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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是养老保险主要的两种筹资方式.关于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主要梳理了国内学者对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储蓄和经济增长、社会总福利、人口老龄化、转轨成本这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最后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简单的述评.

关 键 词 ：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

一、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储蓄和经济增长

在索罗（Solow）提出的经济增长“黄金定律”模型中得知,当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超过稳态的资本边际产出时,这一经济就处于动态无效的状态.在一个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引入现收现付制度将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而在动态有效的经济中,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经济增长率,基金积累制则是最优的选择.艾伦（Aron,1966）严格证明了在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利率时,引入现收现付制对个人的福利将会是一种改善.根据国外学者的基本理论,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国情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交叠世代和Ramsey增长模式,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的长期区别.他们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基金积累制具有更高的平均消费增长率、平均消费水平以及更低的税率扭曲.所以基金积累制更利于经济增长.

袁志刚、宋铮（2000）运用了两期叠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个人最优储蓄率的影响.同时针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上升.而且中国目前的个人最优储蓄率高于黄金律要求的储蓄率,所以降低储蓄率就可能带来帕累托的改进.

朱清（2001）从判断中国是否满足“艾伦条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选择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会造成中国的实际利率较低从而长期抑制国内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根据以上情况,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满足“艾伦条件”,所以我国现在仍然采用现收现付支付制度比较合理.

袁志刚、封进（2004）利用1986-2002年的历史数据说明了中国的实际总工资增长率大于以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或5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衡量的投资收益率.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现收现收现付比基金积累制更有效率.他们指出从效率角度看,如果中国未来中国依然能保证现收现付制度有较高的收益率,那么,就应该发挥现收现付制的代际再分配功能.同时他们提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如果经济按此趋势运行将会出现一个动态无效的均衡.在这一状况下,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更合适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文献综述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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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社会总福利

郑伟、孙祁祥（2002）从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两个角度对养老保险制度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不同的养老制度的优劣取决于具体的参数条件,并不是绝对的；第二,即使在一定参数条件下得出基金积累制是最优选择的结论时,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最优选择的冲突可会使基金积累制的制度选择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与以往的分别设定现收现付制模型和基金积累制模型不同,封进（2004）利用福利经济学模型推导出了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现收现付和基金制混合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最优混合比率.她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的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大于投资报酬率,或者当收入差距较大时,采用现收现付制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改善.所以她得出结论是我国仍然应该选择现收现收现付制度为主体的筹资方式,这种制度最终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水平.

何樟勇、袁志刚（2004）从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角度来考察两种筹资模式的影响.他们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实际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无效区域,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可以有效的改善资本积累过度的问题.如果在动态无效的区域实行基金积累制,那么这一制度不会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所以当前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轨时机并不成熟.

封进、宋铮（2006）应用一个一般均衡的代际交叠模型对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福利分析.文章采用中国的数据,对中国城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做了数值模拟,评价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并给出了最优的养老规模.文章得出结论是引入一个合适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社会总福利而言是一种改进.

三、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人口老龄化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给养老保险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压力.西方很多学者认为现收现付制具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支付的负担会日益沉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面对人口老龄化可能造成的现收现付制度的支付危机,国内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刘贵平（1999）研究了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际再分配功能产生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未来的年轻人的福利受到损害同时他们成为养老保险金的净贡献者.

朱青（2001）从总负担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基金筹资模式选择的影响.作者认为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的少儿负担率将趋于下降,未来人口总负担系数不会大幅度增加的,所以未来人口老龄化不会给社会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因而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筹资模式并不一定要转向基金积累制.同时作者还指出无论哪种筹资模式,从实物经济角度看,养老金计划仍然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所以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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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东（2003）从我国养老金计划的历史沿革和养老金计划的隐性债务角度分析,认为完全放弃现收现付制度在我国而言是不合适的,因为第一人口老龄化在可预期的将来会得到缓解,但是筹资方式的制度性剧变会付出较大的转轨成本.第二,现收现付制度内部也可以通过采用例如上调养老金缴纳比例、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手段以来应对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所以,作者认为如果改革的养老保险计划中没有现收现付制度因素的话,那个这个制度是不会成功的.

封进（2004）运用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内涵和再分配功能实现的条件.她的研究说明了年青一代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会导致平均福利的下降和代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动对福利的不利影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则有助于缩小代际收入差距,但是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未能提高时,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适用的空间十分有限.

程永宏（2005）构造了一个养老负担理论模型,从在职者养老负担率定义出发,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制度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放弃现收现付制度的合理依据,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造成养老保险的支付危机.支付危机的产生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那么即使是现收现付制也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曾毅（2005）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与养老金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作者认为我国必须利用今后2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机遇,努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带来的严峻挑战.

四、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转轨时机和成本

赵耀辉,徐建国（2001）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渐进改革始终忽视了激励机制的问题,才会使体系内资金缺口不断扩大.他们认为目前养老保险体系的社会支柱部分过于庞大,导致制度中的再分配功能削减了社会缴费的积极性.所以他们主张以建立完全的基金积累制来形成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机制.

孙祁祥（2001）研究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出现的个人账户空账与转轨成本问题.他认为做实个人账户才是中国养老筹资方式真正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的关键.同时文章的研究认为,政府应当负担转轨

关于经济学论文范例成本.政府可以通过使用政府经常性收入、出售国有资产、发行特种国债、发行福利彩票等方式来支付转轨成本.但仅仅依靠政府经常性收入来弥补转轨成本是不可持续的.

王燕等（2001）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模拟了不同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式对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不同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应该向可以持续的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金积累方法转变.他们的模拟结果表明：第一目前的现收现付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看如果保持这种方式不变会导致财务状况的恶化.第二在利用各种税收在支付转轨成本的情况下,使用个人所得税支付转轨成本能最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轻收入的不平等.第三如果采用一种新的社会保障税替代当前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养老金体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是同一的而且财务上可以持续的.

袁志刚、葛劲峰（ 2003 ）对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他们运用叠代模型和索罗模型分析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动态运行方式.他们分析指出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关键在于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是否得到满足.他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储蓄率高于黄金率水平而且中国的储蓄还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所以目前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向基金积累制是不合时宜的.

王红梅（2005）针对养老保险转轨中的隐性债务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空账”的概念.她认为对于统筹部分中缴费与给付不相连接的问题,可以在现收现付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实行名义缴费确定型的方式解决.

五、简单述评

首先,从储蓄和经济增长角度看,在外生增长理论和OLG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国内学者大多认为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偏高,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现收现付制度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筹资方式.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国内学者通过引入福利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人群、利益群体的分析认为一个合理的现收现付制度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这些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较好的分析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筹资模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缺少对中国地区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和财政压力不同,所以地区间差异的研究应该是将来的研究重点.

其次,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内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能完全转向基金积累制度,应该在筹资模式中保留一定的现收现付的比例.在关于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分析上,国内还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也没有明确的指出转轨的成本到底由谁来承担和以何种方式承担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文献研究中缺乏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的研究,以及一些政策变量例如养老保险税率,退休年龄,特征群体等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1］孙祁祥：《空帐和转型成本――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效应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2］袁志刚：《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3］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

［4］赵耀辉,徐建国：《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

［5］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激励与增长》,《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

［7］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2001:《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8］程永宏：《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9］朱青：《当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宜转向基金模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2期

［10］袁志刚、封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再认识》,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4

［11］王海东：《我国城镇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对比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年第1期

［12］袁志刚、葛劲峰：《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3］王新梅：《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文汇》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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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经济学》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佳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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