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当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摘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已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但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FDI在华投资区位的不平衡发展,例如东部地区以自身所占据的优势吸引了将近90%的FDI。为此,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利用1983―2010年的数据对于影响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多个变量的影响水平,并提出了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关键词］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1-0089-0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纷纷选择中国作为投资的东道国。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主要代表,具有幅员辽阔,市场容量大的优势,因此如何选择投资的区位也成了值得考虑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外资进入国,而在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了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是FDI在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即便在2010年,中西部地区FDI的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东部地区仍然占据着高达88%的FDI份额。由此可见,西部、中部和东部在利用外资领域的差异更加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1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及区位选择现状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的外商投资实际利用额达到1057.35亿美元。
从图1可以看到,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不断加大,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主要鼓励在沿海开放城市投资,再加之这些地区具有人才素质,技术水平和交通便捷的优势,使得外商投资多达90%的份额都集中在了中国的东部。虽然近年来我国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使得份额有所提高但是仍然有很大的不足,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如图2所示,东部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独占的优势,而中西部地区虽然FDI存量在不断增长之中,但是增长的幅度很小,比重仍然不足。
2学术界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
西方最早的区位选择理论是古典阶段区位理论。其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学说,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再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而发展起来的。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都是成本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而克里斯塔勒则从中心性的角度提出了中心地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位理论学派派别林立,不再仅仅只是以成本为考虑的因素,更多的包含了各种非货币收益和效用最大化。现代区位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五大流派,成本―市场学派、行为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学派、计量学派。尽管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经常忽略投资区位的选择性问题,但随着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近几十年来,关于投资区位的选择性问题越来越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问题。
英国Reading大学的Dunning(1977)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和跨国企业：一种折中主义办法的探索》一文中提出了折中理论(OIL)。折中理论通过厂商特定资产所有权、内部化、国家区位三个方面综合解释直接投资。其中的区位优势对在华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理论指导。它指的是东道国现存厂商以内部化方式将其特定资产与当地某些资源要素相结合使用,包括：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低成本、有效率、有技艺的劳动力,市场较大的规模和较快的发展,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政府制定的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而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要素的优势不同,因此也决定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选择有利于自身内部化的区位地址。
美国哈佛大学的弗农教授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区位选择的问题。他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产品生命周期更迭的结果。新产品依次经历的导入、增长、成熟和衰退期需要在创新、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转移。相同的在同一个国家内,由于各个地区发展情况不同,具有的优势不同,产品需要在不同地区转移。
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发展,无形资本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以马库森、赫尔普曼和赫斯特曼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知识资本的角度来解释投资区位的选择。他们认为知识资本传输具有易变性,而以之是为基础的资产对企业生产来说都是技术劳动密集型的,这为垂直型跨国公司和企业生产地理分割创造了基础。因此不管是全球性的区位还是某个具体国家的区位选择都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贸易的成本,如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关税,配额和地理位置临近等优势；二是潜在的大市场效应,即该区是否具有良好的市场结构和市场前景。
除了上述传统的区位因素外,学术界也产生了研究集聚经济为主的区位选择理论。所谓的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以及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以及规模和范围经济(SmithandFlorida,1994)。在当前有很多实证的研究和分析说明集聚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鲁格尔和谢蒂(1985)通过对标准产业分类的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外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Guimaraes(2000)通过欧洲厂商在葡萄牙的直接投资的研究也证实了多种集聚效应的影响。在我国国内也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一些研究,贺灿飞等(1997)对港澳地区在中国内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空间扩散进行了实证分析；鲁明鸿(1997)、张纪凤(2003)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区位选择做了实证的分析；肖光恩(2008)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3样本选择、模型构建及回归结果
