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肖扬身上，充满了长者的宽厚与智者的敏锐。
在肖扬身上，充满了长者的宽厚与智者的敏锐。中国现代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的确立以及人民法院的一系列改革，这一切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都与改革者肖扬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并曾有故事片以他所办理的一宗案件为蓝本。
公检法都曾留下过自己的身影
2005年大年初二，沐浴着浓浓的春意，肖扬到故乡广东河源视察工作，并向河源的父老乡亲们致以亲切的问候。肖扬先后到源城中山公园“天下为公”牌坊、源城区人民法院、河源文化广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等地视察。
在河源中学旧址（今上城小学），肖扬见到了自己中学时的老师张子华和王彩来。师生见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肖扬紧牵着两位老教师的手，来到学校操场，不禁感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河源中学地处城区南端凉帽山下、新丰江畔，依山傍水，环境幽雅。校园山水相映，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堪称小鸟的天堂、学子的摇篮。在河源中学，肖扬充分肯定了该校致力抓好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的做法。他说，有高素质的教师，才有高素质的学生，教育的振兴在于教师。肖扬在河中栽下一棵树，谓为“知识树”，寄望河中创建一流名校，河中学子勇闯高校门槛。
2005年，广东省河源中学建校90周年。这年9月，肖扬在接见进京拜见他的学校有关负责人时向母校校庆送上了一份厚礼——由肖扬亲自主编的书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案大系》各一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本书。
“我很小就离开了老家，几十年都在外面。但家乡的印象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穷乡僻壤，山清水秀。穷，是穷出了水平的，但我非常爱我的家乡！”接受记者采访时，肖扬回忆起家乡山山水水的点点滴滴。
2007年2月13日，肖扬回到母校广东惠阳高级中学。青年时代，肖扬在这里度过了3年高中生活，1957年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回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母校，牵着老校长和恩师的手漫步校园，回忆起当年的学校生活，看到百年芒果树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肖扬满怀深情地说：“我心情很激动，许多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感谢母校和老师对我的培育！”
在与学校领导班子座谈时，肖扬听取了校长作的学校工作情况汇报。获悉惠高教育教学质量稳居惠州前列，并且建起了新校区，学校在校生人数由48年前的100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近7000人，目前正积极创办国家级示范高中，肖扬高兴地说：“惠高校风好、治学严，这种传统一直传承下来了。希望母校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我在广东惠阳高级中学念高中的时候，因为惠州距台湾、香港很近，有很多‘敌特’在那里活动，学校就选择一些人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学校秩序。当时我被选为治安委员，了解一下社会动态和学校动态，不知不觉地觉得做这个很有意思，我的班主任老师就认为我学法律合适，我就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先是坐船去广州投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是单独招生的，我是法律系第一个报名的学生；回到惠州后又参加了统考，报考的是中山大学的法律系和历史系。”当年，肖扬同时被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录取，在二难之间，他是如何选择的呢？“我先是被中山大学历史系录取了，报到学习了20天吧，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通知书才收到。当时人大的报到期已过十几天，中大也明确告知，去可以，但若人大因逾期不收，中大也不会再收我。我咬牙退学，决定到北京来赌一下，实在不行，就明年再考一次。到人大后，什么也没说，我被录取了。”
40多年前，当他毅然从另一所重点大学退学，北上投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之时，这位来自粤东山区的客家子弟，大约也没想到，自己的进取之路会达到今天的境地。
2004年6月19日，肖扬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一起认真听取了著名宪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教授就现行宪法修订问题所作的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肖扬说：“得知许老师的讲座定在今天上午，我昨天特地提前从外地赶回北京。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许老师讲课，十分激动，倍感亲切。40多年前，我在人民大学上学时就听过许老师的讲课！”身居高位的肖扬讲的这番话，令在座者也感到他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
出生于广东河源客家山村的肖扬，他一生的确富有戏剧性。大学毕业后，做过法学教师，后任职县公安局，“***”中受审下放劳动，复出后当过公社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直到20世纪80年代，偶然的机遇他才归队政法界，曾先后担任过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司法部部长。
