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相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与高晓声2016年第8期相关文学欣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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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复出后的高晓声发表了令文坛瞩目的《李顺大造屋》,这篇对“新时期文学”农村叙述影响深远的小说被有些批评者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30年光阴转瞬即逝,斯人已去,其人其文,文学史也早已盖棺定论.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底层写作”热的不断升温,高晓声这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被严重“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作家又重新被提起.从80年代的“农民代言人”如今的“远离农民”,(2)近三十年来有关高晓声小说评价前后相异甚至大相径庭的结论,昭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界思想资源、批评路径及价值立场的变化动向.只有将高晓声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置于新时期文学不断变化的动态语境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高晓声的意义及其相关批评.

一、“农民代言人”和“国民性批判”的复杂意味

无论当下对高晓声的评价出现怎样大的分歧,但是谁都无法否认,高晓声在“文革”后至80年代前期是很“重要”的作家.从1979年到1984年,他以编年体形式结集出版的小说集成为新时期独特的文学现象,李顺大、陈奂生等人物更是成为被赋予深刻含义的“新时期文学”中典型形象.高晓声的小说,几乎奠定了“新时期文学”农村和农民形象书写的基调,对其后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加之复出时土里土气的“农民”形象及“为农民叹叹苦经”(3)的创作表白,高晓声几乎被定格为不折不扣的“农民代言人”.

高晓声本出身于一个耕读家庭,后又因“探求者”一案被发配到武进农村,在那里他“不仅使自己成为农民”,在文学创作时也自然地代表农民这一阶层和文化来发言――“我写他们,是写我心”.对于自己和农民的这种联系,高晓声既不过分的强调,也不刻意的掩饰,他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这种创作姿态包含着对农民的不幸遭遇的体察和同情,“农民代言人”的称谓并不是没有现实依据.

一个作家“写什么”和“如何写”往往体现了他的文学观.深受极左文学思想之害的高晓声极力摆脱了单一用政治视角来看待人物和生活的局限,将创作“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4)他意识到,文学要写人,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对于在出身农村并有着二十多年农民经验的高晓声来说,写农民是很自然的事情,“迄今为止,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作品,我并不是有意要这样做,而是因为我熟悉他们,我最能够写的就是他们,我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以后的小说,仍旧会这样写下去,现在我当然比过去更加认识到写他们的意义了.”(5)说到底,高晓声的文学观并没有超越“文学是人学”这个大的时代命题.

作为“农民代言人”,高晓声的小说准确地记录了“文革”后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的那段真实的历史以及农民的心理颤动,在那个文学充满激情地参与社会变革的年代里,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当诸多新时期作家还在为文革中不平的遭遇悲愤地控诉和哀伤时,高晓声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政治批判和情绪化宣泄的表达方式,开始以对农村、农民的苦难书写来反思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性和悲剧性.好友林斤澜说,高晓声是歌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新时期炸响的文学引线在哪里.他写出了农民的最关切的两个问题:吃和住.(6)

今天看来,林斤澜这个说法未必准确.高晓声固然写出了农民在物质生活中的贫困,但这绝非高晓声小说的全部或者他进入文学史的重要理由.高晓声小说获得高度评价的恰恰是因为他不仅仅写出了农民的“苦”,还站在一定的高度批判了农民在这种极左政治和物质贫困的重压下思想和心灵的异化.陈奂生那种麻木的看客心态及自恋自慰、自我满足的阿Q相,经一些有见地的批评家指出之后,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成为这一形象的经典评价,高晓声的小说也被指认为“鲁迅风”,这在有着“小五四”之称的80年代显然是一个无上光荣的称号.不仅如此,陈奂生形象塑造中的“国民性批判”意识,为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小说提供了一个思路.“农民代言人”和“国民性批判”这两种调子奇特地混杂在高晓声的小说中,高晓声姿态的暧昧复杂性和他在今天引发的种种论争,这两种创作身份的交织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杨曾说过,“农民”这一称谓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已经不单单是一个阶层的代表,而已经成为蕴含着“保守”、“厚道”、“勤恳”“容易满足”等性格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7)陈奂生几乎就是这种形象的典型代表.所以高晓声写农民,显然不是纯粹地表现农民的“苦”,更是想通过农民来揭示国民性.这一点,高晓声是有充分的自觉的.在新发现的高晓声演讲稿中,高晓声这样表述了对“国民性”的理解:“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我们现在讲的民族性、民族意识,都是一个意思,它们的内涵,其实指的就是农民性.”(8 )

所以

关于农民相关论文范文例文,仔细分析,陈奂生这一新时期文学中“典型的农民形象”代表并不是典型的农民,这一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从《“漏斗户”主》到《陈奂生出国》,历时12年,陈奂生系列小说终于尘埃落定,但是,无论是在哪一部小说中,并不具有典型农民的代表性.先是因为吃不饱肚子被人成为“漏斗户”,后是阴差阳错碰到吴楚书记而成为非同一般的“农民”,又在别人纷纷出去另谋生路的时候死守着自己的几亩田地,再往后经作者的异想天开出国出尽了洋相.不管是因吃不饱肚子沉默不语的陈奂生,还是自以为是出尽风头的陈奂生,在农民中显然都是“少数”和“另类”.

