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

在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的框架主要建立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略平衡的基础上。其中，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对维持这种战略平衡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旧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建立新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势在必行。而且，它应该建立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并有自己新的特点。
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必要性
大国战略稳定框架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它有三个要素：(1)主要大国在力量和利益基本平衡和妥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2)它们由于各自的利益或共同的利益都愿意在一个较长时期中维持这种相互关系，没有足够的刺激因素促使它们用武力改变它；(3)使这种战略稳定机制化，形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框架，包括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国际协定或条约。
在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主要包括“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军备竞赛稳定性”指协调双方军备竞赛的步伐，避免发展那些刺激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武器系统，使军备竞赛控制在不破坏战略稳定性的范围内，增加相互之间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危机稳定性”指建立危机管理机制，防止双方迎头相撞。在冷战时期通常指在发生政治—军事危机时的“威慑稳定性”，使双方都不感到有对对方发动致命的第一次打击的必要。
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主要特点有：
(一)以美苏两极体制为政治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际上就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西方和东方两大阵营。它们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对立。但美苏在严重对抗的同时也存在“并不完全是对抗的关系”(注：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其表现是“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与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处于对峙状态时，它必须在明里暗里与对手相互配合，以求避免出现无法挽回的危机，也避免虚惊或误解对方的意图。”(注：托马斯·谢林和莫顿·霍尔珀林：《战略和军备控制》，纽约20世纪基金会1961年版，第1～2页。)美苏两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和妥协主导着全球局势的基本走向。
(二)以核军备控制为安全基础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它们建立了各自庞大的核武库，双方核弹头的总数最多时达到5万余枚，足以毁灭人类好几次，成为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但另一方面，核武器所具有的巨大杀伤能力，使它与以前的各种武器不同，“有可能遏制战争的发展，因为新的核武器会使威慑具有几乎‘天然的’稳定性”(注：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第223页。)。在此情况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核军控谈判作为它们进行核军备竞赛、争夺核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企图通过核军控谈判来避免在争夺中迎头相撞，也企图通过制定核军备竞赛规则来维护双方在军事实力和军事技术方面对其他国家的垄断或优势地位，并使双方的军备竞赛在不危及各自安全的情况下“稳定”地进行下去。核军控谈判和核军控协定使美苏两国保持了核均势，并合作努力防止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
(三)以“相互确保摧毁”为理论基础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4年提出了“确保摧毁”的理论。该战略思想主张侧重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即在进行第二次打击时，把对方的大多数城市摧毁，以威慑对方，迫使对方不敢对美国发动核突袭。60年代后期，随着美苏相互威慑格局的形成，在“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又发展起一个战略概念：“相互确保摧毁”。与其说它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是一种被确认了的现实。恰如主持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曾打过的比方：“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大国比作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能杀死对方，但是必须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注：罗伯特·奥本海默：《原子武器与美国政策》，载《外交季刊》1953年7月号。)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美国奉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理论，苏联也逐步接受了这一战略理论。它的基本含义是：只要美苏双方都拥有能给对方以毁灭性报复的“确保摧毁”能力，则任何一方都不敢挑起核冲突，因而也就保持了战略稳定性，避免了核战争。根据这一战略理论，美国提出，核军控的重点应该是减少那些促使任何一方首先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因素，确保双方进行核报告的“第二次打击力量”。美国认为，一方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可能威胁到另一方的报复性的威慑力量”。因此，美国主张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同意将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向上平衡”。美苏核军备控制遵循的主要规则是：一方面限制防御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和发展，另一方面对进攻性战略核武器逐步进行限制和裁减。总的原则是维护稳定的战略平衡，限制并逐步裁减过于庞大的核武库，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