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与苏联都对本国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阶段性成果，而苏联的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却导致了亡党(共产党下台、解散)亡国(国家解体，苏联不复存在)亡社(放弃社会主义)的结局。这就使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可比性。
一、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区别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动员
改革具有批判性和创新性，要改革就必须对原政治体制进行批判，使人们认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也就是必须要进行舆论动员。但同时改革也具有继承性，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必须把握好一个度，过或不及要么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的倾向，要么会影响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坚定性。但是，苏共在这个舆论动员过程中，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过分宣传、渲染“差距论”(即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否定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宣传苏联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甚远的理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泛滥成灾，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对苏联共产党、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否定；二是在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甄别时，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不实事求是的全面否定态度。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发出“不留有空白点”的号召后，对舆论不加引导，反思过去就变成了否定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成的全部现实；批判斯大林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的结果正如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所言：“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集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1](P.160)这样，后来的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就成了逻辑的必然。
中国在反思历史时，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引导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工作上的失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的分析态度，将毛泽东的正确方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方面同他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将毛泽东思想同他发动“***”的错误论点完全区别开来，从而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及其思想，避免了简单化的、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用一年多的时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做过多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谈话，为我们党正确评价毛泽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多次对中央负责起草决议的同志讲：“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P.29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他所反对的往往是他过去坚持的正确的东西，他所坚持的实质上是脱离了他以往思想正确轨道的东西，解决这个难题，得益于邓小平的多次指点，他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2](P.298)这样就使我们党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把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正像一些党外人士所言：《决议》是个杰作，表现在它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3](P.850)
(二)关于全面改革的布局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布局问题上，我们认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它的整个体制的优越性和弊病的根子都是在政治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先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在政治体制的指导和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最初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高度集权的性质，所以随后的经济体制也有了高度集权的弊病。这一主从关系使经济体制的任何变动都受制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不改革，或者改不动，不仅会阻碍经济改革，甚至能使经济改革陷入失败的命运。所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先导。在改革的布局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既没有处理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又在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因此导致了苏联整个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其上台的前三年，一直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没有错，错就错在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以投资少、见效快且在苏联一直属于瓶颈的农业为突破点，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又放到了重工业上，其结果是不仅经济发展速度下降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经济形势还进一步恶化，从而延误了改革的时机，挫伤了群众的改革期望，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在经济改革受挫的情况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把改革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苏联存在着“障碍机制”，归咎于各级党政部门的“保守势力”抓住权力不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宣布把政治改革放在首位，企图以此来摆脱改革遭遇的困境。从此，政治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不断升温的全国规模的“政治热”。在“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各地的罢工、集会、示威游行层出不穷，规模日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和政府机构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更是直接影响了生产。正如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所言：“各种政治运动、代表大会、会议和集会挤掉了对最费功夫的经济结构的改造。”[4](P.70)其结果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引导、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妨碍、影响了经济改革，使经济改革因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而无法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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