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1]。但同时,区域间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不利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识别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路径和各区域对海洋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度,并进一步探寻不同驱动因素对各区域海洋经济增长变化的作用强度差异性,有助于比较深刻地认识中国海洋经济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
重心概念源于物理学,其本意是指一个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产生的合力的作用点。美国学者弗·沃尔克于1874年提出人口重心的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将重心模型运用于人口、就业、经济、能源及环境污染等领域中[2,3,4,5,6]。如在经济领域中,Klein、Grether、Mathys运用重心模型研究了世界经济重心的变化[2,3]。在国内,冯宗宪、黄建山[6]、孟广文等[7]、林思宇等[8]分别对全国及不同省域的经济重心进行了分析。在海洋经济方面,其重心时空演变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如贾明瑶[9]、王泽宇等[10]等分别以江苏省和我国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重心演变特征。夏普利值分解法被认为是识别重心迁移推力的有效方法。张露等[11]、叶明确[12]利用夏普利值分解法测算分析了各区域对我国天然气供需、我国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度。此外,国内学者们分析了资源、劳动、资本、科技、金融和政策等因素对中国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在具体量化每个因素贡献度和系数估计的显着性与准确性方面略显不足,而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LMDI)可弥补这一不足。国内已有学者运用LMDI分解法分析了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13,14]。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不同要素重心迁移的研究较多,而对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海洋经济重心迁移背后推力和驱动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首先运用重心模型分析1996—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路径;其次,利用Shorrocks[15]提出的夏普利值贡献度测算法分解不同区域对中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度;最后,运用LMDI分解法对不同区域海洋经济增长的动因进行分解,从本质上探寻不同区域对重心迁移贡献大小的原因,以期揭示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推力和驱动因素,为制定和调整海洋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为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区域对中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度,本文分两级空间单元进行研究:(1)选取我国东部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除外,以下简称“省份”)为基本空间单元;(2)根据沿海省份地理位置和前人研究,以环渤海、中部沿海、南部沿海三大区为较宏观的空间单元,其中环渤海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中部沿海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南部沿海包括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海洋经济生产总值(GOP)能综合反映出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海洋财富总和,故选取沿海11个省份的GOP数据为海洋经济分析指标。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及相关省份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6—2015年。为消除通货膨胀率影响,以1996年为基期使用GDP平减法对变量数据进行了平减;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拟合和周围地区近似值替代的方法补全。
3.1、海洋经济重心
海洋经济重心是指在区域空间里存在一点,在该点各个方向上的海洋经济力量能够维持均衡。由于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不同,导致海洋经济重心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其移动轨迹代表了海洋经济空间转移的过程,反映了中国海洋经济差异变化过程。计算公式为:
式中,X、Y分别为海洋经济重心经度坐标和纬度坐标;n为区域个数;Xi、Yi分别为第i个区域单元的经度坐标和纬度坐标,选取沿海各省份主要沿海城市坐标;Mi为第i个区域单元的海洋生产总值。
3.2、夏普利值分解法
考虑到不同区域对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不仅受到自身海洋经济变量的影响,还受到来自其他区域海洋经济变量的间接影响,而且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较快,前后期海洋生产总值变化较大,常用的简单分解法、方差分解法和微分分解法均不适于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度研究[11,12,15],因此选取夏普利值分解法测度不同区域对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度。
夏普利值方法源自博弈论,是讨论收益或成本如何在局中人进行分配的方法。Shorrocks提出了基于夏普利值的因子贡献度测算。在此基础上,万广华[16,17]提出了基于回归的夏普利值分解法,研究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海洋经济重心分解本质上是一种非线性分解,因此可以采用夏普利值法来计算各区域对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度。
在海洋经济重心的贡献度分解中,假定有n个小的区域组成一个大的区域K={1,2,…,k,…,n},则第K个区域对海洋经济重心移动的边际贡献为:
采用这种分解法得到的分解结果不是精确分解,即各小区域的边际移动量之和不一定等于总移动量。因此,需考虑所有区域{1,2,…,k,…,n}的一个排列次序σ=(σ1,σ2,…,σn),若k区域位于第r个位置,即σ=(σ1,σ2,…σr-1,σr=k,…σn),则定义k前面的r-1个区域集合为Prek(σ)=(σ1,σ2,…σr-1),在此排列下,k区域的边际贡献计算公式为:
为了消除“路径依赖”,考虑n!个不同的排列组合,记所有的排列组合为Π(n),则第k个区域对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计算公式为:
要计算11个沿海省份对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度,则需计算11!=39916800种排组合下各省份的贡献度,计算量较大,因此借鉴参考CastroaJ等基于采样理论的多项式算法[18],计算各个区区域域对对海海洋洋经经济济重重心心迁迁移移的的贡贡献献率率,,具具体体计计算算方方式式见参考文献[19]。
3.3、LMDI分解模型构建
按照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的思想,参考相关研究[13,14],选取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作为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将T-1时期到T时期的GOP变动量表示成为各个解释变量贡献份额的线性表达式为:
