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恐怖活动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胁迫国家机关或者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或者其他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也属于恐怖活动。”与恐怖活动相关的事件通常称为“恐怖事件”、“恐怖袭击”等。
摘要：暴力恐怖主义是隐藏在黑暗丛林中的政治瘟疫。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边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凸显，以及境外因素的诸多影响，边疆暴力恐怖活动进入持续高发的活跃期，对民众安全与社会安宁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边疆暴力恐怖活动持续高发与防恐反恐活动不断升级的拉锯中，边疆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一系列令人警惕的新的发展趋势。当前边疆暴力恐怖活动的滋生与蔓延，客观上要求我们对其展开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
关键词：边疆安全;暴力恐怖主义;防控;多元治理;暴力恐怖活动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近些年来，各种极端恐怖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相互勾连杂糅，不断在我国边疆炮制各种挑战人类社会共同秩序和人类文明共同底线的暴力流血事件和社会恐怖事件。特别是，随着当代恐怖主义政治心态和宗教情结的进一步极端化，恐怖主义活动的暴力色彩更加浓厚，出现了一系列令人警惕的新型特点和发展态势。如何尽最大努力铲除暴力恐怖主义的生存土壤与活动空间，乃是当前我国建构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一、边疆暴力恐怖活动的现状与态势
我国是一个深受恐怖主义毒害的国家，极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近些年来不断勾连合谋，频频在我国境内炮制各种暴力恐怖事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仅“东突”恐怖势力就在我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00多人受伤”。[1]2002年后，“东突”恐怖主义在恐怖袭击数量、危害程度，卷入全球“圣战”运动的程度持续上升，他们先后在新疆境内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持续推升我国的恐怖主义指数。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指数报告》，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持续上升，从2002年到2013年，中国的恐怖指数从3.27上升到5.21，排名由43位上升至25位。[2]其中2009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恐怖事件给我国各族人员造成的创痛尤为惨烈，截至2009年7月17日，此次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97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群众)、1700多人受伤，331个店铺和1325辆汽车被砸烧，众多市政公共设施被损毁。[3]2010年以来，我国境内的恐怖主义持续活跃，仅2013年暴力恐怖分子就在我国境内制造了1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导致警方与民众51人死亡，101人受伤。2014年，我国境内的暴力恐怖事件依然热度不减，据公安部的数据，截止2014年11月22日，仅在新疆先后打掉暴恐团伙115个，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334名，52名涉恐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我国近些年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通过砍杀、暗杀、绑架、爆炸、投毒、纵火、策划骚乱、传播疫病等诸多手段，针对特定人群或无辜平民展开大规模轰动性的杀伤，借此彰显自身的存在感，并给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以达到其极其险恶的政治目的。纵观当前我国暴恐事件，与传统暴力恐怖事件相比，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
其一，恐怖主义活动高位徘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性的民族分离思潮的刺激与影响之下，我国边疆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不断分进合流，频频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并呈现出恶性膨胀的态势。近几年以来，随着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和恐怖主义魅影的肆虐，我国防恐反恐的形势空前严峻，以新疆为代表的边疆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和干预治疗阵痛期的“三期叠加”时期。虽然我们一以贯之地强调对待恐怖主义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恐怖主义保持着持续性的高压态势，然而，毋庸讳言的是，由于恐怖主义高度的国际关联性、形成机理的复杂性、运行轨迹的难以预知性，以及恐怖主义活动精明的算计等诸多因素的深度掣肘，当前我国对恐怖主义的综合治理与彻底根除，依然处于上下求索的艰难行进中，恐怖主义活动也依然呈现出高位徘徊的态势。
其二，恐怖主义取向极端残酷。20世纪70-80年代的恐怖主义活动往往是针对特殊群体(尤其是身份敏感的政治人物)展开的暴力活动，带有明显的“受迫幻想”，并试图通过暴力恐怖活动传达本群体的反抗意识和政治诉求，他们并不排斥对自身恐怖主义活动的“正义性论证”，往往带有博取他者认同和同情的目的，所以其暴力恐怖活动止于“让更多人的看，而不是让更多的人死”。然而，当代中国恐怖主义活动“群体极化”现象和极端思潮蔓延体现的十分明显，驱动其不断炮制暴力恐怖的政治心理已经由传统的“极端政治诉求”向“极端政治诉求与炽热的复仇心理”进行变迁，对于恐怖主义来说，其所攻击的那个社会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罪行深重的，“不属于他们群体的人都是恶魔。他们渴望通过暴力释放自己的永恒的愤怒”。[4]在这样一种政治心理的驱动下，当代恐怖主义在施暴受众的选择上，由特定的身份群体转向非确定性随机抉择，通过极具嗜血性的犯罪手法，强调“让更多的人看，也让更多的人死”。传统恐怖主义对自身暴力恐怖行为的“正义性论证”并试图赢得他族认同与支持的做法，在当代正在发生重大扭转，恐怖主义不再谋求外在的认同，而只在意自身教派的支持与认同，[5]他们更多地强调通过暴力恐怖活动挑动民族“我者”与“他者”界别意识的尖锐对立，不断煽动民族敌视、民族排斥与民族仇恨，以图达到分裂国家之险恶目的。
