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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项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方向”都应该得到认可,而实际推进时,却存在诸多担忧.
高考制度要不要改?当然要改,不改将导致应试教育越演越烈,学生畸形成长；可是,在现实环境中,高考制度似乎是最不坏的制度,在公平与公正难以确保的环境中改革高考制度,会不会导致社会公平丧失?
如何撰写高等教育本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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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要不要扩大规模?当然要扩大规模,由此给更多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可是,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增多之后,社会有那么多岗位接受大学生吗?会不会导致大学生严重贬值?
大学要不要实行终身教授制度?按国际经验,终身教授制度是保证学术自由,避免教授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的重要制度；但是,实行这种制度,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懒汉教授”,享受教授薪资而没有任何产出?
教育要不要有市场机制?照理,教育也应该有竞争,才能促使其健康发展；可是,一旦“市场化”,教育会不会步入产业化的歧途,学校会不会变为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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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审视当下的教育改革时,总会奇妙地发现,几乎每一项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方向”都应该得到认可,而实际推进时,却存在诸多担忧.事实上,回顾过去30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同样充满着这复杂的情绪.
高考改革与社会公正
“大家都觉得不恢复高考教育没法办了.”回忆30年前在全国科教座谈会上的发言,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说.
查全性教授在去年纪念高考制度恢复30年之际,被媒体誉为“倡议恢复高考制度第一人”.他回忆说,在发言中,他指出当时大学招生的4个严重弊病：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影响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于是建议：“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
听完查全性的发言,邓小平说：“高考确实应该恢复,但今年怕是来不及了.”其他代表纷纷说：“来得及,来得及!”邓小平同志又问了几个人：“来得及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邓小平决定当年就改,恢复高考.
以上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传奇.传奇中有几大要素,一是建言人“大胆”,敢说真话；二是大胆发言得到领导的积极肯定；三是以雷厉风行的态度,迅速采纳建议并大力推行.
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制度,这一决定,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从那天起,在过去30年中,高考一直扮演着改变命运的“角色”.
2007年,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青年报社、ATA公司联合主办了“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调查”,结果显示,65%的人认为自己当年不参加高考的话,没有别的出路.89.6%的人承认,自己的命运因高考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这种命运的改变,更明显地体现在社会中下层者中：57.6%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考生认为自己的命运通过高考发生彻底改变；而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考生中,持这一观点的仅占16.2%.命运的改变同时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别――在被高考“彻底改变命运”的人当中,农村考生的比例占了69.1%,远远高于城镇考生（30.9%）.
毫无疑问,高考制度给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上升”的通道.而正是如此,高考的公平,显得十分的重要.为了公平,为减少人为的阅卷误差,1985年的高考引入国外技术尝试标准化命题,试行机器阅卷,从此许多科目的考试逐渐走向命题标准化和阅卷自动化的轨道.标准化命题被认为进一步增强了考试的公平性、公正性.同样为了公平,高考制度努力强化一分也不能少的录取规则.几乎每年各地的招生部门负责人都会反复强调低一分也不能投档的规则,以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过去20多年里,关于标准化命题的争议不断,但是无论是国家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市命题,基本的命题方式,目前还是沿用标准化路线,因为这种命题方式,可以减少主观因素对卷面成绩的影响,由此确保学生“公平竞争”.今年重庆高考作文评卷中传出消息,一篇对教师有负面评价的作文,最初被评为零分,在复查时才重新给了36分,这表明,如果高考试题中主观（非标准化）题目太多,极有可能导致一些学生因为评价标准不一而受损.
同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带来了问题,比如基础教育育分不育人的“教育方向”,“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中小学教育的题海战术普遍盛行.
素质教育概念在恢复高考10周年时,被国家教育部门隆重推出.1987年4月,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九年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统稿会上首次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在在素质教育概念提出2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基础教育尚未探索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大家都意识到问题所在,套用查全性教授评价当年社会对恢复高考制度的渴求心情的句式――大家都觉得不恢复高考教育没法办了――“大家都觉得不改革高考制度不可能推行素质教育”.
