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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人民文学》复刊,但刊物仍然被“四人帮”所控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文学》通过改组夺回了刊物的领导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代行作协的职能,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文学体制的重建,走在了文坛拨乱反正的前列,成为文坛复兴的重要力量.
粉碎“四人帮”与《人民文学》的转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所谓“文艺黑线”专了政的文学体制被推翻,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大批文学刊物被迫停刊.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大部分文学期刊陆续复刊,其中《人民文学》于1976年1月复刊,但仍由“四人帮”掌控,为其政治阴谋服务.以“四人帮”被粉碎为标志,《人民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转折,领导权的更迭、办刊的指导思想转变以及期刊形式的变化等从1976年第8期起得到充分体现,这种转折从根本上取决于传播媒介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民文学》领导权的易手.1975年,毛泽东不满当时的文艺状况,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四人帮”向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提出要“创办”《人民文学》.张春桥指示:“只要几个热心人,几个年轻人就办得成功.要夺权,不要原来的人.《红旗》姚文元去夺权.人不要多,《朝霞》人就少.”《人民文学》的“创办”虽遭到邓小平的批评:“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但结果“四人帮”“只让国家出版局出经费、管出版,而刊物的方针大计概由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制定.这样一来,《人民文学》还是由‘四人帮’直接控制”.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出任主编,上海《朝霞》负责人施燕平调京任常务副主编.“四人帮”被粉碎后,《人民文学》的领导权被夺回,据刘锡诚回忆,“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现袁水拍与‘四人帮’的瓜葛太多了,陷得太深了,于是袁水拍被免去了《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编辑部还有一位‘四人帮’当政时期从上海调来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施燕平.我调来编辑部时,他正接受审查,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写交代材料,不讲话.我与他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据我较长时间的观察,听老编辑们的发言,他陷得并不算太深,无非是个忠实执行者而已”.不久,施燕平被调回上海.张光年出任主编,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民文学》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成为文坛复兴的先行者.
二是从“创刊”到恢复总期号.1976年复刊的文学期刊都采用了“创刊”的形式,这是“四人帮”采取的策略,这实质上关系到对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包括文学团体、文学期刊、文学创作、作家的政治评价,是“四人帮”对维护文化领导权的最后幻想.他们对《人民文学》恢复出版也不准用“复刊”的形式,因为“复刊”意味着承认他们所打倒的“十七年”文学的合法性.因此,《人民文学》用“创刊”摆脱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是不难想象的.“四人帮”被粉碎后,随着《人民文学》的领导权被夺回,文坛拨乱反正加快,《人民文学》自1978年第2期起恢复自1949年以来的总期号,并刊登《本刊启事》:“《人民文学》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创刊,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共出刊一九八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检查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复刊至今共出刊二十二期.自本期起总期号累计为二二一期”.可见,文学期刊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四人帮”的“创刊”阴谋和1978年恢复总期号,都是在通过文学期刊的表征和政治潜台词来暗示文艺领导权的归属和转移,以强化自身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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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刊发内容的差异.从《人民文学》复刊后的1976年第1期和“四人帮”被粉碎后出版的第1期即1976年第8期所刊发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把关标准的转折以及政治态度的反转.1976年第1期《人民文学》在《致读者》中说,“文艺报刊从来是文艺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舆论工具.等我们深信,搞掉一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并刊发文章为“四人帮”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服务.这一期上发表的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被认为是同“四人帮”唱反调,是大毒草,罪名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替走资派翻案的‘四上桃峰’”.于会泳严加指责,说:“有人写了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危险.一些老家伙们看了这篇小说激动得掉泪,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主编袁水拍从文化部得到口信,明确指示编辑部:“现在形势变了,蒋子龙是毒草小说的作者,对他也要跟对俞平伯一样,该批就得批！”1976年11月第8期《人民文学》则发表了被“四人帮”诬蔑为“毒草”的《园丁之歌》和《创业》,并发表了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指示以及洪广思的批判文章《颠倒黑白,野心毕露――批判“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反党罪行》,为“毒草”翻案,并以此揭示“四人帮”残害文艺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期内容代表着粉碎“四人帮”前后《人民文学》不同的办刊思路.
