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的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_财政金融论文

一、引言
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关系紧密。QianandRoland(QR，1998)指出，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有助于克服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并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在他们建立的模型中，分权是外生于整个经济博弈体系的，也即他们并没有说明分权产生的原因。Tanzi(2008)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将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能够更好的满足当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活质量远不是货币收入这么简单，休闲环境和公共措施(amentiesandservices)对居民生活质量更为重要，而这些需要当地政府去提供，这就必然带来地方政府权力的加大。Tanzi(2008)的分析实质上已表明了分权内生于经济系统。
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在收入分配上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①的战略性原则。财政分权作为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制度，必然决定于这一战略性原则。1994的分税制改革，正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引下，为确立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的再分配体系而进行的双主体税制模式改革措施。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包括“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一再重申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由此可见，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是内生决定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性原则的，因而其效应亦必然受到这一战略性原则的影响。将分权简单的视为外生变量，然后去探讨财政分权政策的改革问题，是不太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
Brueckner(2004)指出，分权有两方面的效应：一种是正面效应，由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会使得公共品供给效率提高(Tiebout，1956)；另一种是负面效应，由于地方政府为了争取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入，会展开恶性的税收竞争，这就会使得它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下降。因而分权的作用最终取决于两者的综合效应。Neyapti(2006)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分权或许会加剧地区收入差距，但是如果治理机制完善，分权就可以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Thornton(2007)发现，分权与通胀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即高分权会带来低通胀。但如果把分权定义为完全自主的地方政府税收权力的话，那么上述显著负相关性就不存在。这说明分权的正面效应可能需要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才能充分发挥。比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在地方的定点项目投资增加地方的财政权力。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恶性税收竞争，从而降低分权的负面效应。
然而，当地区间竞争不对称时，同样的公务服务由于地区间存在禀赋差异使得其对资本的吸引力存在很大不同时，地区竞争可能会导致有些政府对分权后税收资金自我约束的弱化(CaiandTreisman，2005)。因为对于资源禀赋稀缺的地区，分权带来的竞争反而使得它们利用公共品投资吸引资本投资的可能性下降。如果反过来看，对于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因为分权带来的竞争会使得它们的公共品投资轻而易举地吸引更多的资金，这些地区的自我约束也可能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品供给效率反而会因为分权而下降。分权竞争对地方政府的激励，除了吸引资金带来财政收入增加，间接提升其薪酬福利外②，还有一个是由于锦标赛晋升机制产生的激励(周黎安，2004)③。事实上，分权产生的机制对其激励效应非常重要。如果分权更多的源自对经济增长效率的需求，那么分权对政府的激励将更多体现在锦标赛竞争方面；薪酬收入和福利的激励比重就相对较低。如果分权更多的源自对社会公平的需求，那么分权对政府的激励也就相应的将更多地体现在薪酬福利水平的增加。
因为官员薪酬福利的提升和锦标赛竞争往往是紧密联系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这一点将它们区分开的。大量的研究证实了由于分权而产生的锦标赛竞争，使得目前中国公共品供给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如周黎安，2004；张军等，2007；傅勇和张晏，2007；邓可斌和丁菊红，2009；等等)，而轻视科教文卫投入(如傅勇和张晏，2007；丁菊红和邓可斌，2008)。这是因为锦标赛竞争能凸显政绩使得官员升迁更为容易，并且另一方面，还能够帮助官员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合法、非合法和非道德的收入。学者们亦已证实，政府的财政权力大小和腐败密切相关(吴一平，2008；周黎安和陶婧，2009)。
但是，财政分权产生的锦标赛激励和薪酬福利激励虽然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毕竟是两类不同的激励途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会对分权的这两个重要激励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1、建立了扩展的QR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对两类激励机制的可能影响，进而分析分权改革的得失；2、我们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必然经历从锦标赛激励与薪酬福利共同激励，过渡到薪酬收入与福利激励为主的阶段。余下部分为：第二部分是基础模型的构建；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命题的推导；第四部分基于理论模型命题提出实证研究假设与方法；第五部分给出实证研究结果；最后是全文总结。
二、基础模型
(一)QR模型讨论