将国民性具体为“农民性”,所以高晓声的“国民性批判”就简单化成为“农民性批判”,而这种“农民性”不能不说带有了知识分子一种强烈的文化想象.于是,这位初上文坛要为农民“叹叹苦经”的人,最后却成为让农民在自己的舞台上受尽嘲弄讥笑的“国民性批判”的典型作家.正如叶兆言所说,高晓声在反复提到农民时并不愿意别人把他当做农民,“仔细琢磨高晓声的小说,不难发现,他作品中为农民说的话,远不如说农民的坏话更多.农民的代言人开始拆自己的台,从陈奂生开始,农民成了讥笑的对象.当然,这农民是打了引号的,因为农民其实就是人民,就是我们自己.”(9)

50年代的“探求者”到了80年代,也逐渐明白文学并不能够干预全部人生,而只能干预人的灵魂.《摆渡》是高晓声的一篇寓言体小说,也是高晓声文学观的形象阐释.作家写作就像摆渡一样,是要把人渡到彼岸去.后来熟悉农民生活的高晓声开始曾一度放弃他熟悉的领域,开始尝试创作一些篇幅短小的哲理小说,虽然对这些小说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但不难看出,这些小说中,高晓声依然秉持的是人性批判的路子.如《山中》、《鱼钓》等小说.高晓声对自己这些现代派小说自视甚高,他的老友林斤澜也认为高晓声的这些寓言体小说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高晓声去世后,他的挚友的一席话似乎道出了高晓声“农民代言人”背后的真实心理:高晓声是土老帽似乎成为社会公论,文学评论家则说高晓声喜欢农民,将他定位于“农民阶层代言人”.错！与其说喜欢不如说同情,与其说写农民不如说写中国人,他是为中国代言.农民是他实现文学梦想的本钱,是用二十几年苦难换取,当然得物尽其用,既然写农民没有人比他写得好,自然一炮打响,作品井喷,使他成为继鲁迅之后从人文、人性层面切入写农民题材的又一位大家.(10)

二、文学如何表述底层:近三十年来有关高晓声创作立场的批评

尽管“写农民”并不是高晓声创作的全部内涵,但是,农民作家已经成为高晓声身上一个无法抹去的标签,自然也成为评判他创作成就得失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正是在如何表现农民(底层)这个问题上,30年代以来有关高晓声的批评出现了前后迥异的声音,呈现出的是文学“如何表述底层”这个大命题.

综观80年代前半期有关高晓声创作的批评,主要关注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民命运的热切关注、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对五四国民性批判的启蒙精神的自觉继承.老作家严文井就将高晓声的小说称为“农民”组曲.(11)陈继会则将高晓声的小说特色定位于探索农民的历史命运和做好农民精神的启蒙工作.(12)而阎纲、范伯群则从不同方面肯定了高晓声和五四文学的基本联系.(13)

在如此多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高晓声的创作在80年代能够独树一帜并引起批评家较为一致的赞誉,这不仅在于他塑造了典型的农民形象,展示了农民的苦难生存状态,更多的在于他国民性批判的立场较早地使新时期文学接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从为农民“叹叹苦经”到回归五四启蒙立场,高晓声的迅疾转向引起了后来一些批评者的惊奇,但是却极大地符合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文化批判指向.因此,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和启蒙色彩,不仅得到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高度认同,也极大地满足了他们借此“农民叙述”来确立自己启蒙主体的意愿.在这种启蒙认同的时代语境中,文学的底层表述中蕴含着鲜明的文化批判和重建意蕴.

高晓声研究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1986年,王晓明以独特的文学感悟指出了高晓声小说创作立场上的局限性.他认为,高晓声与他笔下的人物缺乏一种距离感,“不但把自己看作一个农民,而且连感受和思考方式也渐渐和农民同化了.”这种“间距感”的缺乏使他不能够居高临下俯视他笔下的人物,他没有能够在写作中迅速告别农民的世界,他目前为止的小说创作还停留在“陈家村的代言人”的层面上,这种狭隘的共命运的心理情绪阻碍了高晓声艺术的升华.(14)显然,在这里王晓明对高晓声过分沉浸在自己的“陈家村”中有所不满,他认为如果高晓声要写出卓越的文学作品,他“不但得和陈家村人心心相印,更要能够居高临下去俯视他们.”稍后,王尧也对陈奂生的形象塑造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陈奂生形象已经在《上城》中定性,后来的续写不过是一种艺术徘徊,高晓声的艺术思维已趋定势.批判的锋芒也因此钝化了.(15)

上述批评指出了高晓声创作艺术上的局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批评的基本立场上依然与80年代前中期没有大的区别,秉持的启蒙心态使他们并没有在“国民性批判”这一层面上对高晓声的“农民叙述”提出质疑.

之后,不断有批评者指出高晓声创作中知识分子启蒙立场与农民代言人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其创作的影响.如贺仲明在《农民文化小说:乡村的自身与张望》认为,高晓声的乡村文化贴近性与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有着惊人的悖论,以至于最终作家的思想游离于乡村文化之外而置于不尴不尬的境地,本来应该在“农民文化小说”创作上有所建树的高晓声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自此,高晓声的暧昧的创作姿态开始引起关注并遭受批评.

对高晓声的农民叙述立场最严厉的批判来自当前的持底层立场的批评者.较早关注底层文学的刘旭在他的专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16)中辟专章来论述高晓声,标题就是――远离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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