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的卷土重来和美债上限的纠结争执，使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救援政策显得捉襟见肘，美国债务问题已然浮现。这预示着主权债务问题开始在其他发达经济体蔓延，而不再为“欧猪五国”（PIIGS）①所独有。尤其是随着2011年8月5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Poor's）首次将美国长期主权债务评级由AAA下调至AA+，并将其前景展望继续维持为负面，国际社会对美国主权债务风险表示普遍担忧，美元避险资产的首选地位开始削弱，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已初显端倪。尽管从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来看，往往在前一阶段爆发银行危机，而在后一阶段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ReinhartandRogoff，2009），但这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得以应验，着实有些意外。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债务到底怎么了？是否会重蹈欧债覆辙，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倒塌的连锁反应？回答此类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美国债务问题的演化路径，探讨其对美国国内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对比分析其与欧债危机的不同，以期为我国外汇资产管理和主权债务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一、美国债务问题的历史演进
美国债务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并始终伴随着美国两百多年成长与繁荣的历史。正如美国学者劳伦斯·马尔金（LawrenceMalkin）在其著作《国债》中所论述的那样：美国生于债务，美国国债的历史甚至比联邦政府还长。由于当时战争经费的紧缺，大陆会议不得不靠发行“大陆币”和战争债券来为战争融资，致使美国政府1789年成立之初便背负了7500万美元的债务，这便是美国早期的国债。也许正是基于此，在美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平衡预算”的法则就一直占据着联邦政府财政理论的正统地位，政府的借债行为极为审慎，美国的债务问题也并未显现。事实上，美国这种财政理念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期间尽管遭受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赤字财政也开始作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登上历史舞台，但预算平衡和减税的思想仍然占据了联邦政府财政预算的道德高地。这不仅使美国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也使其在二战中大发战争横财，从而一跃成为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宰者。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立了美元等同于黄金的国际货币兑换体系，更是奠定了美元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
然而，事实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特里芬难题”是难以解决的；美元的强势地位反而助长了美国联邦政府发展债务经济的野心，并最终促使美国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回顾战后美国债务问题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美国由债权国向债务国的转变阶段。在此期间，美国既经历了美元作用等同于黄金的辉煌，也遭遇了黄金大量外流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尴尬，但这似乎并没有撼动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整个70年代，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石油危机的双重压力下，美元的表现依然坚挺，美元债务也十分有限。据统计，1971-1979年美国国债总额由3030亿美元增加到6403亿美元，实际GDP则由10800亿美元增加到25010亿美元（见图1），美国仍保留着债权国的地位。此后，美国国债开始迅速膨胀，财政赤字逐年增加，不断侵蚀其国际净债权，并最终颠覆了美国长达70年的债权国地位。来自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国际净债权在1980年达到创纪录的3608亿美元后，便急剧降低；截止到1985年底，美国海外资产总额为9524亿美元，外国在美国净资产为10598亿美元，净负债达1074亿美元，美国已然成为净债务国②。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1年，是美国国债的波动调整期，呈近似倒U型变化趋势。以1993年为拐点，我们基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债占GDP比重分为持续上升期和平稳下降期（见图2）。在1993年以前，由于美国政府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和减税政策，尤其是海湾战争的巨额军费支出，使得美国政府面临巨额的财政赤字，不得不靠大力吸引国际资本购买美国国债来缓解财政难题。为此，该时期美国的国债占GDP比重持续上升，由1986年的39.5%上升至1993年的49.3%，增幅近十个百分点。而此后，在克林顿政府的极力倡导下，美国实施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并大刀阔斧地推行以减少财政赤字为核心的经济振兴计划，从而使国债占GDP比重平稳下降，财政赤字显著降低，甚至出现短暂盈余。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CBO）2011年发布的《长期预算展望》（TheLong-TermBudgetOutlook）统计显示，美国国债占GDP比重由1994年的49.2%降至2001年的32.5%，且1998-2011年出现了美国近30年来罕见的财政盈余，财政状况趋于好转。