(



命题1：分权在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地区不容易出现低效投资(bailout)问题，n越大(地区数越多)，分权情况下经济较发达地区由此引发的bailout现象越小。这里的经济含义是，由于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对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政府均有正面激励作用，这种激励作用要大于政府增加低效投资(bailout)所获得的效用。所以分权在这些地区能够较好抑制预算软约束现象出现。
命题2：当且仅当中央政府较为注重公平问题，并使得这些地方政府的投资产生的效果受到的关注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分权就不能解决集权环境下的低效投资(bailout)问题。
命题1和命题2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财政分权、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率越快的地区(较发达地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官员未必会越重视经济增长，反而可能会加大对薪酬福利的关注程度，引致隐性腐败增多，政府官员的薪酬增速加快。而且，在经济增长率快的地区，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下降，也会加速这一现象的出现。已有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政府腐败显著正相关(吴一平，2008)，这与本文命题的推断也是一致的。
四、实证研究假设、数据与回归方程
(一)研究假设
由于很难得到政府低效投资数据，本文难以直接、全面地检验命题一和命题二。但我们可以通过检验经济较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分权激励效应存在何种区别，来间接检验命题一和命题二是否成立。对理论模型检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界定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概念？一个直观的做法是用经济总量来界定“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当各地区发展的初始条件一致或接近时，“效率”与“经济总量”、“经济发达地区”概念是紧密联系的，而“公平”则与“经济总量差距”问题紧密联系。但当各地区发展的初始条件存在显著不同时，“效率”更多地会与“经济增长率”联系在一起，此时“公平”也相应地与“经济增长率”差距相联系。理论分析中我们假定各地区发展初始条件相同，但在实证研究中，需要考虑中国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其初始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的现实。因而实践中中央政府关注的效率和公平因素往往是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差距，而不是经济总量及其差距。我们用经济增长率高低地区来相应代替理论分析中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和“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概念，并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经济增长率较低地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会使其分权与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性较经济增长率较高地区的更强，分权与锦标赛激励间呈现显著相关性。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地区这种相关性会明显减弱。
假设二：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较低还是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地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均会使分权与薪酬收入、福利激励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二)样本与数据说明
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共有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以及2个特别行政区，总计34个省份。考虑到数据可比性及样本可得性，我们剔除了2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得到样本地区共31个省市。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到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体制趋于稳定。故我们选择数据区间为1994年后。考虑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从理解到执行存在时滞，“分税制”改革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趋于平稳，所以样本起始期还要后推。再考虑到我们需要分析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区别，所以要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数据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数据分别占据的比重较为平衡，这样还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另外我们还考虑到重庆市1997年才正式划分为直辖市。为此我们最终确定样本期间为1997年到2008年。由于增长率指标计算需要用去一年数据，本文实际样本期间为1998—2008年。样本数共341个(31×11)。相关数据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公司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同开发的CSMAR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
(三)变量说明与实证方程
与以往研究一致，财政分权度我们使用支出比例度量，即用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财政支出的比值作为财政分权度代理变量(ZhangandZou，1998；安苑和王珺，2010)；同时选择人均GDP增长率变量作为锦标赛激励的代理变量(周黎安，2007)。
由于官员的灰色收入(隐性腐败)难以观察，薪酬福利激励变量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难点。吴一平(2008)使用每百万人口的腐败立案数来代理腐败变量。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样本期间这一数据难以获得；且另一方面，腐败立案数(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灰色收入)间尚存在着一定差距⑦。为了较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两个代理变量度量薪酬福利激励程度。一方面，我们用公开机关与社会团体人均收入增长率指标作为代理变量⑧，这一指标主要度量的是官员公开的薪酬收入激励，由于官员薪资与其级别有关，灰色收入很可能随着官员薪资的增长而增长，因而这一指标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薪酬福利激励。另一方面为保证研究可靠性，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用预算外收入份额数据来替换机关与社会团体人均收入增长率指标。即用预算外收入(专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作为代理变量⑨。这一指标从隐性腐败收入(灰色收入)的激励角度考察官员薪酬福利激励，与人均收入增长率指标形成了较强互补性。此外，按照研究惯例，我们还加入几个控制变量。为区别经济增长率较高地区与其它地区，考虑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将样本按人均GDP增长速度变量分为三组(第一组113个样本，后两组均为114个样本)，用其中第三组样本代表经济增长率较高地区，其他两组样本代表经济增长率较低地区。各变量定义详见表1。