一般人不知道，当年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干校教员的肖扬在讲台上的时间并不多：“我的学员都是在一线工作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干部，当时因为中印边境战争爆发，他们就都回去维护当地社会治安或上前线去了。学校几乎没学员了。我觉得闲着没事干挺难受的，我们上不了战场。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要求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去，没想到就那么痛快，前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就办完了调转手续。”
谁又会想到，肖扬调转到广东省曲江县公安局的手续中竟夹有一份致命的“黑色档案”：“因为我的一位小学老师，一直资助我读高中的那位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他们怀疑我跟他有政治上的瓜葛，是他们培养的右派‘黑苗子’，所以就给我来了一个鉴定：此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
于肖扬，人生最失意的时候就算“***”期间被审查的时候。“曾经受过审查，原因是两条：一是资助我读书的老师被打成了右派，让我说清楚他有什么阴谋，我无法说清楚。我始终相信，他是好人不是坏人，他讲过的那些话简直不能想象他是右派。二是公检法砸烂了，造反派说我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我自己也摸不着头脑，觉得莫名其妙。但我还是很自信：第一，我没什么问题。一个穷孩子还会反对共产党吗？第二，我满腔热情想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识贡献给自己的国家。因此，在最不利的环境中，我也没有放弃继续学习钻研的机会。”
“***”期间，肖扬曾被下放到地方劳动两年。之后，先后任广东省曲江县委宣传部干事和县委办公室干事、副主任。1975年的一天，肖扬跟着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到广东省曲江县龙归公社去搞“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搞完了运动就把我留下了，他们说：你别走了，在这儿当公社书记吧！既然留了下来就决心做好这件事。我不在公社住，住到生产队里，跟农民吃住在一起，这样就知道农民想什么干什么。在我当公社书记的6年里，连年增产增收，也挺凑巧的”。
1981年，肖扬才回到城市，先后任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党委书记、清远地委副书记。1983年，肖扬回到政法系统。“那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时我是清远地委副书记，主管农业，突然有一天宣布清远地委与韶关市委合并，省委书记王宁也来了。他从名单上看到我是学法律的。怎么会有一个学法律的人来管农业呀？他感到有点奇怪，马上跟当时市委一把手讲：这个人你们不要安排，由省委来安排吧。所以我就没被安排。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干什么？隔了两天，省委书记找我谈话，决定把我调到省检察院任副检察长。这样我终于又回到了政法队伍。”
1986年，肖扬出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那一年12月8日，我邀请了香港廉署专员班乃信访问广东。为什么？主要一个出发点就是当时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一种现象：贪污贿赂犯罪增多，卷款潜逃的增多，逃往香港的增多，一过罗湖桥，你就没办法抓他了，我感到这样下去国家损失太大，但不打开同香港廉署的渠道你就无法把这些犯罪分子擒拿归案。当时班乃信（英国人，时任香港廉政公署专员）是作为旅游者来广东的，我也是以个人身份来接触的。我们谈了一个上午。班乃信很有学问，对法律研究很深，后来就建立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个案协查办公室。个案协查，就是你帮我查一件，我帮您查一件案子。后来这一办法得到了最高检院的赞成，这个机构也变成两家共用，一个是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个案协查办公室，一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个案协查办公室，两个牌子一套人马。这一措施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非常有力。”
珠江电影制片厂曾拍摄一部影片《暂缓逮捕》，题材就是以肖扬办理的一宗案件为蓝本的。肖扬回忆说：“案子是这样的：广东一家化工厂正、副厂长贪污11万元，当时他们的产品名闻国际市场。作为产品专利的发明人，奖励给他11万不算多，但他没有申请发明权，不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是非法取得11万。当时2000块钱以上就构成犯罪，5万块钱以上要杀头的。但这个人非常坦白，抓到后马上承认，态度很好。这个人不跑，非常热爱他的工厂。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完全可以不用把他抓起来，因为他承认了，什么时候要取证要他谈，他就什么时候到，所以决定暂缓逮捕，要他在生产实践中带罪立功，这人也非常感谢，跟外商谈判时他同样出席。后来判了缓刑，一直表现很好。当时，这一举动也意见不一。犯了罪理所当然要抓起来，但我们法律并没有规定说非要抓起来才能送上法庭（不可），而当时是不抓起来同样可以送上法庭，判了缓刑。”
20世纪80年代，肖扬在检察院任职期间，致力于反贪事业。他深知人民群众对贪官疾恶如仇。他多次强调贪官司不除，难以立党；污吏不除，难以立国；腐败不除，难以立信。这种信念促使他创立了人全国第一个举报中心、第一个反贪污贿赂工作局，主持起草《反贪污贿赂法》（草案），赢得了社会的称赞。
了解情况的人知道，在内心深处，肖扬对社会上的困难群体有着特别的关注和深厚的感情。在担任司法部长期间，肖扬亲自倡导建立了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使许许多多“有理无钱”的农民、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平等地享受到了法律的阳光，打赢了官司。出任最高法院院长后，他推行庭审公开等一系列改革，同时着手实施了法官等级制度的建立。在中国政法界，肖扬以意识超前、大胆改革而闻名。
死守人民法院这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1998年7月，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审理的一起知识产权案，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亿万观众现场直播。这是全国法院首次以直播方式公开审判。从此，千家万户把它喻为“阳光工程”。这是人民法院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立足国情，并借鉴外国有益的经验，在总结人民法院50年尤其是近年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人民法院5年改革纲要》，这在人民法院发展史上，是第一次。