《人民文学》与短篇小说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状况使整个文坛变得极其荒凉.1975年,毛泽东对文坛的这种萧条状况极为不满,认为“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繁荣创作”成为“文艺战线上最重要的事情”,“培养新生力量”成为“文艺战线一项战略性的任务”.“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压抑,使得作家们并没有充分的艺术储备进行长篇巨制的写作,而且“解放”后情绪宣泄的需要,也使得短篇小说成为文坛复兴的最佳形式和突破口,《人民文学》也因此有意促进短篇小说的繁荣,并刊发了如《班主任》、《神圣的使命》、《记忆》、《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一大批具有时代意义的短篇小说,引领了此后文学创作的潮流.在新旧思想杂陈、形势复杂的时代环境中,《人民文学》的编辑确实表现了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文学眼光.《班主任》被认为太尖锐,暴露了黑暗面,不宜发表,但主编张光年决定发表,并认为“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宗璞的涉及天安门事件的《弦上的梦》、王亚平的关于公、检、法问题的《神圣的使命》等具有政治敏感的小说也是得益于《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压力下的勇气和巧妙的策略而发表.这些小说“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建国后十七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但由于受到长期以来习惯性思维的约束,《班主任》、《伤痕》等小说被指责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1978年10月20日《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编委会联席会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为“伤痕文学”辩护.陈荒煤说:“要体谅青年的心情,他们受了严重的内伤,刚刚放出来一点点来,就引起很多人的大惊小怪,有人就同我讲,那是过去的历史了,要向前看”,“文化大革命不能在文艺上有所反映,怎么行”,“不能搞光明的尾巴.不能把大框框去掉,又来些小框框.《伤痕》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很好.”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也说,“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确立这批小说的合法性和文学史地位.
此外,为促进短篇小说的发展,《人民文学》在组稿之外还采取了其他途径.(1)1977年10月20日,《人民文学》组织召开了“短篇小说座谈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具有不言而喻的象征意义.这次会议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短篇小说的成绩及其当下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当时短篇小说写作中的问题.一是还存在着“四人帮”遗留的帮气.茹志娟认为:“有的作品把这场斗争简单化了,把‘四人帮’写成穿着皮夹克、叼着香烟的流氓.有的作品里,甚至还散发着‘四人帮’遗留的帮风帮气,人物一出场就是未卜先知的,首战告捷”.二是“就目前情况来说,题材还是太狭窄,应该扩大”.三是“不新,不深,是短篇小说的大病.我们必须治好它”.此外,会议还澄清了一些被“四人帮”弄混了的文学理论问题,周立波、陈骏涛、王朝闻、李准等人就深入生活、熟悉生活的重要性问题,以及创作中的细节、结构、风格等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意见.(2)举办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短篇小说评奖.此次评奖是时代转折后文学体制重建的重要构成,是新的意识形态对合乎规范的文学创作的一次肯定,也为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此次评奖活动具有明显的促进文坛复兴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从一份仅供领导参考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初步设想》中可以看到这样两条评选标准:“提倡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佳作也可入选”,“主要是推荐新人新作,有老作家的短篇佳作也可入选”.很明显,前者的目的在于肯定当时体现时代特征、配合时代转折的新任务的创作潮流,注重作品的现实效应和影响力,从最终获奖的25篇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作品也成为获奖的主体部分,后者的目的在于扶持新人,发展和壮大的文学创作队伍,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此次获奖的青年作家刘心武、陆文夫、张洁、张承志、李陀等人也从此确立了在当代文坛的地位.1979年又评选出25篇短篇小说.可以说,此次评奖,促进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同时推出了文学新人,壮大了作家队伍.
新时期之初,短篇小说的发展的确成为文学繁荣的最主要标志,但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因素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所有文学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伤痕、反思文学的价值真正体现在为新时期的新的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的阐释,这些小说在文学形式层面上并没有新的突破.因此,短篇小说其实是《人民文学》为重建文学体制所寻找的突破口,《人民文学》促进短篇小说发展的真正价值其实体现在提供了与“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文学环境,写作、发表的权利的恢复、文学队伍的重建以及文学体制的建构等方面.
《人民文学》与文学界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影响还在,仍是文艺界开展各种活动的最大障碍,因此,重建文学体制的首要工作就是废除《纪要》,为“十七年”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文学平反,这是文艺界领导复出、作家作品平反的前提.然而在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正式撤销《纪要》之前,文艺界对《纪要》的批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也经历了反复,遇到各种阻力.
“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各条战线面临着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任务.作为重灾区的文学领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工作,《文艺报》还没有复刊,“粉碎‘四人帮’后的《人民文学》,暂时替代尚未恢复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刚复苏的文艺界中起着率先呼应拨乱反正的作用”.1977年11月22日张光年提议:“《人民文学》编辑部是否可举行一个座谈会,限于文学方面,批《纪要》.可谈得深一些.然后再进一步搞材料,组织有说服力的文章.⋯,⋯,文学界要很好地投入战斗.你们研究一下,可以很快地见到版面,把战斗气氛搞得浓浓的,要有一些规模,不是冷冷清清的.”经过筹备,1977年12月28日,《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召开了“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大会”,参加会议的多达100余人.这次会议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突破口,加快了彻底推翻《纪要》的步伐,预示着文学界重组的开始,是文学界拨乱反正和文坛复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批判了《纪要》强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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