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阶段我国农民养老的特殊性

从历史上看，我国不断是农业国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标明，我国乡村人口已到达8．07亿人，占人口总数的63．9l％。因而，中国的问题普通能够归结为农民问题或者与农民有关的问题。此次人口普查还标明，我国人口总数已达l2．95亿人，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为881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96％，乡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10．37％。我国曾经属于老龄化国度。
目前必需要厘清现阶段我国乡村养老本身所固有的特殊性。
一、家庭养老的普遍性
古往今来，我国乡村养老不断以家庭为主，实行家庭养老。家庭养老在乡村养老保证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依据国度统计局1994年l0月停止的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有57．1％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经济协助，乡村则有64．2％的老年人依托家庭养老，乡村老人依托本人的经济收入停止自我养老的占29．2％，其中，这局部老年人还有相当一局部采用家庭养老。只要4．4％的乡村老人实行社会养老。薛兴利等人曾对山东乡村停止了问卷调查，农民实行家庭养老的比例为78．4％，而靠社会养老保险金养老的只占6．8％，其调查结果和全国的抽查根本分歧。我国乡村之所以普遍采用家庭养老，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缘由：
第一、实行家庭养老契合本钱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准绳。这是我国农民愿意采用家庭养老的一个决议性要素。经济学家们以为，养老既然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就必需遵照经济学所说的“经济人假定”准绳，即人们的每一项经济活动都力图做到本钱最小、收益最大。因而，作为这种首先表现为经济活动的乡村养老，必然地表现为一种消费支出，也就天经地义地遵照本钱收益的比拟准绳。就以实物供养为主的家庭养老和以货币供养为主的社会养老相比拟而言，毫无疑问，当然是家庭养老的功效最优。从实践状况来看，当前我国还属于开展中国度，1996年农民年人均国民消费总值仅仅为700美圆，有些中央竞缺乏100美圆，因而，中国农民的理想收入情况内在地决议了农民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货币资金去养老，只能寻觅最为经济的养老方法。所以，以实物供养、实行家庭养老在我国特别在乡村相当普遍。
第二、实行家庭养老契合中国农民传统的敬老、养老心态。马克思、恩格斯以为，当经济要素决议以后，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认识形态诸要素对事物的开展常常也起着决议性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马、恩的这一原理标明，一个国度、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农民的敬老、养老心态在某种水平上也“决议着”而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仅仅“影响着”他们的养老方式的选择。就我国而言，农民选择家庭养老还有其本身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要素。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要孝敬”“勤持家”“讲礼俗”“重人伦”文化传统不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构成了相对共同的敬老观和养老观，并遭到结合国的高度称誉。结合国以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养老形式是全世界的典范。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比拟愿意采用家庭养老方式奉养老人，老人也希望暮年和子女生活在一同，共享天伦之乐。因此，政府和社会都普遍倡导这种养老方式，并以法律和法规的方式予以肯定下来，这并不象哈瑞斯所言，“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方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也不是如有些人所说，随着我国的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人们的养老方式也就必然地由家庭养老转变为社会养老了。家庭养老的普遍性标明，至少在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乡村还应当以家庭养老为主。
二、农民养老的自我保证性
所谓农民养老具有自我保证性，我以为，主要是指在家庭养老状况下，现阶段我国广阔的乡村老人能够经过对一定的“口粮田”、“养老田”或“养老山”的耕种或开发而取得相对稳定的物质生活来源，从而使老有所养有了较为牢靠的物质生活保证，它通常指老人吃饭有了“保证”。
