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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是贯通中西的哈佛学者,曾在哈佛大学读书任教数十年,这本《我的哈佛岁月》是一本知识性回忆录,从他的个人的经验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本文摘自他对费正清教授的回忆章节,略有删减.
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此乃举世公认,我们学生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作为他的绰号.他为哈佛本科生开的两门课最为叫座:一为“近代东亚文化”(俗称“稻田课”),一为“中国近代史”.前者是和当年日本研究的泰斗(后任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教授(Edwin Reischauer)合开的,两人为此课所写的两本教科书:《东亚:大传统》(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和《东亚:现代的转化》(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也是我们当年研究生必读的“圣经”.前者为“旧约”,后者为“新约”,可见其内容之详尽.尤其是后者,我们都把它当“史实”来读.事无巨细,我们都读得滚瓜烂熟,甚至连费教授的简单有力的文体也背下来了,譬如讲到1870年“天津教案”的一段,就说(大意如此)“英国领事举枪向等射击,不中,再射一枪,击毙等”,当时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不中”一语,英文只有一个字――“Missed”,传神之至.
这类历史细节是费教授的特长,他授课也是如此,语调干枯而细致,面孔毫无表情,上课开讲先来一句:“Ladies and Gentlemen”,立刻进入正题,毫不浪费时间,更没有废话或“转弯”.据闻他第一次开“东亚文化”大班课的时候,为了引发低班学生的兴趣,时常辅以幻灯片,他在第一堂课放的第一张幻灯片就是一张中国的稻田,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块稻田,这是一头水牛等”学生们因此把此课叫作“稻田课”,是哈佛有史以来持续最久(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现今)的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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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的文体是从“史实”的叙述出发,把制度的改革置于“人情”之上,西方的制度进入中国以后,产生的反响也是相应的制度,譬如他大书特书的清朝外交“朝贡”制度和西方之不合,以及同治中兴以后应运而生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关,皆是明显的例子,后者的总监Robert Hart最后甚至成了费氏心目中的伟人.
我终于忍不住向费教授发炮了.在他开的一门阅读课中,我大胆地借义和团为题发表我的谬论:为什么费氏的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论述基本上都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出发为什么义和团的“拳民”都是没有嘴脸的暴徒这批下层人物的“心灵世界”该如何描述换言之,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怎么没有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而只是一味抄袭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最后我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里!”此语一出,班上的同学都很惊愕,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费教授听后,非但不以为忤,还露出他罕见的笑容对我说:他也感觉到这个缺点,所以正想说动史华慈教授和他合作,另写一本教科书.
从此之后――大概是我入学后的第三年――我和费教授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他公开称我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可能指的是我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吧,我从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渐在思想上独立起来,不再完全相信老师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而费教授似乎也对我另眼相看,非但请我(当然也有其他人)参加他家的茶会――每周三下午定时举行,我也因此认得他的夫人费慰梅女士(Wilma Fairbank)――还不止一次请我和少数研究生在周末到他的避暑山庄(在附近新罕布什尔州的弗兰克林)去小住,因此我也认识他夫妇收养的两个女儿,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费教授人情味的一面:对她的女儿平易可亲(其时他已六十多岁,而他的两个女儿尚未成年),而对他的夫人和老母更是敬爱有加,在这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正人君子.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自小养成生活朴素的习惯.我们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他就带着我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他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我们先洗一个“自然澡”.劳动过后,简单的晚餐吃得也格外开心,晚餐后闲谈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