第三阶段，2001年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债务问题急剧恶化。尽管美国国债的平稳下降，曾经让美国人对其在2013年前完全摆脱债务充满期待（朱自刚，2001），但是网络泡沫、“9·11”事件及随之而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使美国债务的变动完全背离了起初的美好愿景。美国国债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上不仅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迅速膨胀（陈建奇、张原，2010）。根据CBO的统计（CBO，2011），2001-2007年美国国债总额逐年上升，由2001年的33196亿美元升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的50351亿美元，其占GDP比重也由32.5%升至36.2%（见图2）。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其一，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迫使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降低，由2001年的19.5%降至2004年的16.1%；其二，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筹款和贸易赤字的持续累积，致使政府财政赤字水平迅速提升，美国债务问题日渐凸显。
而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则使美国债务问题急剧恶化。在治理危机的过程中，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逐年下滑的背景下，企图通过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此举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美国金融业，但大规模的救市资金却加剧了美国本已十分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美国国债规模一路飙升，并最终在2011年5月达到14.3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债务规模已超过国内GDP的90%③。至此，美国债务问题已彻底恶化，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二、美国债务问题的内部冲击与国际影响
在世界各国逐步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走上经济复苏之路时，欧债危机和美国债务问题的相继爆发，使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面临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成为后危机时代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风险因素。而美国债务规模的积重难返和奥巴马政府的束手无策，使得美国经济比我们预想的更加糟糕，其2011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仅为1.8%，远低于2010年第四季度的3.1%；同时庞大的政府开支和税率的上升也使美国经济前景更加黯淡（Feldstein，2011）。由此可见，美国债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并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这将对其国内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刻影响。
（一）内部冲击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规模的高位运行和信用评级的下调，使美债问题愈演愈烈，给其国内金融业和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第一，美国债务问题的凸显，挤压了政府恢复经济的政策空间，延缓了其经济复苏的进程。后危机时代以来，欧债危机的迅速蔓延严重削弱了国际社会恢复经济增长的信心，而美国债务问题的显现则使其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变得更为艰难，政策空间逐渐萎缩。事实上，一个修正中的失衡经济体注定要经历苦痛，政府强力通过刺激计划避免这种苦痛只会推迟经济复苏的时间，并有可能导致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彼得·D·希夫、约翰·唐斯，2010，199）。在利率和财政扩张政策的余地已十分狭小的背景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提振美国的经济，美联储继2008年10月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不得已又于2010年11月再度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的非常规措施。这使其国内基础货币的规模迅速扩大，美元贬值加剧，通胀压力加大，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陷阱”日渐凸显。据统计，美国的基础货币规模由2008年9月的9124.23亿美元www.001lunwen.com第一论文网迅速增至2010年2月的21404.72亿美元，且按QE2计划美联储在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间还会再购买6000亿美元的国债，基础货币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张。而美国的经济现实留给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空间已所剩无几，这也势必将延缓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第二，美国债务问题加剧了市场担忧，推动了国债市场价值和收益率的波动，使国内主要持有者所面临的风险加大。长期以来，美元作为世界性的主要储备货币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一直处于最高级别，并被投资者普遍视为避险资产而大量持有。但是，近年来美国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和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所催生的债务问题，却逐渐改变了这种局势。尤其是2011年5月份以来，美国国债逼近并超过法定的债务上限，美债违约一触即发，这显然加剧了市场对美国债务信用和其偿付能力的担忧。尽管2011年8月2日，美国参众两院最终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避免了短期美债违约的可能，暂时缓解了美债危机；但是对于美债的主要持有者而言，其对美债市场的担忧远没有消除。