但是，这种农民养老的自我保证性又具有某种相对性，它相关于以下两点：
第一、相关于城镇特别是城市职工而言，农民没有离、退休之说。众所周知，城(镇)市居民生活所耗费的一切物资都必需以货币的方式支付。因而，城(镇)市居民离、退休以后，假如没有养老金、养老金缺乏或养老金发放不及时，将直接危及其生活。但是在乡村，只需求提供一份适量的土地，农民照样能够保证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即所谓的“有饭吃”，而不需求提供养老金，这就为国度减轻了担负，减少
了一大笔财政支出。而且，中国农民历来就有勤劳、质朴的优秀传统，农民能否继续劳动通常不是由其年龄(比方60或65岁)决议的，而是由其本身的身体条件决议的。只需身体安康，条件允许，即便70多岁的农民也依然从事着简单的劳动．其实，农民真正需求提供的恰恰正是可能将要发作的医疗费用以及老人死亡后的丧葬费用，很多调查也支持着这一论点。所以，只需政府提供适量的“口粮田”或“养老田(山)”，其子女、邻居、亲属等再恰当协助，乡村老年人普通均能够自食其力，从而在不要政府财政担负的状况下确保农民老有所养。另一方面，老人在60岁以后承当一定的劳动，这关于其充实生活、锻炼身体、减轻子女担负、和睦家庭关系起着一定的光滑作用。
第二、相关于乡村社会养老保证根本计划而言。全国《县级乡村社会养老保证根本计划》自1992年起，经过近8年的施行最后宣布暂时放弃，个中缘由较多。但是，我以为，较为关键的一条就是无视了目前我国农民养老具有内在的自我保证性这一基本的特征。在现阶段，我国乡村老年人物质供养本钱低廉、生活照料较为便当、生活质量请求不高、对子女无私贡献的品德特征，就决议了我国农民依然依赖着几千年来所构成的家庭养老，决议了农民不可能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潜在的养老风险，也决议了农民不可能愿意拿呈现金去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这种状况应当为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推行《县级乡村社会养老保证根本计划》提供新的思绪。
三、供养费用的不平衡性
农民养老费用的不平衡性主要表如今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乡村中老年人的物质供养本钱较低。中国的乡村老年人普通都比拟勤劳、质朴，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请求普遍不很高，只希望吃饱穿暖就行，所谓的“粗茶淡饭皆相宜、缝补缀补均能够”。依据笔者在江苏省苏中地域乡村所做的调查，均匀每位老人每年只需求价值800元左右的物资，如大米、蔬菜、禽蛋、鱼、肉、瓜果、油料、柴火以及少量的衣物等等，这些物资绝大局部不需求现金支付，普通均能够自行消费(高和荣2002)，以至还略有节余。薛兴利等人在山东的调查以为价值750元左右就能够了，两者数据根本相当。因而，老年人的物质供养本钱相对较低。在正常的状况下，普通只需求100元左右的零用钱。但是，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医疗丧葬费用却比拟高。由于老年人是一个患病率高、患病品种多、住院比例高的特殊群体，老年人常常容易患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各种肿瘤，常常多病并发。1993年，卫生部调查标明，我国50岁以上的、占社会总人口数的18％的中老年人耗费了近80％的医疗费。如此算来，老年人耗费的医疗费用非常宏大，很多家庭常常因病致贫，从此一蹶不振。
不只如此，老年人也是一个死亡率高的群体，老年人死后都需求一大笔费用开支。就苏中地域而言，均匀每位老人的丧葬费用大约为5000元左右(杨翠迎l998)，这关于“4—2—1”构造形式的乡村家庭来说，一对年青夫妇在其有限的收入里要拿出2万元现金来料理4位老人的后事还真是艰难，更不用说可能要照料6位或8位老人了。
这标明，随同着“中心家庭”的构成，农民温饱问题的处理，人均寿命的延长，在经济上，物质供养问题曾经是乡村养老中的次要问题，而医疗和丧葬等费用问题将逐步成为首要的问题，这和变革开放乃至建国以前的乡村情况大不一样。乡村养老的这一特征也就为如今和今后我国的乡村养老保证工作提供了可资自创的依据。
四、农民养老具有功利性
变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封建社会里的旧中国，人们普遍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子女对父母应当“无违”，考究“孝道”。对父母及晚辈要“惹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否则将“犬马不如”，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奉养老人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变革开放以来，受各种要素的影响，中国广阔农民的敬老、养老观念和态度发作了很大的变化，集中表如今年轻人更多地是从有利于本身的要素动身去奉养老人，因此，在奉养态度上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倾向。在养老心态上，大局部人崇尚要“赡养父母”，但“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正在弱化，14．