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适的经济生活比较简洁,主要分为薪金、稿酬、演讲费和少许的灰色收入。其支出则主要有基本生活工作所需和接济家人、朋友、后学等。这些经济生活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本人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也部分的展现出近代高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胡适;经济生活;知识分子;生存状态
胡适是近代高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生活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本人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思想,也部分的展现出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一、胡适的经济收入
薪金。胡适的薪金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胡适在1917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9月30日在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10月25日胡适又写信给母亲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1931年胡适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月薪六百银元。此时胡适经济收入相当丰厚,以前的欠薪全部领到,月薪升至600圆,还兼任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长,也有薪水拿。(此时此地一户中等人家,维持生活的费用是一月大约90银圆。)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时期,月薪是五百四十美元,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正如胡适本人在1947年10月21日一次演讲中说:“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外三十一张是名誉博士),又当过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差不多。”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时期,胡适的年薪是五千多美元,每月合到四百多美元。当时是常“以芽菜豆腐款客”。1958年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底薪台币八百元,统一薪七百元,加上各种津贴,每月收入两千多一点,合五十多美元。
稿酬和演讲费。胡适除了薪金外,稿酬和演讲费也颇多,亚东图书馆的一份帐单(参看《胡适与江冬秀》124—125页)显示,到1928年底,胡适仅在亚东图书馆的版税和稿酬,就近3万银圆。这也只是其稿酬收入的一部分。胡适1930年末再度回到北京大学,过着教授、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生活,著述更多,收入也更多了。此外他经常作一些学术演讲报告,也可得到较多的报酬。这一时期是胡适经济收入的高峰时期,也是其生活最舒适、最得意的时期。对于民国时期一般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难以企及,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二心集·序言》),但其收入也不过是胡适的一半而已。
灰色收入。胡适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对于钱财并不看重。所以灰色收入基本不取。1931年胡适在北京过四十大寿,他只邀请亲朋好友吃了一顿,收了一幅由朋友联名赠送的寿屏,摆在堂上。1933年3月6日,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一文说胡适粉饰反动统治“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上五千元程仪。”但胡适演讲并未见对何键捧场凑趣的话。“程仪”之事,胡适在日记中记录是四百元,胡适以旅费由各方面承担为由,不受此钱。但何键又派人送到火车站,“推来推去,不成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按胡适的品性,此类“程仪”的事,他是不大愿意做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胡适没有动过一分,全部上缴国库。他在家信中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两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胡适在美曾因生病欠债4千多美元,但他没有把这个“肥缺”当作敛财的机会,而是尽可能自己解决经济困难。从胡适的整体人格来看,其灰色收入有限。
二、胡适的经济支出
基本生活、工作所需。胡适生活十分简朴,生活开支量入而出。1917年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每月节余200多银圆。胡适平时不喝咖啡,只喝绿茶,少时好酒,但不喝好酒洋酒,北京二锅头即可。胡适也看戏,但不痴迷。胡适吸烟很讲究,一定要好烟、舶来品,不过烟瘾不大。胡适的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他不穿西装,好穿中装,平常穿的是长衫,没有名贵的衣服,只有出国的时候才穿西服。衣服料子多是一般的棉布、呢绒、谈不上朴素,也并不华丽,只是穿的整齐干净,保持着学者派头,庄重又潇洒。他睡的是普通双人床,被褥、被单、毯子等床上用品皆极普通,并不豪华。胡适在住的方面也比较简单,以够用为准则,在北京、上海时期都是租住房屋,简洁实用,雇有厨师、仆人和司机等,但没有购置固定房产。在美国时期,住大使馆区,基本由国民政府支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圈,文人的钱主要用于购买珍贵的古版书。胡适也爱书,所以在购书方面支出较大。
赡养家人,接济朋友、后学。胡适支出的另一部分是用来赡养老母,支援朋友、提携后进。胡适按月寄30圆赡养老母,以尽孝心。家庭成员多仰赖胡适养活,开支也不少。朋友徐悲鸿、徐志摩困顿时间,都曾在胡适家白吃白住。1920年,林语堂获官费到哈佛大学留学,不料到了美国后官费没有按时汇去,林语堂打电报至国内告急。胡适匿名汇款2000美元,使其顺利完成了学业。1932年胡适与赵元任等筹集了1000银圆给陈独秀解出版之急。胡适自己认为资助学子“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按胡适的性格来估计,这种支出应该占其开销的较大部分。
胡适的另一项经济支出是周济亲戚。胡适是胡氏大家族培养出来的,按我们中国的老规矩,回馈乡亲是义不容辞。胡适的侄儿胡思永、胡思猷,内弟江泽涵求学就业,都有胡适在背后出钱出力,后来远亲石原皋加入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胡适上下求人,打通关节,才将人救出。有个本家兄弟胡卓林经商,请胡适作保借款2000,不想胡卓林经商失败,2000块最后由胡适来偿还。再后来,侄女婿程浩平办毛巾厂,又请胡适担保借了几千块,不知这笔钱有没有赔。
总之,胡适一生基本上都处在社会上层,早年暴得大名,收入颇丰。在大陆时期生活的比较舒适,在美、台时期生活一般。胡适虽然在不同时期收入高低起伏,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这为他以独立的人格从事于学术事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他一生清廉大度,乐善好施,他曾说:“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追求。我们从胡适这种高层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中也可以管窥到近代中国文化界文人的生存状况。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
[2]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