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一般指智囊团。智囊团又称头脑企业、智囊集团或思想库、智囊机构、顾问班子。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它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提供咨询，为决策者献计献策、判断运筹，提出各种设计;反馈信息，对实施方案追踪调查研究，把运行结果反馈到决策者那里，便于纠偏;进行诊断，根据现状研究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症结;预测未来，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提出各种预测方案供决策者选用。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及智库之间竞争的加剧，对智库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提出更高的要求，迫使智库加强自身建设以扩大影响力。智库影响力主要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三个方面。在分析智库的内涵和分类、产生因素和功能、影响力因素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智库影响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从研究方向、人才队伍、平台特色、机制创新和管理建设等五个方面策略，扩大智库影响力。
关键词：智库策略影响力
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研究为核心、以影响政府政策选择为目标的研究机构[1]。智库影响力主要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和核心竞争力。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深入发展，智库进入质量提升阶段，需要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学术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智库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和国家软实力的高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公开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建设中国特色一流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破解发展难题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编制的《2014年智库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数量靠前三的美国有1830家，中国有429家，英国有287家，美欧地区的智库数量多且发展模式具有特色。在“全球智库150强榜单”中，有7家中国智库入围，进入全球顶级智库前十名中国没有一家。由此，中国智库需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一、智库影响力的内涵
(1)智库内涵及分类。
智库又称思想库，来源于英文“thinktank”。国内外学者们对智库的定义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观点：保罗(1971)将智库定义为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公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2]。唐纳德・E・阿伯尔森(DonaldE.Abelson)(2004)认为智库是专门创造、重组和推广思想给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公众[3]。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是开展针对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分析，为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建议，让政策决定者和公众获得有关公共政策决策的充分思想和信息。
袁鹏[4](2002)认为智库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研究机构。朱旭峰[5](2004)认为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王辉耀[6](2014)认为智库即为公共政策决策提供创新思想、理论、策略、方法和方案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上海智库中心将智库定义为“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7]。
韦弗(***)[8]将思想库分为学术型思想库、合同委托型思想库和政策鼓吹型思想库三类。唐纳德・E・阿伯尔森将美国思想库分为政策研究型、政府合同型、政策鼓吹型和政治遗产型等四大类。麦甘将智库分为五种类型：政策制定型智库、政党代言型智库、影子型智库、学者型智库和社会活动家智库。吴天佑、傅曦(1982)[9]对将智库分为七类即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营业性和半营业性研究机构、政策筹划咨询和协调机构、以基金会为名的研究机构、民间调研机构、学术性研究机构。王春法[10]2004依据不同的标准，从研究领域、机构归属和规模等方面对美国思想库作了多种分类。张春[11]2006将智库划分为学术型、游说型和合同型等三类。官方分类主要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
(2)影响力内涵及分类。
影响力主要是指“行动主体通过自己与其他主体的交互活动过程影响和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12]”。智库影响力的内涵学者看法不一。智库影响力是智库通过可观测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使政策过程或政策决策者的观点发生改变，从而做出智库希望得到的决策目标[13]。
朱旭峰和苏钰[14](2004)基于社会结构理论，把智库影响力分为决策(核心)影响力、精英影响力(中心)和大众(边缘)影响力三个层次。王莉丽将智库影响力分为隐性影响力和显性影响力。李安方等[15](2010)指出，智库影响力是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综合体现。
智库影响力主要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2]。决策影响力是智库的核心影响力，主要指智库试图影响政策最直接的办法，通过直接与政府决策机构建立正规或非正规的沟通渠道，将研究成果以书面形式或口头方式提供给政府机构的决策者，尽力使决策者理解并采纳自己的政策主张，主要通过承担政府委托课题、听证会、咨询会和与政府人员交流等方式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学术影响力是指智库中的汇聚的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和质量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发表文章、出版学术专著和会议论文、出版研究报告等方式。智库是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的重要来源，人才的知识、素质和研究能力影响学术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是传播和推广研究成果，通过各种媒体传播新理论、新思想和新观点给政府官员和公众，主要方式是借助议题通过媒体引导舆论、召开各种会议、新闻发布会、举办讲座和和研究班及网站建设等。