3％的人以为奉养父母是为了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名声；在尊崇老人方面，以为尊崇老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条件，如“老人固然应当尊崇，但是老人也必需谅解子女”，“老人应当为子女备置一份象样的家产”等等；在服丧和守孝的态度上，有24．4％的人以为服丧和守孝是为了“图个吉利，使全家得到庇护，免除灾难”等等(高和荣2002)。其实，也正由于如此，当农民奉养老人的功利性难以完成时，两代人之间极易产生育老纠葛。薛兴利等人曾对山东乡村停止了调查，以为近两年老年人与子女发作过纠葛的家庭占51．4％，徐勤也提到1995年天津市津南法院受理奉养案件比1994年增加了16．7％，另据《中华老年报》报道，山西省有关单位近四年来已接待老人来访2万多起(徐勤l997)，《扬子晚报》2000年的一则音讯更令人触目：有一个儿子，宁可自杀也不肯奉养老人。从总体上看，比拟容易产生奉养纠葛的常常是那些高龄、多病、无收入、无家产、无劳动才能且需求照顾的乡村老人。
究其缘由，我以为是老年人本身的价值和社会位置发作了变化。在前工业社会，人们靠自然吃饭、靠经历吃饭，因此是一个年轻人向老年人学习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老年人发明着社会绝大局部财富并主导着社会价值，所以，老年人能够成为消费劳动的权威，进而成为家庭的权威，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均有所描绘和表现。可是，到了工业社会，特别是进入了如丹尼尔·贝尔、阿尔温·托夫勒等人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状况就大不一样了。在这个社会里，是学问而不是经历成为推进消费力开展的决议性力气。因而，控制着新学问和新技术的年轻人成为社会的主宰，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经济支配位置及其发明财富的价值逐步降落。这样，年轻人在奉养问题上必然会带有某种条件，从而表现为一定的功利性。
我国乡村奉养老人由以前的无条件性和非功利性向如今奉养老人的功利性和条件性转化，这就请求我们一要增强教育，树立健全各项敬老、养老标准，在全社会范围内鼎力发扬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气和传统美德，二要发动、支持和鼓舞老年人老有所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主动为子女分忧解难，努力寻求两者的最佳“平衡点”。
五、农民养老的地域差别性
农民养老的地域差别性，则主要指由于我国乡村各地经济社会开展程度差别显著，并由此构成的内容和方式不同的各种养老方式。
以1995年为例，依据乡村经济开展情况和程度的差别，总体上能够把我国乡村划分为四类地域。第一类地域，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3000元以上。如上海(4245元)、北京(3223元)等地；第二类地域，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这类地域有浙江(2966元)、广东(2699元)、江苏(2456元)、天津(2406元)以及福建(2048元)等；第三类地域，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上。如辽宁(1756元)、河北(1668元)、山东(1715元)、广西(1446元)、海南(1519元)、吉林(1609元)、黑龙江(1766元)以及山西、内蒙古(1208元)等l9个省份；第四类地域，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左右，如云南(1010元)、陕西(962元)、宁夏(998元)、甘肃(880元)等4个省份。就某一个省而言，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别性。例如江苏苏南地域，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工业较为兴旺，农民较为富有，他们对高龄老人就能够发放50—100元以上的生活补贴，五保老人每年也能够领取1200元以上的生活费用，从而结构了“五免十有”的敬老养老工程(杨来胜1998)。江苏苏中地域，除五保老人由集体保证供养外，农民主要实行家庭养老。而江苏苏北地域，农民只能实行家庭养老，绝大多数采用居家养老，局部乡村的农民还要靠恰当的社会救济。
从养老方式上看，经济的差别也招致了乡村养老的偏重点有所不同。作为全国经济最兴旺的沪郊乡村，有关材料标明，靠子女养老的只占35．93％，靠集体养老的占47．39％，自我养老的占l7．68％，构成了集体、子女、个人三位一体的养老方式，这类地域，物质供养、生活照料曾经没有问题，农民养老偏重于肉体慰藉。在江苏苏南乡村，则逐步构成了农民退休制度，这类地域，主要偏重于生活照料和肉体慰藉。广阔的中西部地域，农民养老目前还仅仅依托家庭，实行家庭养老，养老的三方面的内容均需求增强。而有些贫穷地域，农民还无力奉养本人的老人，只能等候国度的救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很难保证，养老的重点乃在于物质供养方面。所以，我国农民养老的地域差别性应当成为我们今后施行乡村养老保证工作的基本点和动身点。只要这样，我们才干制定出契合我国乡村实践状况、为广阔农民所承受的养老保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