就可以确定“市场经济”能造成对既有道德体系的伤害，使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道德水平低于此前的社会道德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即会出现“道德滑坡”。另一方面，如果正、负道德价值之和等于或者大于零，说明“市场经济”的介入能够使既有道德新增更多的优良道德，从而使得新体制下的社会道德水平等于或者高于此前的社会道德水平；但由此看来，绝不可能出现道德滑坡现象。所以，市场经济有可能引起道德滑坡，但并非必然引起。
二、道德滑坡原因的“市场经济论”及其批判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很多研究者在探求所谓“道德滑坡”的原因时，直接或者间接地将其归因为“市场经济”。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甚至会阻挠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社会变革。不过，犯此类错误的研究者依然拥有貌似可以理解的原因。首先，从理论的层面看，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里占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使得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新问题时，习惯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分析工具。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研究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时提出的理论，恰好就是“经济关系决定论”。因此，“经济关系决定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代研究者分析道德滑坡问题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方法。“经济关系决定论”无疑具有科学性，以“经济关系决定论”为分析工具来考量我国的社会道德也具有可行性，甚至我国社会也确实存在因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的道德滑坡现象，但是，“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其错误的根源即在于：忽略了市场经济的道德二重性，只见市场经济不利于道德的一面，未见其有利于道德的一面。如果全面考虑“有利”与“不利”的对冲，市场经济则未必会导致道德滑坡。其次，从实践的层面看，我国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与经济体制新旧更替同步现象，也使很多人误认为“道德滑坡是市场经济的结果”。旧体制即计划体制之下的“集体意识”，使得每个个体都将他人视作为利益共同体内部的“自己人”。在集体主义的道德意识的支配下，个体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发生“利他”的道德行为。新体制即市场体制之下，“个体意识”被唤醒，私欲被最大程度地解放出来，利益共同体被破坏。在个人主义道德意识的支配下，他人成为有碍自我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主要因素。所以，在市场替代计划体制之际，社会道德领域内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也同步替代了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并引发“自私”“贪婪”等道德现象。当有人使用直观性思维感知这些负面道德现象时，会认为道德滑坡源自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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