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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关 键 词：曾国藩；《曾国藩读书录》；韩愈；韩文；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17706
作为清朝“中兴之臣”和“一代儒宗”的曾国藩,在事功和学术上都卓有建树,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军事史、教育史研究者所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酷嗜读书,经史子集,无不赅览.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到①,经他批阅的经部书籍有八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二十九种,史部中最重视《汉书》,下评语369条.集部中最重视《昌黎集》,批评最多.其中诗批评54首,大约占韩诗总数的八分之一.文批评165篇,几乎占到了韩文总数的一半,不仅从数量上看,曾国藩对韩文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了诗歌,从批评的深度和丰富性上讲,韩文的批评也超过了韩诗.因此,在集部中,韩文的批评可以反映出曾国藩读书治学的特色与风格,曾氏对韩文的研究成绩也可从中窥得一斑.
一
曾国藩的批评透出他对韩愈其人其文特有的崇敬之情.
曾氏评《重答张籍书》：“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数篇文字斥之,遂尔炳如日星.识力之大,令千世人肃然起敬.”[1]（202）韩愈的《重答张籍书》申明了自己此时不能著书立说,排斥佛老,是考虑到二氏为当时君相所宗,若作书排之,必遭时忌而取祸,所以要等待时机,以图佳效.韩愈这篇文章,茅坤、林云铭、何焯、林纾等名家都有评说,但皆从文章内容和论辩层次入手,分析韩愈立论的正确和辩驳的有力.曾国藩却能由此及彼,联想到韩愈另外的几篇排佛文章（如《论佛骨表》、《原道》等）,对韩愈的排佛功绩大加赞赏.这不能不说在曾氏的潜意识里,时刻有一个功高业伟的韩文公形象的存在.曾氏评《送王秀才序》：“读古人书,而能辨其正伪醇疵,是谓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1]（207）韩愈此文,意在勉励一位儒学后生,借机阐述自己对儒学源流演变的认识.诸家有评,如方苞曰：“北宋诸家皆得退之之一体,此序渊雅古厚,其支流与子固为近.”[2]（261）刘大曰：“韩公序文,扫除枝叶,体简辞足.”[2]（261）张裕钊曰：“其渊厚,子固能得之,其朴老简峻,则不及也.”[2]（261）方、刘、张三家评点均是对此文内容和文风的分析,尽管有拔高之嫌,但还没有离开文本.另外,储欣、林云铭、何焯、沈德潜等人亦有评,同样着眼于文本的分析.而曾国藩竟从这篇赠序中得出“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的结论,实在是能够说明他对韩愈的尊崇程度.
以上两则评语是曾国藩透过韩文对韩愈其人的高度评价.再看几则对韩文本身的褒赞.
评《罗池庙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1]（215）评《柳子厚墓志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一段：“此段为俗子剽袭烂矣,然光气终自不灭.”[1]（216）评《与孟尚书书》：“此为韩公第一等文字,当与《原道》并读.”[1]（205）尽管曾氏并没有批评《原道》一文,但在家训、书札中屡次提及.况且《原道》是韩愈的代表篇目,历来评韩文者几乎无不涉笔,程颐、范温、王阳明、归有光、方孝孺、茅坤、何焯、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蔡世远、过珙、刘
大、姚鼐、余诚、蔡铸、林纾、吴生、钱基博等人都对其推崇备至,曾国藩通过《与孟尚书书》的批评,将两文同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对韩愈的崇敬之情还可以通过对读其他别集的批评看出来.曾氏除了爱读韩愈诗文之外,还喜爱读陶渊明、杜甫、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但在这些人的别集批评中,或为诗句本事的揭橥,或为人名、地名的介绍,或为诗歌特色、风格的阐发等.并且在批评别家的时候,往往会提到韩愈,如评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叙事得雄直之气,韩公五古多学此等.”[1]（181）评黄庭坚《再答冕仲》时提到了韩文“子本相侔”等,不仅显示出曾国藩对韩愈诗文的熟稔,也显示出对韩愈风格渊源的提示.
曾国藩在其日记、家书、诗文中亦屡次提及韩愈.如曾在家书中说：“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3]（187）并且把韩愈称为“千古大儒”.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作《祭礼部韩公祠文》,其中有曰：
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4]（238）
自朱子以来,韩愈的儒学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朱熹《读唐志》：“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又谓之“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5]所以后来的理学家,多以为韩愈“不知道”.曾国藩的这篇祭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也多次表达了对韩愈的尊崇之情.如《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二称：“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4]（80）《太学石鼓歌》有“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之句.[4]（92）《杂诗九首》之一谓：“早岁事铅椠,兀傲追前轨等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拟.”[4]（6）还有如“文笔昌黎百世师”,“私淑韩公二十霜”等等,将韩愈作为自己进德立言的榜样来学习.
曾国藩对韩愈的推崇应该说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人气质以及政治、学术祈向的因素.
曾国藩出自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经世之心转浓,进取之气日长.②曾国藩虽出身于寒门冷籍,但亦是耕读之家,从小奋发攻读,进入翰林院之后,逐渐走上治学的道路,并立下宏大志向,“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6]（14）.在不断的读书问学中,曾国藩选择了诸葛亮、韩愈、王安石等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并最终更为钦慕韩愈.因为韩愈在卫道、事功、诗文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终生勇于进取,加之气质相近,曾国藩向慕韩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二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显示了他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
何谓“士大夫之学”?南宋时期,在湖南为官的胡安国上书皇帝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7]（274）强调了“士大夫之学”应“言行相称”,“可济时用”,积极实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比曾国藩年长一岁的陈澧说：“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8]“博士之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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