随着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美国经济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好转，而依旧低迷，经济前景扑朔迷离，这不得不使美国社保基金和财政部这两家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忧虑陡增。据统计，美国社保基金和美国财政部分别持有美国国债26700亿美元和16300亿美元，二者持有的国债份额占美国国债总额的近三分之一，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债握在美国家庭和州政府手中（见表1）。若短期内，美国经济仍旧没有好转的迹象，外界对美债问题恶化的预期会持续加大，那么将会给美债持有者带来巨大压力，并有可能导致其所持债务的价值缩水；显然这对于美国纳税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随着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集中退休，美国社保基金和财政将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而美债问题的“节外生枝”，则使本已入不敷出的美国社保项目更是雪上加霜。
第三，美国债务问题的集中显现，使其“低储蓄、高消费”的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初现弊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富国的崛起，加大了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而美元的大量流出和美国人过度消费的生活理念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日益增长，以“低储蓄、高消费”为特征的债务经济已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常态。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尤其是美债问题的跌宕起伏，依靠外国资本流入和借债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已难以为继，经常账户和财政的双赤字压力逐渐显现，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性已备受质疑。学界和宏观政策制定者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方认为这是美国低国民储蓄和高消费生活模式引起的全球经济失衡所致；而另一方则强调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富国的大规模储蓄与美国债务间形成了新的“中心—外围”关系，并由此引发了“全球储蓄过剩”，从而使美国的负债经济模式变得不可持续（朱雄兵，2011）。为此，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欧债危机继续深化，日本债务问题隐患重重的背景下，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究竟还能走多远？美国会转变其经济发展方式吗？这显然是摆在美国政府和所有债权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国际影响
近期，欧债危机由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的风险加大，外界对欧债的担忧与日俱增；而事实上，最值得我们担心的主权债务危机在美国而非欧洲（何帆，2010），因为在对外背负巨额外债、对内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美国债务问题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波及他国，影响未来的市场预期和经济复苏，甚至会动摇全球金融市场的基础。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影响：
其一，美债问题引发的全球流动性危机，提升了主权债务的汇率风险，并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金融危机和美债问题的相继爆发，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已经到期的巨额债务和经济疲软景象。随着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不仅增加了美国基础货币的供给，也增加了全球美元的流动性，加速了美元的贬值，刺激逐利性强的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并最终以债券投资等形式重新流回美国。美债的这种国际循环推动了其市场规模的膨胀，加剧了美元的汇率波动，给债权人带来了极大的汇率风险。正如哈佛大学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BenjaminFriedman）所指出的那样，持有美国国债具有三种潜在风险：一是债务违约，二是通货膨胀，三是汇率的变化；而对大量的投资者而言，真正的危险则是第三个④。不仅如此，为缓冲其国内巨额的货币存量，美国还通过美债的国际循环渠道将美元的流动性过剩输往其主要持有国。显然，这种短视行为并非治本之策，且极有可能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的连锁反应，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是对于持有1.16万亿美国国债的中国而言，关注美元的全球流动性危机，防范汇率风险，便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美国债务风险或将外溢，加大了全球经济“二次危机”的可能。在欧债危机和日本债务风险还未完全释放、新兴市场国家通胀预期加大的背景下，美国主权债务风险的加大使投资者对美债的风险预期会更为悲观，并着手减持或抛售美元债券，国际债券市场的失控风险显著上升。据统计，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中国已连续5个月减www.001lunwen.com第一论文网持美国国债，累计减持304亿美元，持有比例降至8%。尽管如此，中国仍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英国则紧随其后成为美债主要持有者，持有比例分别为6.4%和2.4%（见表1）；一旦美国主权信用风险失控，将会首先释放或转嫁至上述国家。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认为，在欧债危机和美债风险的双重挤压下，全球经济的下一次危机最有可能是主权债务危机⑤。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普遍预测全球主权债务问题有进一步深化或扩散的可能，尤其是在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之际，世界经济或许会重蹈2008年“金融海啸”的覆辙，这显然加大了全球经济“二次危机”的可能。
其三，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引发了国际市场的恐慌和猜疑，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扑朔迷离。二战以来，由于美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美元无与伦比的天然优势，使得美国的经济形势和美元走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风向标。在欧债危机硝烟还未散尽、日本债务问题一触即发的国际形势下，美债信用评级的下调，犹如给世界经济复苏泼了盆冷水，这似乎预示着国家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已经超过金融机构，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债务问题普遍表示关切，并对其未来经济持前景悲观预期。来自CBO的《长期预算展望》显示，未来十年内削减2.1万亿至2.4万亿美国财政赤字的方案并不足以稳定政府的财务状况；尽管名义GDP由2010年的146490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193620亿美元，但联邦债务总额却由135270亿美元激增至199440亿美元，其中政府持有债务额增长尤为明显，由45090亿美元迅速膨胀到68020亿美元。这充分显示，此后十年美国将面临复苏经济和削减债务的两难境地，不确定性风险因素显著增多，经济前景不容乐观（见下页表2）。
