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国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重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斯里兰卡作为南海区域的一个支点国家，在地缘上十分重要，历史上又与我国有极为深厚的佛教因缘，借佛教外交对两国建立深厚的双边关系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佛教;海上丝绸之路;斯里兰卡
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科考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德文作DieSeidenstrasse，①自此该名称被中外学界接受，并一直沿用至今。此处李希霍芬所指丝绸之路，专指陆地之道路。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做突厥史研究时，又提出“丝绸之路有海、陆两道”②的论点。此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其学术著作《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中明确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后，③“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中西学者的关注。
2013年10月，国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来重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合作。此概念甫一提出时较为笼统，并未具体指出海上丝绸之路详细地域所指。此后，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解读，有“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将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过南海，经马六甲、龙目和巽他等海峡，沿印度洋北部，至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④之类的阐述，可视为当前下海上丝绸之路的权威地域解读。
海上丝绸之路因与中西之间的海洋贸易息息相关，因此被较多研究人员定义为“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⑤在现代视域下被重视则是因为国际战略影响。如2014年9月，习近平出访斯里兰卡，据有关消息称，这是自1986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这个南亚岛国，期间发表题为《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的署名文章。诚然，国家间的关系随时代下彼此的重要性作相应调整，具体到中斯关系而言，主要出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两个层面的考虑。结合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规划，不难看出斯里兰卡在我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尤其是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支点，更是将两国关系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斯里兰卡地缘的重要性与宗教情况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节点国家之一，斯里兰卡是印度洋岛链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地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古至今，斯里兰卡一直是印度洋的前哨，且是远东和东南亚地区与西亚、欧洲、北非海上交通的要冲”。⑥斯里兰卡隔保克海峡(PalkStraits)与马纳尔湾(GulfofMannar)与印度遥遥相望，而以亚当桥为代表的一系列岛屿与链形沙洲将之相连，在东南方向半围住印度，形成一个天然的半包围圈。就历史而言，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早在唐朝就已是成熟的海上通行贸易点，如所记最详细的《广州通海夷道》所称：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又南二日行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
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北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祗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狮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⑦
狮子国是斯里兰卡的古称，广东通海夷道自广州航至印度，途经斯里兰卡。可见早在千余年前，斯里兰卡已是远洋航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现代视域下，斯国地处马六甲海峡与波斯湾之间，亚洲与中东所进行的石油等资源贸易无不路经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居于南亚及印度洋战略的核心地位，因此，斯里兰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区域影响极大。也正因如此，中国与斯里兰卡在港口领域、文化领域等开展了多项合作。
作为多宗教的国家，斯里兰卡的宗教在历史与现实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主体民族僧伽罗人(据198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约占全国人口比重的70%)信仰佛教，约占全国人口比例18%的泰米尔人信仰印度教，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信仰基督教的亚欧混血民族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居民等。斯里兰卡的宗教虽构成复杂，但国家政策规定，佛教为优势性宗教。现如今，斯里兰卡所盛行的佛教为小乘佛教，“与东南亚地区是一个体系，且是这些国家佛教之源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⑧由此可见佛教对斯里兰卡的重要。即使在现代化的今日，佛教依旧是斯里兰卡传统历史文化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与宗教功能并未改变，深入影响到了僧伽罗民族共同体。
二、中斯佛教因缘
中国与斯里兰卡在佛教文化传播方面具有极为深厚的因缘，且不乏佛教外交的先期经验。早在西汉时，王莽便遣使节出使黄支国(今印度境内kanchipura)，使者后辗转至斯里兰卡，《汉书》记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驿使自此还矣”，⑨“已程不国”即斯里兰卡古称之一，此可算是我国与斯里兰卡第一次有史记载的官方交流。东晋时期，斯里兰卡国王听闻孝武帝尊崇佛教，因而派遣沙门昙摩前来中国，昙摩法师历经十年航海跋涉，于义熙二年(406)到达汉地，带来四尺高玉佛像一尊。数年后，高僧求那跋摩觉中国比丘尼受二部僧戒条件不完备，特请难提至斯里兰卡邀请比丘尼团来到建康，为中国比丘尼剃度受戒，自此，中国佛教始有比丘尼。
之后，晋代高僧法显大师西行求法，踏上了印度洋的“宝渚”――斯里兰卡的土地。公元399年，已逾60岁高龄的法显因为想改变汉地戒律残缺的现状，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僧人一同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求法。求法之初衷，是因为感慨汉地“律藏残缺”，后自天竺辗转至斯里兰卡，居住两年，获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等。法显以私人身份前去斯里兰卡求法，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经书，也留下许多关于中国、斯里兰卡两国交流的动人故事，对中斯两国，皆有特别的意义。如在斯里兰卡期间，法显于佛殿旁发现了一棵20丈的贝多树。贝多树乃是柠榈科植物贝叶棕，其叶片可作为古代佛教经文的载体，因此在南亚、东南亚一带并不罕见。而法显在《佛国记》中所记这株，是斯里兰卡前朝国王遣使臣来中国后，为纪念与中国结交，特取贝多树子，在佛殿前种下。至法显到斯里兰卡，此树已逾三十载，早已亭亭如盖，“大可四围许”。斯里兰卡新王见此树有向东南方倾倒之势，恐树倒，特意以“***围柱拄树”，足见对此贝当树的重视。受交通所限，此时中国与斯里兰卡虽官方往来并不频繁，但从这株贝叶树仍可看出国家间的相互重视。
13888888888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