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以孔子为代表和"旗号"的儒学，自秦、汉以来，是中国文化的主干，特别在"大传统"中。这似乎无需论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特别由于汉代以来文官制度的建立，诵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骨架"（社会结构的主要支撑者），上至载人史册的"儒林"、'文苑"、"循吏"、"名臣"，下到如《儒林外史》中描绘的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无不显示出儒家学说以各种不同方式、形态和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统治、支配和渗透在这个社会"精英"们的思想、生活、行为、活动中，并已成为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某种文化心理状态。
不仅大传统，在"小传统"或民间文化中，虽然表面上似乎佛、道两教更占优势，老百姓并不拜孔夫子，而是拜观音、关帝或妈祖，但不仅崇奉儒学的士大夫一般并不排斥民间宗教；而且关键更在于，就在民间宗教和礼俗中，儒学好些基本思想也已不声不响地交融渗透于其中了。六朝时"沙门敬不敬王者"的著名争论以礼敬帝王为结果，《佛说孝子经》中"亲慈子孝"更发展演化方'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灵峰宗论》）。迄今民间宗教的许多内容也实属儒家学说，如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敬老怀幼"、"正己化人"（《太上感应篇》）等等。证严法师便曾赞赏病人死在有亲属在旁的家中，而不必死在医生、护土等陌生人手里，表现了以亲子为核心的儒学人际关怀，而并非看破尘缘、六亲不认。就拿在小传统众多领域中均流行不辍的阴阳五行观念，亦可溯源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理论系统，更不用说宋、明以来流行在民间世俗中的各种族规、家训、乡约、里范以及《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等儒学本身的"教化"作品了。所有这些，显现出儒学远不仅是某些思想家们或精英阶层的书籍理论、思辨体系、道德文章，而且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象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理结构。正是它，支撑着我所谓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主干或处于核心地位，简而言之，我以为主要就在这里。
（乙）日本情况似颇为不同。儒学并非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和魂汉材"正如"和魂洋材"一样，儒学只是被吸取作为某种适用的工具，其作用、地位和特征与中国相比较，有极大的差异。
什么是"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简言之，我以为，它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伸延。也许由于与四周容易隔绝的地理环境（多山的岛国），文明进程较为缓慢，各原始部族对众多神灵和人格神的强大信仰在这里被长久保持下来。《古事记》中描述二神交媾，养育日本，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中。天皇崇拜（天皇是现世神，太阳神的直接后裔）是神道主要内容之一。正是在这种本土背景的基础上，为了现实利益的需要，日本极有选择地吸取了中国传来的儒学。
从历史进程来看，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西元604年）和大化革新，主要是搬入了当时在世界上颇为先进的唐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亦即儒家礼制体系和与之相关的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有如中材正直所说，"中国的道德主义，所谓孔孟之教，儒者之道，即使在我国，从应仁之朝至今，虽盛衰兴废，因时不一，上从朝廷百官，下至间巷百姓，几乎是自觉遵守执行，使秩序得到维持"。③在这里，儒学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执行"性（如士、农、工、商的等级）。这种政治一社会领域内对儒学体制的某些吸取，对日本文化心理深层并无任何重大影响。儒学"天道"的非人格神的特征丝毫没有动摇日本人对原有神道的信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中国儒学观念倒可以增强人们对天皇神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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