可是,高考制度的改革却很艰难.打破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高考改革艰难推进.自主招生实行6年了,效果如何?今年高考录取中,清华大学降60分录取蒋方舟引起争议,不少人仍旧反对实行自主招生,认为这制造了教育不公平：谁有资格申请自主招生、谁来评价自主招生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具体的优秀标准是什么等这一系列问题,大学并没有给出满意的回答.于是,有相当多数人呼吁,停止自主招生,甚至喊出宁愿牺牲一个未来的钱钟书,也不能破坏教育公平的口号.
我是高考多元录取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具体建议包括,改目前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统一高考,为社会考试机构举办的学业水平考试,这样的学业水平考试可以有多家多种,并一年举办多次,由大学、高中生自主选择,并在选择中促使考试机构的竞争,这既可避免教学完全围着考试转的情况,也可使考试评价更为科学化；改目前按统一高考成绩录取学生的录取制度为高校自主招生制度,高中生中学的表现,选修了哪些课程、这些课程的难度如何、获得的成绩如何,参加了哪些社区服务活动、有哪些创新科技成果,也是高校考察的重要内容,如此,才能使对学生的考核评价综合化、动态化、持续化.可是,这些建议无一例外地被批评为不具备可操作性,而根本原因是当下社会诚信依然缺失,大学公信力也有待提高.
高考制度改革,不比恢复高考制度,虽有改革共识,但涉及利益广泛,在教育公平问题的困扰下陷入困境,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未来高考改革的难题.
高校扩招与大学生身份
曾经有大学毕业生向我抱怨,扩招让他们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无法找到工作.按照官方的数据,每年至少有30%毕业生无法在毕业当年找到工作,具体而言,现在每年无法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数,比1998年一年所有高校招收的学生还要多――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而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近560万,按30%计算,不能当期就业的毕业生达到168万!
1999年高校扩招的建议者汤敏先生,被称为“扩招之父”,在扩招的最初时光,这一称谓还有几分褒义色彩,因为这一扩招举措,让多少被挡在大学校门之外的学生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而随着2002年第一批扩招学生就业,以及2003年大学毕业生剧增,扩招建议开始被质疑.
汤敏先生至今仍然坚信扩招的建议没有错,只是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的一封信中,他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项目,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这5条理由中,真正与教育相关（教育条件、教育承受能力）的理由,只有第四条,其他的,都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理由.而这第四条“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还值得商榷.
每个研究者都有建议的权利,问题在于对研究者的建议,政府该采取怎样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以符合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令汤敏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建议有一部分很快得到采纳,而且推进速度更快,汤先生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而有些部分却没有得到采纳和及时推行,比如,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以及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
在官方看来,正是扩招,为中国教育过去10年书写成绩,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经过10年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达到24%,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实现了全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光辉业绩.
扩招无疑使得更多的人才有了“大学生身份”――回顾从恢复高考的1977年,到1998年,这21年时间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生108.36万人,这一年的招生规模,比上年增加8.32万人――这21年间,平均每年招生规模递增数为4万名左右.如果按照平均每年增加4万名招生规模计算,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规模为150万左右,如果按照1998年的递增规模8万人计算,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规模为190万左右――但是,当“大学生身份”是需要自己付出高昂的学费,而且,即便有了大学生身份,却无法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时,不由让大学生对自己读大学是否值得产生怀疑.200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后悔读大学的学生占到所有被调查学生的30%.
同样的问题,已经逐渐上移到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数据显示,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可是对应这样的博士培养规模,我国培养的博士有相当比例并没有到科研单位从事与所接受博士教育相关的研究工作,而是到了一些其他学术要求并不高的岗位,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招生、培养、就业,在教育中是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有怎样的培养能力招收多少学生,根据社会需要适当调整学校的培养定位与具体结构与数量,这是办学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可是,为了数字规模,或者为了诸多非教育目的,很多高校置规律于不顾,把高等教育演绎为“身份教育”.
教育市场机制与产业化
我们已经听到教育部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没有出现过产业化问题,事实上,一些地方教育产业化曾经轰轰烈烈地推进.而教育部的坚决表态,传递的信息是“教育产业化破产”.
按照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受教育者分摊部分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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