式中,T为时间;ΔG为各影响因素驱动下的海洋生产总值变化量;ΔGL、ΔGC、ΔGJ分别表示劳动力变动、资本变动、技术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其中以涉海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替代变量,以海洋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沿海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海洋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资本替代变量,以海洋科技经费总额作为技术替代变量。
4.1、海洋经济重心演变轨迹分析
本文将各省份地理坐标和各年海洋生产总值代入式(1)计算1996—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经度和纬度坐标,然后绘制我国海洋经济重心的时间和空间演变轨迹图(图1)。从图1可见,1996—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在东经117.77°—118.77°、北纬29.58°—31.38°之间移动,始终位于长三角地区,与几何重心(东经117.44°、北纬30.67°)相偏离,表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移动方向来看,1996年以来我国海洋经济重心总体上呈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势,但在各个方向上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1996—2007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主要向东北方向移动,中间略有反复;2007—2015年,海洋经济重心迁移转向西南。从重心移动的距离看,过去16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移动的最大距离约为112.22km,由南向北移动的最大距离约为198.82km;1996—2007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在南北、东西方向上的变动较大;2007—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走向缓和,进一步说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有所收敛,海洋经济整体空间格局趋向稳定。
图11996—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演变轨迹
4.2、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度分解
通过分析海洋经济重心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海洋经济重心的移动方向,但却不能回答如下问题:当海洋经济重心持续向北移动时,究竟是整个北部沿海区域或大部分北部区域的海洋生产总值增长较快,还是仅仅由于北部沿海某一个或几个区域海洋生产总值有了突出的增长,还是因为南部沿海整个或某一个区域海洋生产总值增长较慢导致的,抑或与南北方向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无关,只是中部沿海区域海洋生产总值增长不均衡所引起的。对此,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分解不同空间单元对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率,并根据各区域位置来判断究竟是何种原因推动海洋经济重心的迁移。本文参考叶明确的做法,定义贡献率为正的省份为“引擎省份”,贡献率为负的省份为“逆引擎省份”,分别表示推动和抑制重心向某方向迁移的力量。
根据夏普利值分解法,计算分析不同空间单元在不同阶段对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率,并绘制各空间单元贡献率图(图2)。从图2可知,不同空间单元对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率存在显着差异性。图2a显示,1996—2007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向东北移动的引擎省份按照大小排列分别是广东、广西、河北、天津、上海、海南,说明在整个研究期内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背后推力不仅与天津、河北、上海海洋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有关,还与广东、广西、海南海洋经济增速较慢密切相关。福建和浙江则成为抑制重心迁移的第一、二逆引擎省份。2007—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转向西南的引擎省份是广东、辽宁、河北、广西、山东、浙江,表明重心迁移的推力主要来源于广东、广西海洋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还受辽宁、河北、山东、浙江海洋经济增速较慢的影响。在该阶段内,福建仍是抑制重心迁移的第一逆引擎省份,天津是第二逆引擎省份。
图2、不同阶段各空间单元贡献率
由图2b可知,在研究期我国内南部沿海区和环渤海区是海洋经济重心移动的主要推力,中部沿海区则成为抑制重心移动的力量。1996—2007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呈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势,南部沿海区海洋经济增长较慢是主要推力,其次是由环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增长较快引起的。这与分析“引擎省份”的结论基本一致,研究期内排名靠前的引擎省份中天津、河北属于环渤海区,广东、广西、海南则属于南部沿海区,这些省份共同成为海洋经济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的推动力。2007—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主要是南部沿海区海洋经济增长较快引起的,其次是由于环渤海区海洋经济增长较慢引起的。这一阶段内引擎省份中有2个(广东、广西)属于南部沿海区,3个(辽宁、河北、山东)属于环渤海区,这些省份的引擎作用致使海洋经济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
4.3、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动因分析
根据LMDI分解原理,本文对1996—2007年、2007—2015年两个时间段内不同空间单元的海洋经济增长动因进行分解,分解结果见图3。从图3可知,2个时间段内各驱动因子对我国沿海11个省份海洋经济增长均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劳动力在3个驱动因子中作用强度最小,资本和技术因子的作用强度大小不一,是推动我国沿海各省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996—2007年,天津、河北、上海、广东、广西、海南是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向东北移动的主要推力,资本投入对河北、天津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科技创新对上海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更大。除劳动力驱动不足外,资本投入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也较弱。这可能与珠三角地区政策优势逐渐减小,环境污染加剧等原因有关,导致海洋产业相关资本向中部沿海区和环渤海区转移,而广西、海南两地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影响,致使资本投入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小。在这一阶段内,科技创新和资本投入分别对第一(福建)、第二(浙江)逆引擎省份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更大。
