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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市场主要关心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经济增长的趋势,即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多少.另一个就是经济的需求端的结构.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实现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一个关键是消费能否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稳定因素,实现从“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向“中国消费”的转型.
消费长周期的上半场——中国为什么“不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经历了1978～1981年短暂上升期和1994～2000年相对稳定期,其余大部分时间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1年以来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0年的33.8%,十年累计下降了13个百分点；总体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累计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过去十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34%,比此前（1978～2010年）的历史平均水平低了12个百分点.
这篇论文出处 http://www.sxsky.net/guanli/00275914.html
国际经验显示,由于工业化推动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居民消费率往往呈现U字型走势,中国居民消费的下降并非历史个案.但是横向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均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的绝对水平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分别比美国19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低了16个和29个百分点,分别比日本1955年以来历史最低水平低了19个和12个百分点,也大幅低于印度和巴西历史最低水平.主要国家历史上均没有出现过像我国2010年这么低的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
我们从住房消费入手,估算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可能被低估的程度,结果显示居民消费率的低估不改变其2001年以来总体下降的事实,中国消费率显著低于其他国家也应该是确定的结论.
我国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也有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在2000～2008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从46%下降至35%,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幅度约6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2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有1/3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2/3由储蓄相关的因素导致.而压低中国居民的收入、抬高居民储蓄率的主要因素则集中于：过去十年,在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形成挤压,同时居民内部财富和收入分配日益不平衡,造成平均储蓄率上升.而人口结构的变动既是这些不平衡的关键驱动力量,也是相关体制、政策扭曲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的支持因素.
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根源是人口结构.过去二十年我国人口结构变化遵循两个大的趋势：一个是人口红利,青壮年人口多,抚养比下降.另一个是城乡转移,在农村不充分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转移到城市工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过去十年,城乡转移和人口红利的两大因素叠加,造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独特条件.这一条件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工资增速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
以上这种比较特殊的人口结构,也使得一些不利于消费扩张的体制和政策安排变得“可持续”,从而实现了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长期挤压.从企业部门方面,体现为企业的储蓄和投资上升.而由于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虽然企业投资上升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工资上升受到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压制.换句话说,没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企业的高投资必然导致工资快速上升,利润率收缩,最终企业的高储蓄、高投资不可持续.除此之外,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造成居民向企业提供廉价资金却不能有效分享企业收益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
政府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的主要表现就是：过去十年政府收入增长很快,同时政府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不足,造成了政府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挤压了居民部门的收入.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又造成政府在支出方面倾向于投资,公共服务支出增长较慢,体现为政府储蓄率上升.
在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入形成挤压的同时,居民部门内部贫富差距也在拉大.2002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的13倍,2010年上升到16倍.一方面是税收结构对居民收入差距调节乏力,当期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房价上升导致居民的财产差距和永久收入差距,以及代际的贫富差距的拉大.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扩大,降低了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此外,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的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进展的同时,也将原先由企业和政府承担的相关储蓄部分转移到居民部门,客观上扩大了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政府和企业转移支付功能的减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平均储蓄率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产成了抑制.
消费长周期的下半场——消费率趋势性上升
从现在的时点向未来观察,我们认为人口结构等驱动消费长周期上半场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并由此带领中国消费长周期迈入下半场,也就是消费率趋势性上升.事实上,东部的消费率从2008年开始已经回升,根据官方的消费统计,中部和西部的消费率这些年持续下跌,但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已经从2008年的31%的低值上升至2010年的近32%,可能预示着中国消费长周期上半场的拐点已经出现,或者接近出现.
人口结构的变动仍然是消费长周期步入下半场的根本驱动因素：
首先,人口年龄结构显示,生产者/净消费者比率在2015年见顶后将逐渐回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将降低居民储蓄率,同时提高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在GDP中占比,从而提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其次,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加剧工资的上涨,改善收入分配.我们估算,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已经从2005年的1亿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3000万左右,未来的十年内将进一步下降、直至无可供转移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劳动力供给趋紧会刺激工资上涨,过去两三年,中国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实际涨幅已经有所提高,尤其是农村地区.从机制和政策层面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过去支持政府和企业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挤压的因素将越来越不可持续.相关的改革和政策变化已经开始,新一轮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房地产调控,都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当然,这些改革对消费的影响有多大,将取决于相关改革推进的力度和速度.
房地产学位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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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府财力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推进力度加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的扩大,起到了缩小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作用,有利于提高社会平均的消费倾向.同时,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居民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相应降低,将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目前呼声渐高的税制改革,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低税负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同时,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更加注重发挥转移支付等财政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这些改革如果能有效推进将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
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有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高,预计未来五至十年间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等金融改革将基本完成或取得重大进展.利率市场化将提高存款利率,提高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更广意义上讲,资本市场深化将发展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投资工具,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储蓄收入,分享企业盈利,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居民消费率.资本账户开放将扩大居民海外投资渠道,改善居民投资收益与风险分散的平衡.
随着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危害日益得到决策层的共识,房地产调控政策呈现长期化趋势.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包括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的限购限贷政策和保障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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