200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将人民法院在21世纪的工作主题确定为“公正与效率”。这在人民法院的发展史上，是第一次。
200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继续搞好审判机制改革的同时，着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这在人民法院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2年6月起，中国法院开始实行法官开庭着法袍、使用法槌的制度。一个小小的举措，表明人民法院的现代司法理念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司法文明赋予了法官审判职能新的内涵。这在人民法院的发展史上，仍是第一次。
200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全国30万名法院工作人员行动起来，认真开展“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活动。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法院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司法检查活动。
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正式实施，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从无到有、从简略到完善、从零散规定到专门立法，已经走过了近80年的风雨历程。
200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了2007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统一制定司法解释立项计划。
…………
法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是政治家、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共同追求。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都离不开法治。“我们所有的奋斗，就是要实现一个法治的世界，一个和谐的世界。只有这样的世界，才是美好的世界。”回顾这些年来人民法院走过的改革历程，肖扬深情地说：“我在政法部门辗转几十个春秋，在公安、检察、司法部门都工作过。从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来，令我欣慰的是，多年的辛劳有了收获。在党的领导下，法院系统的同事齐心合力，同舟共济，推动了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和法院改革向前发展。我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满信心，对人民法院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些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令肖扬感慨万千。“首席大法官让我品尝了当法官的酸甜苦辣，真正理解了法官作为司法职能具体实施者的特殊作用，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法官职业朴素之中的伟大，平凡之中的不平凡。”
在共和国历任最高法院院长当中，肖扬是少有的一位法学专家。他在担任高层领导职务之余，还曾兼过国内两所高校的教授和特约研究生导师，曾负责起草《反贪污贿赂法》。展望未来，肖扬既感到任重道远，又充满了信心。肖扬曾说，作为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理念。人民法院的审判事业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不付出真感情就难以真正做到司法为民和公正司法，就容易在各种诱惑面前丧失原则，就容易陷入各种非法的利益格局而走歪路，就容易在各种困难面前畏惧退缩。
法院的中心工作是审判，审判必须确保公正，由法官居中裁判，保证天平不倾斜，这靠的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如果生产单位没有高素质的工人，生产不出优质的产品；同样，一个低水平的法官肯定判不出好案子。”
肖扬出任最高法院院长后，曾不知多少次遇到过拦车告状的。对此，这位首席大法官是这样看待的：“每一次我都觉得拦车告状的人，并不都是刁民，也更不可能是坏人。要么有冤情，要么有审判不公问题。也不排除有个别纠缠的。他总是有难处，他才会采取这个办法。所以，每次，我都停下来，让工作人员把他的告状信收起，转给主管部门，移交法律程序处理。每一件案情必须做出回答。”
“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被冲垮了，失守了，人民群众就找不到说理、说法的地方，这样的社会就必然是无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混乱的社会，不会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努力守住这个防线。人民法官要做‘公平的化身’和‘正义的守护神’，要使司法公正这道防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位首席大法官道出了他的心声。
肖扬的夫人与他自己是同乡，由于自己一直忙于工作，夫妇俩聚少离多。肖扬感慨地说：“我常跟她讲，跟着我太受苦了。确实，我夫人为我付出了很多，家中老人及小孩全由她照顾，她也有她的事业，是位高级工程师，为了我，她提前退休了。”
2008年3月，年满70岁的肖扬正式从各自的岗位上退下来了。肖扬深情回顾自己的法官岁月。“在人民法院奋斗的这段岁月，我将珍藏在记忆的档案里。我曾说过，担任大法官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无限的。”
肖扬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下象棋、打太极拳、游泳、打桌球还可以。“读书比较杂。最喜欢研究的是法律了，一是历史和法制史，二是作为法院院长其他法律也要钻研。三句不离本行嘛。除此之外，我比较喜欢看古书、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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