3.1变量选取
根据波特教授的“新钻石模型”,我们可以模拟出影响区位选择的一些因素。
由于影响FDI区位的因素错综复杂,我们根据主要的四大影响因素,选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因素来进行分析。对于人的因素,本文选择了教育支出总值(EDU)作为代表；对于金融因素,基于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性,则选择金融业的总产值(FIN)作为衡量的标准；对于另外两个因素则选取,GDP,人均年工资水平(WAGE)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产值(TRANS)作为研究的变量，见下表。
3.2样本数据及模型构建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是中部、东部和西部的历年统计数据之和,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网的编制。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各个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自然对数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外资的区位分布。构建模型如下：
LnFDI=α0+α1LnFIN+α2LnTRANS+α3LnGDP+α4LnWAGE+α5LnEDU+ε
(其中α0是常数,ε是误差,偏回归系数αi)
3.3实证检验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3.3.1变量间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进行检验变量序列是否平稳。按照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原序列及残差项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3.3.2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上述表3检验结果表明原始变量之间存在单位根,但是将其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单位根,ΔY、ΔLnFINA、ΔLnTRANS、ΔLnGDP、ΔLnWAGE、ΔLnEDU分别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是一阶单整,符合Johansen协整检验条件。结果如表4所示：
3.3.3误差修正模型检验
根据Granger定理,一定存在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运用EG两步法,我们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如下:
DFDI=0.098+0.8341×DLnFIN+0.4741×DLnTRANS+1.1579×DLnGDP+(-0.2784)×LnWAGE+0.6731×DLnEDU-0.076×aecmt(-1)
在该方程中,aecmt(-1)的系数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越大表明自我修正功能越强。aecmt(-1)系数为-0.076,表明如果当年产业影响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下一年中误差修正项会进一步加强影响,即产业影响因素的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这些因素显著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
3.3.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一种用来分析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办法,是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包含过去信息的情况下对被解释变量的预测效果,其结果较单独由被解释变量的过去信息对于被解释变量的预测要准确,预测精度有所改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4检验结果分析、启示和建议
4.1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对1983―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影响FDI产业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为金融业的总产值(FIN)、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产值(TRANS)和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年工资水平(WAGE)及教育支出总值(EDU)。
(1)金融业的总产值(FIN)、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产值(TRANS)和地区生产总值GDP及教育支出总值(EDU)与外商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各地的GDP是影响FDI的首要的因素。由于东部地区GDP的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经济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因此东部具有天然的明显的优势条件。同时东部地区基础好,再加之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使得该地区教育文化水平、金融服务体系和交通通信设施等都较之发达。这就成为了吸引FDI的主要原因。而且现存FDI对于外商投资的影响也比较大,可以看出集聚经济的作用。
(2)人均年工资水平(WAGE)比重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当地人均工资水平越高,就会增加外商投资成本,相应减少外商的利润,因此地区人均年工资水平比重与外资呈现负相关,这符合我们前面的假设分析。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财政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外资将减少0.2784个百分点,但是其影响的置信度并不高。可见,随着FDI在中国市场的不断深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具有优势了。外商在华投资,更多的在于看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具有潜力的发展市场。
4.2启示
外商在华投资区位选择受到来自市场、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金融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各条件的优势成为了FDI的区位首选,这种差异是具有客观性的。因此各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和条例法规的建设。而中西部地区暂时存在劣势和不足,只有通过加强交通通信等基本的建设投入,提高地区的生产能力,争取更多的优惠的政策和法规来推进FDI的进入和深化。
4.3建议
随着越来越多的FDI流入中国,各地区要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准确地理解和运用自己的区位优势。特别是中部西部地区,要从分了解自身的优势,不可以盲目套用较发达地区的方法和策略。从市场、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金融等因素来进行SWOT分析,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是吸引FDI流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行之路。
(2)优化自身的投资的环境以便吸引外商投资,主要从基础设施和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其中主要包括政策、服务、法制和人文等各个方面,而不能再单纯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3)提高招商引资的方式,要有所创新,有所探索,敢于实践。以政府为主导,和各个国有、集体、私人企业共同协作、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张纪凤.对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02(2).
［2］肖光恩.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发展的新趋势［J］.亚太经济,2009(2).
［3］Dunning,J.H..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theGlobalEconomy［M］.USA∶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