三、美债问题与欧债危机的对比分析
2011年6月份以来，“欧猪五国”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先后下调，使外界对主权债务危机由欧洲传导至美国产生了诸多猜想。尤其是，2011年9月19日，标普公司意外下调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更是重挫了欧盟救助危机的信心，加剧了市场对欧债危机与美债问题的“共振”预期。通过梳理美债问题的演进路径和内外影响，我们发现，尽管二者交替出现，相互影响，但在形成原因、救助措施和国际风险等方面却不尽相同。
首先，从形成原因看，欧债危机既有外部金融危机的诱导，也有欧元区内部制度和监管的缺失；尤其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多样化的财政政策、松散的监管体系和差异化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更是构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正如拉赫曼的分析，欧洲债务危机暴露的是过去60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基础问题，欧盟不仅要建立一个单一市场，更要建立一个政治联盟，而欧元则是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甚至是决定性的环节（Rachman，2010）。自欧元诞生以来，欧洲中央银行就统一了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则自行制定，这极大地刺激了成员国政府在经济决策中对财政政策的使用。在此过程中，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执行不力和www.001lunwen.com第一论文网财政监控的松散，使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缺乏有效约束，为其主权债务超标埋下了严重的隐患；而经济水平的差异和欧元区整体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的缺失则加速了债务规模的膨胀和债务危机的到来。但反观美国，我们则发现，美债问题主要是美国人长期“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和“低储蓄、高消费”的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所致，而次贷危机后经济复苏的缓慢和债务的集中到期则显著恶化了这一局势。
其次，从债务危机的救助措施看，欧洲央行采取了以削减开支和资金支持为核心的两轮债务援助计划，并辅之以严格的救援条件；其中第一轮救援计划主要是2010年5月出台的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EFSF机制（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EFSF），而第二轮救援计划则是在希腊债务危机波澜再起的背景下，欧元区和IMF于2011年7月紧急推出的总规模约650亿欧元的临时性救援协议。上述救援措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猪五国”尤其是希腊的燃眉之急，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显然不能让欧元区彻底摆脱债务危机。事实上，欧洲更需要建立一个承认现实、能随机应变和兼顾差异性的应对体系（Wolf，2010），以推动欧元区持续的深化改革。而美国则采取了两轮总额为2.3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增加基础货币规模，加强美元的国际流动性，试图提振美国经济。然而，事实证明美国这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McKinnon，2010）效果十分有限；不仅美元大幅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且美国的经济增速和失业率并未明显好转。因此，尽管截至目前二者均没有根本有效的救援方案，但前者的努力主要着眼于债务本身的化解和疏导，而后者则更偏重于以货币手段来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
第三，从二者带来的国际风险看，尽管欧债危机近期的深化似乎预示着其比美债问题更值得担忧，但到目前为止欧债危机的影响更多局限在欧元区或欧盟内部，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风险较为有限，而美国债务问题的波动则表现出了强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这主要是因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纯粹美元本位制”得到进一步强化（朱雄兵，2011，189），美元在世界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并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的首选币种。尽管欧元曾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但由于本身的制度缺陷和过大的波动性，使其在短期内还难以取代美元国际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来自IMF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显示，2010年第四季度，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为3.144万亿美元，所占比重为33.96%；而欧元仅为1.348万亿美元，所占比重为14.56%⑥。因此，美债的变动会更多地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债的新兴经济体，一旦美债违约，将会使其多年积累的以美元计价的外汇资产付之东流，并随之带来国际货币的信用危机和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四、新一轮全球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我国对策建议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屡经债务危机，从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2009年的迪拜债务危机，但这主要爆发在发展中国家和中东地区，并未涉及到发达经济体的核心国家G8成员国。曾几何时，发达经济体的一枝独秀被视为世界经济持续前行的强力支撑。但是，次贷危机以来，这种状况正在悄然改变，欧债危机与美债问题的相互交织，促使发达经济体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集体债务危机。尤其是美债问题的集中爆发，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经济局势的恶化，使全球债务危机继续延伸；另一方面在众多分析人士和学者们看来这可能标志着美国霸权地位的继续衰落，美国历史学家弗格森（Ferguson，2010）就认为，美国的衰落可能比历史学家们想象的来得更快更突然。为此，在新一轮全球债务危机来袭之时，探讨美债问题对中国的政策启示便显得十分必要且迫切。
