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

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的东西文明对峙，尤其在这种对峙下中国日显落后的严峻现实，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产生一种既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要超越这种文明的强烈冲动。这种超越冲动成为100多年来中国志士仁人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繁荣富强的内在动力，凝聚成一种民族精神。我们把这种超越的冲动称之为超资本主义精神。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和精神导师毛泽东，在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超资本主义精神便表现得异乎寻常。正是这种超越的冲动，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准备，成为他后来凝聚全民族意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动力。
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不把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的对象，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近代中国人的这种价值取向，建立在对被超越者——资本主义文明的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它构成了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背景。
近代以降，除一部分闭目塞听、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僚士大夫外，都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确实优越于中国固有文明。但，若将与中国固有文明根本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追求目标，那就意味着对自身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全部否定，意味着跟在列强后面爬行。这种自我否定，对于有着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更何况我们所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先生，而是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侵略者。但一次次的失败，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深入过程与民族危机加深过程相一致的历史现象。这种“被动的”、“不得已”的心理困境，一方面不会心悦诚服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当作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会祈求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来战胜资本主义恶魔。这种情绪化的心态里已隐含着这样的认识：要想战胜敌人，不能跟在敌人后面爬行；要想抵制西方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注：1938年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注：“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86页。）。这种“更高者”是什么，当时并不清楚，然而它的出现，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呼唤。
不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除了情感上的抵触之外，还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一开始就看到了西方的两个方面：除了看到了他们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之外，还看到了他们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看到了人情淡薄、道德败坏，即所谓精神文明的颓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严复、谭嗣同等，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作了指责；20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继续陈述封建主义的罪恶外，还增加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压迫、财富集中，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各种弊害的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李大钊透过帝国主义“正义”、“和平”的外衣，认识到“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4页。），连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也认识到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实在因战争得利的，只有少数企业家，大多数人是受了苦的。”（注：《朱执信选集》第534页。）
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感性认识和批判态度，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犹豫不决，步履蹒跚，始终不情愿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追求的理想目标。在“不得不学习”的压力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途径，避免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从而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理想社会。这种渴求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著述和实践中都表达得相当充分，在毛泽东早年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