然后建立式(10)和(11)回归方程检验分别研究假设一与假设二：

五、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从均值和标准差看，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权度的波动范围较大，最大值达到3.710，而最小值仅有0.359，说明有些地区的分权程度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而有些地区分权程度仍相对十分低下。此外，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人均薪酬增长率、预算外收入份额、人均GDP增长率等指标均有一定的变动范围。因此样本分布区间基本可以满足实证回归要求。
(二)计量回归结果及分析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分析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表3的回归方程进行了面板异方差(修正的Wald检验)和时序自相关的检验(Woodridge检验)，结果表明表3回归方程均不同程度存在着异方差或自相关的问题(11)。因此我们接着采用一些计量技术以进行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的稳健回归。一般来说，如果样本时间序列不长，截面数大于时序数，针对固定效应模型，可以采用DriscollandKraay(1998)的方法来处理(12)，同时纠正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从而得到固定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标准误(DK稳健标准误)。对于POLS和随机效应模型，我们使用white稳健标准误已减小异方差问题。表4中调整后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调整之后的标准差得到的系数符号与显著度与表3没有明显的区别。



六、总结与建议
经典的QianandRoland(1998)财政分权模型中，财政分权因素是外生影响经济增长的。由此出发，分权与经济增长间有着很强的正相www.lwxz8.com北京代写论文关性且分权因素有助于克服集权环境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按此理论，完全的分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伊始就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性原则，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必然内生于这一发展战略。本文考虑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对分权激励效应的内生影响，拓展QianandRoland(1998)模型框架，在一个更具一般性的模型中完成了对中国分权改革的再考察。我们发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的分权激励经历着由锦标赛激励与薪酬福利激励共同作用的过程逐渐演变为薪酬福利提升激励为主的过程。这种激励方式的演变也使得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加分权程度并不能有效地激励经济增长。
针对理论分析得出的命题，本文对官员锦标赛激励与薪酬收入激励效果加以区分，发现了支撑理论命题的经验证据：1、在经济增速较慢地区，分权的锦标赛激励效应与薪酬收入激励效应均十分明显，在这些地区分权程度的提高有可能有效克服预算软约束问题，刺激经济增长。2、在经济增速较快地区，分权带来的锦标赛激励效应会显著减弱；而薪酬福利的激励效应却没有明显的变化。此时分权程度的增加将难以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反而会激励政府追求包括薪酬、职务消费等隐性腐败在内的收入增长，因而此时不应该盲目地通过增大分权程度刺激经济增长。
事实上，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当中央政府观察到分权锦标赛激励效应下降，而只是薪酬福利激励效应在发挥作用时，就不会再试图通过分权改革刺激经济发展。此时，辅以必要的其他政治体制以及相关法律体制的改革，加强对官员的监督，转变政府官员的行政动力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已使得这些改革在一些试点城市(如深圳)得已开展。这也说明，基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具有独特内生机制，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阻止分权程度的不合理扩大。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因此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仍有待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在本文中，我们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不平衡关注程度的变化。
②也即地方政府的寻租。
③即由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引致的激励。
④此处我们令(4)式和(5)式中的E[，i]相同，是为了比较在初始禀赋相同的情况下，分权会不会出现政府对企业投资更少(也即锦标赛激励弱化)的情况。

⑥为简化分析，本文的理论模型仍依据完全集权与完全分权的情况进行讨论。但结论可以很容易拓展到部分分权的情况。只需要设想在所讨论的q个国有企业(或部门)之前，已存在着(m-1)批(每批q个)依次进入完全分权状态下的国有企业(或部门)。那么我们实际上讨论的就是第m批(q个)国有企业(部门)面临的分权和集权问题。此时下文中命题中的完全集权与完全分权也就可以相应的理解为是分权程度的提高还是减少的问题。
⑦因为一方面腐败立案数多只能说明当地官员违法的显性腐败收入多，而本文所着重探讨的薪酬福利激励是合法的薪酬收入与灰色收入所带来的激励。两者显然有很大的差距。
⑧在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可查到机关与社会团体人均收入，据此可计算人均收入增长率。
⑨2007年后预算外收入指标统计口径统一转变成了专项收入指标。
⑩事实上，由于第一步的判定结果均为FE模型，我们没有使用BPLM模型。
(11)限于篇幅，此处略去检验结果。
(12)此外，还可以用Huber(1967)、White(1980)以及Rogers(1993)的方法对标准差进行调整，前一种适用于存在严重截面异方差而自相关相对不严重的情形，而后一种适用于截面异方差与序列自相关均比较严重的情形。DriscollandKraay(1998)的方法适用于既存在截面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又存在截面自相关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