首先，应主动制定相关避险措施，降低美债问题对中国的冲击。作为美债的最大持有国，不管是美债违约还是主权信用评级下调，长期来看都将给中国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尽管目前美债问题对中国的冲击似乎依然有限，但在这场“持久战”中，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尤其是，美债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会给中国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带来价值缩水风险；另一方面，会降低外界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美国国内消费下降，进口萎缩，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对外贸易将会再次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中国应主动优化贸易结构，调整相关政策，着眼长远，谨防美债问题继续恶化。
其次，应积极反思中国的外汇战略，合理规划外汇结构。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成功，使我国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而这其中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重新流回美国。但遗憾的是，美国国债并不总是那么安全稳妥。我们通过扭曲要素价格获取贸易比较优势的方式赚取的美元，正在被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www.001lunwen.com第一论文网值逐渐吞噬。那么，调整现有外汇战略，合理规划外汇结构，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的管理，便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我们应丰富外汇币种选择，适当增持欧元、日元和新兴市场国家币种资产，控制外贸顺差规模，抑制外汇膨胀势头，以应对美债问题可能对我国外汇储备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三，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渐摆脱美元陷阱。新一轮欧债危机的继续深化和美、日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使2011年8月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梦魇。在欧、美、日主权债务问题相继浮现的背景下，中国的外汇选择已然不多。中国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只有兑现时才会发生实际的损失，若中国坚持购买，则这种循环局面或许会维持，这就使中国陷入了是否继续购买美债的两难境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的债务模式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为此，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便成为逐步摆脱美元陷阱相对有效的政策选择。尤其是要加快人民币跨境结算和双边互换协议的进程，促进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审慎推进人民币向国际货币过渡。
最后，要足够重视地方债务问题，以免拖累中国主权债务，重蹈欧美覆辙。与欧美等国的主权债务相比，中国的债务监控无疑是成功的。但若仔细分析，我们的债务状况其实不容乐观。尽管2010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为67526.91亿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2.5%，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若考虑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呆坏账等隐性债务，中国的真实负债占GDP比重则需上调至59%（AnthonyChan，2010）。因此，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需引起足够重视，否则地方债台高筑将会直接拖累中央财政和主权债务，重蹈欧美债务危机的覆辙。一方面，要加强中央财政监管，收紧宏观信贷，避免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工程”和“GDP工程”而不惜重复投资的道德风险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欠发达地区教育、医疗的财政转移力度，着力削减地方债务规模。这在新一轮全球债务危机不断深化、中国通胀压力逐步显现的不利背景下，便显得尤为迫切。
注释：
①欧猪五国，是国际金融市场对欧元区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五国的简称，英文首字母的简写为PIIGS。
②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债网，http://www.treasurydirect.gov，美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commerce.gov。
③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债网，http://www.treasury-direct.gov。
④资料来源于哈佛大学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BenjaminFriedman）在2009年3月21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的讲话。
⑤资料来源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http://www.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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