二、智库影响力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产生因素和发展背景的研究、智库组织结构与全球政策网络的相关研究、智库的分类与排名的研究及智库影响力的研究。国内关于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智库内涵的研究、智库的功能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智库影响力的研究等。
国内外关于智库影响力的研究主要分为智库影响力分析模型，影响力分类和路径，影响力渠道和方法，以及影响力的评价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智库产生因素和功能的研究。
一是智库产生影响因素的研究。智库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坎贝尔和佩尔森分析了不同政治、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家知识体系、智库体系和智库发展差异的关系研究。王辉耀[16]2014的研究表明，独特的政治文化、开放的政治体制、雄厚的资金支撑、完善的法律法规影响着美国智力库的发展。
二是智库功能研究。韦弗把智库的功能分为五种。一是决策的理念来源;二是政策议案的评论者;三是政策方案执行的评估者;四是政府选拔高级官员与专家的人才库;五是新闻媒体资料引述的权威来源。麦甘把美国智库的作用分为八种。一是帮助政府在应对复杂国内、国际问题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判断;二是政府与公众间的桥梁作用;三是政策的独立和权威的声音;四是设置和确定议题;五是帮助公众理解政策;六是搭建政策制定者们交流的平台;七是为政府储备人才;八是创新和挑战传统思想。
任晓[17]将智库功能分为四种功能：生产政策思想;提供政策方案;储备和提供人才;教育公职人员和公众。王春法把功能也分为四种即生产思想、战略设计、引导社会思潮、人才储备和周转的基地。王佩亨[18]2014将美国智库的作用分为四类即决策政策理念的主要来源;政策制定过程中专业知识的提供者;公共政策的评论者;高级官员和专家的人才库和蓄水池;新闻媒体公共政策信息的权威来源。
(2)智库治理机制的研究。
何立坚[19]1992等探究了国外智库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和管理和研究管理。王春法[20]2004从管理体制、筹资管理、人员管理和课题管理等四个方面对美国智库的组织和管理进行分析和总结。周琪[21]2013对布鲁金斯学会进行案例研究，对其组织结构、管理、动作方式和资金来源进行探讨。朱旭峰(2014)认为智库自身内部的治理结构影响着智库功能的实现，内部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人才资源、经费资源、信息资源等优化配置过程。王辉耀等(2014)分析总结了美国智库的组织管理、资金来源和用人机制。
(3)智库对公共决策影响力研究。
一是影响力分析理论模型的研究。西方研究智库的理论主要有多元主义模型、精英主义模型、多源流模型等理论模型。“多元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团体，由于不同利益团体的社会中权力被分散，而且权力分配并不平等，部分组织拥有更多接触决策群和影响政策的机会和途径。精英主义理论认为精英通过一系列方式来维护统治地位，社会精英由各类占有资源的人物组成，认为政治结构解释为一种由个别具有一定目标的组织和个人所主导运作的机制。多源流模型认为政策变迁是由三个源流――问题源、政策源和政治源决定。
二是影响力路径研究。瑞奇(DavidRicci)(1993)分析了智库的发展过程及其在美国现代政治中独特的影响。麦甘和韦弗比较研究了世界上不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以及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王莉丽(2010)通过系统分析美国思想库参与美国政策制定过程，探究智库影响力的评估与方法。王佩亨(2014)分析了美国公共政策决策咨询制度和法定工作程序，指出要重视决策咨询机构和专家队伍建设。
三是影响力分类研究。朱旭峰和苏钰[22]2004基于社会结构理论，把智库影响力分为决策(核心)影响力、精英影响力(中心)和大众(边缘)影响力三个层次。王莉丽[23]2010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美国智库舆论影响力的产生机制，重点分析了人际传播的直接影响、组织传播的品牌塑造和大众传播的舆论扩散问题，将智库影响力分为公开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并总结美国智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
四是影响力渠道和方法研究。王春法认为美国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渠道主要有研究报告、出版物、国会听证会、咨询、媒介发表、承担政府委托课题、会议演讲、与政府和企业的人员交流、发表声明、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与大学联系等十种途径。
五是影响力测量指标和评价体系的研究。测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曝光度、出版物数量、在学术出版物和政府文件中对智库的援引数、向立法委员会作证的次数、被指派担任政府内职位的人员数。王莉丽[23]将智库影响力分为公开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其中公开影响力包括运营资金、媒体引用数量、网站点击率、国会听证数量、智库内前任政府官员数量。
目前影响力较大的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影响力评价体系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智库影响力体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影响力指标主要包括资源指标、使用率指标、产出指标和影响指标等方面，排名方式以采访、调查和焦点小组会议，评价主体以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决策层官员为主，对不同类的智库评价有着不同的评价主体。上海科学院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有四个部分，即智库的成长与营销能力、决策咨询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公众影响力，排名方式以广泛和定向发放问卷为主，评价主体有学者、智库专家、媒体和实际部门工作者。
三、我国智库影响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重大性、前瞻性问题意识不够，尚未健全成果评价体系。智库缺乏独立性，对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意识不够，往往只是承担政府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库作用的调查报告中表明，77%的机构开展战略性、综合性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实力不够，80%的机构在掌握高水平的数据支撑和科学的分析工具是存在不足。研究成果只是直接交予相关政府部门，缺乏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对决策的影响性评估，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推动。
二是经费筹措机制不健全，对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引导力不足。资金独立是保持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有利于促进智库的发展。目前，我国智库的研究经费往往来源于政府，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使得专家咨询的独立性受到质疑。研究人员与媒体的沟通意识和渠道不够，缺乏向公众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机会，导致对公众的舆论引导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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