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对消费影响因素和提升对策方面。综合来看,收入决定理论、政府支出决定说、城镇化拉动说、消费信贷决定论等观点影响较大。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界普遍认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其他非收入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改善农村消费信贷等措施可作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研究逻辑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j.cnki.sxsx.2015.03.026
一、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影响因素概述
(一)收入决定理论
刘晓红,赵玉阁(2012)[1]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其收入密切相关,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于淑波和谷文博(2012)[2]通过分析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联动效应,得出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的结论。同时,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现期消费受过去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大,“上去容易下来难”,存在一定的“棘轮效应”。王悦(2012)[3]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居民消费具有“邻居效应”的典型特点,主要表现在生活性消费的“跟风”、生产性消费的“趋同”以及特殊性消费的“从众”等方面。
(二)政府支出决定说
李晓嘉(2011)通过状态空间模型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联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支农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并且随着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扩大,“挤出效应”还表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陈宝(2012)[4]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程度不同,在东部地区财政教育投入较为有效,在西部地区财政卫生投入较为有效。储德银、闫伟(2009)[5]的研究结论与李晓嘉不同,他们发现随着地方政府支农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也会同步上涨,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没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转移性支出是通过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来间接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毛其淋(2011)[6]的研究支持了以上两位学者的结论,他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将会增加0.14%,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引致作用。王娜、张磊等学者(2011)通过协整与误差修正消费模型对中国不同阶段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验证,得出财政支农支出的数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城镇化拉动说
张书云(2010)[7]运用VAR模型和AIDS模型,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城镇化发展整体上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各构成部分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城镇化率的提高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次之,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虽然也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小,城镇化率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居住消费支出、衣着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影响则是负向的。程世勇和王勇(2009)[8]以22年的时间序列为基础,构建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发现农村居民长期消费倾向显著高于城市居民,因此认为解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问题的根本在于构建城乡统筹的市场化制度。
(四)消费信贷决定论
林毅夫(2003)[9]从宏观的视角研究了农村消费信贷的变化对“三农”的影响。他认为“三农”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支持是必需的,除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外,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也应该参与到“三农”中去。并且,新增一些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也是必需的制度安排。尹学群、李心丹、陈庭强(2011)[10]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尽管中国农村居民对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消费信贷的需求强烈,但是,正规金融机构却对农村信贷供给意愿不足,导致农村居民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所需消费信贷,从而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五)物流制约论
李骏阳、包錾伟、夏禹铖(2011)[11]基于PLS的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农村消费品物流网络发展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认为只有健全农村消费品流通网络、加强农村消费品流通制度建设、改善农村消费品物流渠道、提高农村消费品物流效率,才能有效地将农村居民潜在的消费欲望转化为实际的消费支出,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郝爱民、王章留(2011)[12]也认为农村流通业经营模式单一、农村流通秩序混乱和流通效率低下是目前制约农村消费升级的主要障碍。
(六)习惯决定说
齐福全和王志伟两位学者(2007)[13]利用北京市农村居民的消费数据和Dynan提出的具有习惯偏好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农村居民消费习惯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洪名勇(2013)则利用该模型对贵州农村居民进行了抽样分析,他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的饮食、居住、衣着、交通通讯、教育及文化娱乐、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等消费行为均有显著影响,民族习惯和习俗虽然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但这种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吴云勇(2012)认为农村居民的不良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消费需求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改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消费观念过于保留,节衣缩食、量入为出、缺乏消费信贷意识等都抑制了他们的消费支出;二是平时省吃俭用,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又过度消费;三是畸形消费严重,如迷信活动、赌博吸毒等,特别是人情消费占总支出比重过大,只为收点礼金,小孩留辫子、母猪产仔都能成为操办理由。(七)基础设施影响说
