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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的不对称是保险市场不可回避的问题,导致保险市场无法达到有效率的均衡和资源配置,因此研究逆向选择对保险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以M.Rothehixd和J.Stiglitz的保险逆向选择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保险合同的均衡问题,并以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构造了一个指数来测量逆向选择程度,最后提出防范基本养老保险逆向选择的方法策略.
关 键 词 ：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基本养老保险
作者简介：薛梅,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4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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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保险是一个发达经济体中最重要的保障.集合与分散风险就是保险公司经营的实质.保险公司把社会上比较分散的风险集中在一起,当发生损失时由全体投保人共同分摊.在这样机制的作用下,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人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满足了投保人的风险偏好要求.
但保险市场天生的不完善制约着其发展.信息的不对称是保险市场自产生就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市场往往出现“失灵”,从而有效率的均衡和资源配置是达不到的,于是就产生了“逆选择”.保险公司在投保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风险程度,因此保险水平无法达到对称信息下最优水平.逆向选择的存在给保险市场的经营带来了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众多保险机构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来尽量降低逆选择对保险经营的影响.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逆选择是由Akerlof首先提出的,他指出当所有的保险人只掌握着投保人的不完全信息,保险市场就有可能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无效率的市场.M.Spence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个体,如何通过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处于劣势的个体从而避免了逆选择现象的发生.M.Rothehixd和J.tiglitz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是保险市场逆选择理论的经典文献,其构建了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的模型,并且通过分析不同的经济主体面对信息不对称市场时所采取的行动,同时提出了如何进行信息甄别.
国内方面,刘喜华等（2003）分别阐述了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规避策略,并提出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最优保险契约设计的基本理念.王海英（2005）提出可以通过信号传递模型和分离均衡模型来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 孙树垒、韩伯棠、孙建全（2006）针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建立了博弈双方逆向选择问题的一般化模型.
二、逆选择下保险合同的均衡分析
以下模型分析来源于M.Rothehixd和J.Stiglitz在1976年发表的模型简化.假定保险公司不知道消费者的真实类型,只能确定消费者属于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概率分别为保险公司收取k的保险金,出事后支付投保人,保险公司的期望利润为：
零期望利润曲线介于AH和AL之间,因此满足消费者得到完全保障的均衡点为N点.但是在N点上,高风险投保人获得了额外效用,低风险投保人的效用甚至比不参加保险时还要低,因此低风险投保人就会退出保险市场,此时只有高风险的人愿意投保,若保险公司仍按照原来的保险金和赔偿金进行经营的话,会出现亏损.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保险公司把保险金提高到H点,这样的话保险市场上就只有高风险的投保人了,逆选择就这样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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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对投保人提供部分保险而非完全保险.如图中的C点,当保险人提供的合同是C点的话,此时保险人在零期望利润线上,低风险投保人的效用高于不投保的效用,所以两种类型的投保人都愿意参加保险,二者缴纳同样的保险金并在出事后获得同样的赔偿.但同对称信息下的均衡点相比,高风险投保人获得了额外的预期效用,低风险投保人损失了一部分预期效用,也就是说低风险投保人的效用补贴给了高风险的投保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C点不可能是一个混同均衡点.
另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提供一个分离均衡,对低风险和高风险的投保人分别提供一个保险合同.在完全竞争并且零利润的假设下,高风险投保人的保险合同在AH线上,低风险投保人在AL上.若保险公司提供的是H点,高风险投保人获得了完全保障,而低风险投保人宁可不投保也不会选择H点；若提供的是L点,低风险投保人获得完全保障,而高风险投保人的期望效用大大高于其保障水平,导致过度保险,背离了保险的初衷.因此最好的方案就是高风险选择H,低风险选择K（非L的原因在于防止高风险者混入低风险者内）,此时低风险投保人是部分保险,这就是分离均衡.
三、测量逆选择程度指数的构建——基于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实证分析
(一)逆选择指数的构建
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理论上具有强制性,所以低风险者不能随意退出市场,而且社会保险人由于受到国家政策、公信力等等因素的影响,只能把保险合同定在N点上,但由于种种原因低风险者退出了保险市场,实际上的保险合同将沿着45度上移到了,此时低风险者期望利润是负的,因此基本养老保险会产生逆选择.根据以上分析就可以构造一个逆选择指数ASI来测量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逆选择程度.
其中ASI,当ASI等于0时,社会上不存在逆选择,当ASI等于1时,逆选择现象非常严重.
(二)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逆向选择程度的实证分析
根据北京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2012年末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为1206.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7万人,覆盖率为96%,可以说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与率居于全国先进水平,因此研究北京市的个案就有助于推断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逆选择程度.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ASI的构造中,代表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缴费比例,代表实际缴费额,代表上一年职工最低工资*缴费比例. 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北京统计局网站整理,缴费比例根据我国每年规定的缴费比例计算.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得出的基本养老保险ASI是比较符合笔者的理论预测的,由于养老保险建立初期主要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当时参与率非常高,因此ASI是负的,随着养老保险覆盖面的过大,开始出现逆选择逐渐递增,到了2012年达到了0.72,可以看出逆选择程度已经是非常高了,这种逆选择表现在养老保险上首先是扩面路径,我国的养老保险从国有企业出发扩展到非公企业,由于非公企业年龄结构更年轻,因此会导致逆选择；其次就是缴费基数与待遇脱节,所有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都是由职工上年平均工资决定的, 并限定在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 但是社会保险中的一部分待遇与缴费基数是无关的, 例如养老保险中的基础性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部分等, 其结果必然是产生隐瞒缴费基数信息的激励, 这同样是逆向选择的一种表现.
四、逆选择风险的防范机制
逆向选择是客观存在,无效消除或避免,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具体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来降低或减轻逆选择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
(一)提高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加大监管力度
社会保险的强制性是其克服逆选择的重要原因,法律作为社会保险强制性的后盾使得社会保险可以有效地避免人为的随意退出.但是不少企业或职工仍利用监管的盲区,不交或少交社会保险,因此通过加强对社保缴费的监管来减少逆选择的发生.
(二)建立全国共享的个人信用档案机制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面“双刃剑”.它既降低了成本,也带来了信用风险.因此建立完善的信用档案对降低信用风险,提高市场效率具有巨大的作用.我国于2006年1月正式在全国运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为5.7亿人建立了个人信用档案.这是我国在信用体系的一次重大发展,不仅控制了金融市场上的信用风险,也提高了个人的信用意识,有效降低保险逆选择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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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由上文中分析得出,缴费基数和待遇的脱节是造成基本养老保险逆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做实个人账户使个人缴费和待遇挂钩,提高非公企业职工参与的积极性.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流动转移困难也是造成逆选择的一个原因,个人账户方便携带转移且累计积累,保障了职工的权益也提升了职工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信心.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逆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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