其三，恐怖主义手法多种多样。在传统社会时期，恐怖主义采取的手法主要是砍杀、暗杀和绑架，目标群体相对固定，手法相对简单，社会影响也相对较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现代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获得了狂飙猛进式的发展，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的知识普及程度和教育提升程度有了大幅增长，客观上为各类武器的制造与扩散提供了便捷性条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发动各种暴力恐怖活动的武器库也日趋丰富，犯罪手法的选择余地也大为增加，爆炸、投毒、纵火、策划骚乱、传播疫病等诸多恐怖手段相继催生。国际恐怖势力恐怖手法的爆炸式增长，对当代我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境内外的恐怖主义相互勾连，沆瀣一气，境外恐怖主义经常对我国境内恐怖分子进行骨干培训、犯罪手法培训，甚至直接参与犯罪活动策划，我国的恐怖组织如“东伊运”也经常将其成员派遣至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武装训练基地参加军事训练，学习各种暴力恐怖技术，由此也直接导致我国境内恐怖主义采取的恐怖手段和施暴方式日趋多样化、残暴化和国际化，给我国的防恐反恐带来了十分沉重的压力。
其四，恐怖主义后果放大扩散。随着恐怖主义思想进一步极端化、恐怖主义手法更加多样，以及恐怖主义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其给当代中国社会造成的杀伤性和威胁度也持续走高。尤其是2014年以来，恐怖分子使用爆炸物的次数、频率与用量都明显超过以往，伤害社会的能力呈现出递增式发展的态势。而且当代恐怖主义在犯罪过程中为了追求恐怖效应的最大化，更加强调施暴受众的非确定性、犯罪地点的高度敏感性、犯罪群体的团伙联动性、犯罪现场的视听冲击性，并以此制造整个社会的群体性焦虑与普遍性恐慌。再加上发达的现代传播媒介与日益精进的摄制技术，使得恐怖主义罪行的报道与揭露无不向民众传达着充满切肤之痛般的“现场感”。新闻媒介在恐怖主义报道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激发了民众对“超出法理的残忍”的恐怖主义的愤怒;另一方面，现代传播媒介的天性就是追求新闻报道的最大轰动性，一些新闻媒介在跟踪报道恐怖犯罪现场之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媒介自我约束”(MediaSelf-Restrain)，在全方位饱合式揭露恐怖主义罪行的同时，无意中也使得恐怖效应呈几何型的放大与扩散。
二、边疆恐怖主义的诱因与根源
恐怖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其形成的机理与原因就是一个难以解索的“斯蒂克芬之谜”，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以及任何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中，它可能在经济繁荣时期凸显，也可能在经济衰落时期爆发;它可能在大城市里肆虐，也可能在小城市里妄为;它可能在单一民族国家里孕育，也可能在多民族国家里滋生。[6]它的根源和动机是如此的复杂，以致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而普适的解释模式，而只能就单个国家内部发生的恐怖主义作个案式的解剖与分析。就我国边疆恐怖主义的植根与诱因而言，乃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受国际恐怖主义影响的多因单果式的存在。
其一，经济贫困。经济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直截了当的等号，但经济贫困地区最容易滋生恐怖主义暴乱却是不争之事实。我国边疆地区而不是沿海发达地区成为暴力恐怖主义活动的源头，在某种程度正是缘于边疆地区的经济贫困。纵观恐怖主义分子的来源，绝大部分成员都是来源于边疆最为贫困与落后的地区，如新疆的皮山县、和田县、墨玉县、巴楚县等。经济贫困使得边疆部分民众久居社会底层，生存技能的低下与社会向上流动空间的逼仄又使得他们不断滋生深刻的社会绝望和强烈的宣泄欲望。生存的艰难与绝望情绪的叠加最终促使他们很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蛊惑，从而违背最基本的生存伦理，践踏最基本的社会道义，从事“圣战”并以此作为进阶天堂之阶梯。
其二，分配失当。我国传统社会时期的“弱暴恐态势”向现代社会时期的“强暴恐态势”转向，是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滋生并凸显的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密切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向边疆地区纵深推进，现代文明和市场文化也将边疆地区裹挟进入了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之中，面对现代文明的强势植入，边疆少数民族产生了相当浓厚的传统文化失落焦虑，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中没有恰当地解决好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正义问题，民族非均衡性发展的二元结构不断凸显，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产生并淤积了比较浓厚的民族地位焦虑、民族边缘化忧惧和相对剥夺感等负面情绪，整个社会存在比较严重的利益结构紧张、文化结构紧张和社会心理紧张。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因为分配不公而诱发的各种内在紧张和心理失衡，极端恐怖主义组织的个体挫败感和反社会心理才会引起少数其他成员的共鸣。换而言之，现代化进程弥漫的民族边缘忧惧和分配不公愤懑，为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动员和操作恐怖活动提供了上下其手的空间与舞台。
13888888888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