孙春燕(2013)[14]利用SUR模型和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多变量、多方程的模型来分析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张书云(2011)[15]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时他还对各种不同的基础设施影响的大小进行了排序: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在各种基础设施中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排在第一位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排在第二位,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排在第三位,教育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有正向影响,但主要影响的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
(八)制度变迁间接影响说
倪远栋、魏勇等学者(2012)[16]研究后得出:制度变迁可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制度变迁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一是制度变迁(如农业税的取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再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二是制度变迁(如农村土地确权)影响农村居民家庭财富保有量,进而会影响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收入预期改变既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现期消费支出,也会影响农村居民的未来消费支出;三是制度变迁(如高等教育收费并轨)增加农村居民未来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在现期消费和跨期消费之间作出选择;四是制度变迁(如农村公路“三通”工程)会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消费环境的改变既会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总水平,也会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五是制度变迁(如农村养老、医疗制度改革)会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九)子女教育支出影响说
高梦滔、毕岚岚(2011)[17]从微观视角研究发现:子女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有重要的影响。他们调研后发现,有子女在读的农村家庭其消费支出水平要比没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低10个百分点。并且,随着受教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家庭经济负担会越来越重,消费支出下降更多。但这一结论主要体现在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农村家庭中,对于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家庭子女教育对家庭消费支出影响有限。
此外,文启湘和席建强(2009)[18]认为体育消费可直接带动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于昊淼、杨娇娇、王冠(2011)探讨了子女性别、数量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对策概述
(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论
郭振宗(2003)提出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措施增长农村居民收入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徐会奇和李敬强(2009)[19]认为,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除了从多种途径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外,还应该改变农村居民对未来工资性收入的预期,让农村居民意识到未来工资性收入增长将会成为持久性收入。李伟(2010)[20]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农民收入,将资金的一定比例投向涉农领域,支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吴云勇(2012)[21]提出要从“三农”内部、“三农”外部、制度创新三个层面来系统地构建中国农村居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进而实现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有效提升。
(二)加大政府财政投入论
张攀峰(2012)[22]认为: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通过加强小型农田水利投资建设和提高农业科研水平是实现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李晓嘉(2014)[23]认为: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大针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类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并且建立起类似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这样的民生支出类公共产品财政投入增长的有效机制,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制度约束被解除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自然就会降低,农村居民就有能力也敢于消费了。吴志杰和李郁芳(2011)也非常重视政府一般公共服务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提升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财政投入应该从过去的重视基础设施转向重视一般公共服务。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效应要比基础设施大很多。所以,现阶段地方政府应当适时进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即政府应该在基建支出上作减法,在一般公共服务性支出上作加法,加快“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过渡。
(三)加快城镇化论
黄吓珠(2014)[24]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尤其是低消费水平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受城镇化影响更大。他主张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实现城乡消费的一体化,防止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潘龙(2013)[25]在其研究中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一定要克服一些短视的行为,比如说形象工程,要切实通过城镇化来拉动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他认为,在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转移过程中,不能仅仅强调人口数量向城镇的快速积聚,更要重视城镇化质量的深度升级,城镇化也需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只有打造升级版的城镇化才能从长远、从根本上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才是长效的、可持续性的,进而才能通过农村居民消费来扩大内需,实现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邹小芳和汪发元(2015)[26]认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仅仅强调大城市的作用,农村居民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应主要依托已有的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的中小城镇,这些中小城镇不应该独立发展,应该形成一种互补的、联动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的城镇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才能让农村居民有序、就近、真正、合理地流向城镇,农村居民市民化后才没有后顾之忧,进而才能实现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有效提升。林秀清(2010)[27]认为城镇化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要想让这个过程顺利实现,中国必须突破两大制度性难题: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户籍制度不改革,农村居民即使转移到城镇了其身份还是农民,还是无法融入城镇中去;土地流转制度不建立,农村居民就无法摆脱土地的利益和束缚,即使“身”在城镇,“心”却无法真正脱离农村的土地。如果这两个制度难题被破解,城镇化进程就能加快,农村居民消费的能力提升也就自然水到渠成。(四)农村金融改革论