图3不同阶段省份海洋经济增长分解结果
2007—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其中,广东、广西海洋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河北、辽宁、山东、浙江海洋经济增速放缓也是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对广西海洋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强度较大,资本投入对广东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比科技创新的作用略大。尤其是《广东海洋功能区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和2011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等相关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出台,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推动了我国南部沿海区省份加大海洋科技和海洋相关资本投入,实现了我国海洋经济高速增长。资本投入不足是河北、辽宁、浙江海洋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科技创新对山东海洋经济增长驱动作用较小。同时,相较于1996—2007年,劳动力因子对沿海所有省份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减弱,技术创新比资本投入对我国海洋经济增长作用强度加大的省份增多,进一步表明我国海洋经济增长是在由资本驱动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
通过对沿海三大区海洋经济增长动因进行分解可知,在研究期内劳动力因子对我国沿海三大区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最小,呈减弱趋势。除劳动力因子外,1996—2007年资本因子对我国南部沿海区、环渤海区和中部沿海区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小;2007—2015年,科技创新仍对我国环渤海区和中部沿海区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大,资本因子对南部沿海区海洋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比技术因子的作用略大。
5.1、结论
本文研究了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路径,基于夏普利值分解法对不同空间单元重心迁移的贡献度进行了分析,并运用LMDI指数分解法,按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对海洋经济增长动因进行了分解分析,探讨了不同时间段内各空间单元对重心迁移贡献不同的内在原因。
主要结论为:(1)1996—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移动范围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总体上呈现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以2007年为界,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先后经历了向东北、西南两个方向迁移的阶段,且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有所收敛。(2)不同阶段内我国海洋经济重心迁移的引擎区域大致相同。不同的是,1996—2007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向东北方向迁移是由南部沿海区海洋经济增长较慢和环渤海区海洋经济增长较快引起的,广东、广西、河北、天津、上海、海南是该阶段内重心移动的引擎省份;2007—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则是由南部沿海区海洋经济增长较快和环渤海区海洋经济增长较慢引起的,广东、辽宁、河北、广西、山东、浙江成为该阶段重心迁移的引擎省份。(3)1996—2015年,各驱动因子对我国沿海不同区域海洋经济增长均起了推动作用。劳动力对不同区域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最小,资本和技术因子的作用强度不一,交替成为沿海不同区域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5.2、建议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为实现我国海洋经济均衡发展,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首先,各区域在推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绿色高效发展,实现海洋经济、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其次,政府在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政策时应适当偏向海洋经济落后区,不断推动当地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第三,各区域还应基于比较优势,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措施。同时,区域之间还应加强海洋经济协同合作发展,发挥海洋经济发达区的辐射引领作用。
[1]王波,韩立民.中国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沿海11省市的面板门槛效应回归分析[J].资源科学,2017,39(6)∶1182-1193.
[2]KleinLR.MeasurementofaShiftintheWorld'sCenterofEconomicGravity[J].JournalofPolicyModeling,2009,31(4)∶489-492.
[3]GretherJM,MathysNA.IstheWorld'sEconomicCenterofGravityAlreadyinAsia?[J].General&IntroductoryGeography,2010,42(1)∶47-50.
[4]FesharakiF.AsiaastheCenterofGravityoftheWORDEnergySystem[J].Energy,1996,21(11)∶999-1003.
[5]丁焕峰,李佩仪.中国区域污染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对比分析[J].经济地理,2009,29(10)∶1629-1633.
[6]冯宗宪,黄建山.1978—2003年中国经济重心与产业重心的动态轨迹及其对比研究[J].经济地理,2006,26(2)∶249-254,269.
[7]孟广文,王春智,鲁笑男,等.天津市经济发展的重心空间演变及未来展望[J].经济地理,2017,37(5)∶87-93,115.
[8]林思宇,王良健,马中.1990年以来湖南人口与经济重心及其演化[J].经济地理,2014,34(10)∶31-38.
[9]贾明瑶.江苏省海洋经济空间差异及其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0]王泽宇,卢雪凤,孙才志,等.中国海洋经济重心演变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7,37(5)∶12-19.
[11]张露,龚承柱,李兰兰,等.中国天然气供需重心迁移路径及贡献度分解[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2)∶90-97
[12]叶明确.1978—2008年中国经济重心迁移的特征与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2,32(4)∶12-18.
[13]于江波,王晓芳.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在空间与时间两维度的动态演变轨迹[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36(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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