胡帮勇和张兵(2011)[28]认识到农村金融发展的滞后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等带动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增加。尹学群、李心丹、陈庭强(2011)[29]也持相同观点,他们强调要通过农村金融改革来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与服务,以满足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最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五)农村流通强化论
李骏阳、包錾伟、夏禹铖(2011)[30]主张扩大农村流通就业人员数、大力提高农村流通从业人员素质来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郝爱民和王章留(2011)[31]也认为农村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有较大影响,他们认为应该确保财政资金向农村流通业倾斜、加强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流通业经营模式、规范农村流通市场秩序、加强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及以信息化推进现代农村流通业的发展等。如果这些农村流通体系改革措施到位,必将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六)消费习惯调整论
洪名勇(2013)主要从农村少数民族消费习惯调整角度给出了调整思路。他认为在启动农村少数民族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消费习惯和习俗的研究,并进行一定引导,让其保留合理的消费习俗、习惯,尽早摒弃不合理的消费习惯、习俗。如“重积累轻消费”的习惯就应该用超前消费来替代。吴云勇(2012)认为应该利用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多渠道宣传和引导农村居民破除消费陋习、远离迷信,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消费习惯。另外,像赌博、迷信、人情消费等在农村居民消费中已经形成很强的路径依赖,如果仅靠农村居民自我约束效果有限,政府应该通过强制性消费习惯调整加以解决。
(七)基础设施投资论
孙春燕(2013)认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要理性地、分地区、分层次地逐渐推进,不能够搞“一刀切”,强制性要求各地完全一致、同时推进是不可取的。她主张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要优先安排在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迫切需要的、建设资金仅靠农村居民或村集体无法解决的、对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上,如农村的道路、河渠、供水和供电等基础设施应该是资金要重点投向的基础设施工程。尹音频和刘巍巍(2010)[32]强调国家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应该突出重点,他们认为应突出两个方面的投资:一是与保障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农田水利设施以及农业道路交通等;二是与提高农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如生活用水用电、电话通讯等设施等。“农业生产设施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而农村生活设施则有助于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八)制度变迁论
倪远栋、魏勇(2012)[33]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机具补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财政补贴措施、“村村通”公路工程、“户户通”电信工程、户籍制度的改革等制度变迁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十三五”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这是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制度保证。
还有的学者主张通过“产业体育”、“健康体育”、“和谐体育”、“体闲体育”和“身份体育”等五个方面的体育消费直接带动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34]有学者认为应该建立健全农村教育体系,提高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迫在眉睫,从而促进农村教育消费,加大推动农村消费;还有的学者强调政府应制定更合理的政策,将传统的“养儿防老”转为更加理智的“理财养老”等。
三、文献评析
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魁奈、西斯蒙第、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消费思想是最早的消费理论,其后,凯恩斯、杜森贝利、布朗、弗里德曼、莫迪利安尼等提出的假说逐渐成为主流消费理论,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里兰德预防性储蓄假说、扎德斯的流动性约束假说、卡莱茨基和温特劳布的收入再分配假说等都是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消费理论为国内学者针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国内外学者分别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因素和对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综合来看,收入决定理论、政府支出决定说、城镇化拉动说、消费信贷决定论等观点影响较大,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当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普遍认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其他非收入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改善农村消费信贷等措施可作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主要路径。
参考文献:
[1]刘晓红,赵玉阁.基于ELES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动态分
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2,(6).
[2]于淑波,谷文博.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居问题探析
[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11).
[3]王悦.农村居民消费“邻居效应”的调查与分析[J].石家庄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2012,(8).
[4]陈宝.财政民生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基于省级面板
数据[J].当代经济,2012,(4):75-77.
[5]储德银,闫伟.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基于
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统计研究,2009,
(8):38-44.
[6]毛其淋.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J].经济评论,
2011,(5):8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