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从理论体系构建还是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研究对象问题一直是一个学科研究的首要基本问题。当前，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争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包括生产力；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在这背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解读深刻影响了对其研究对象的界定：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归根究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国家之学，是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富强的学科。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国家；
Abstract：Regardlessoftheperspectiveoftheoreticalsystemconstructionordisciplineconstruction,theresearchobjectproblemservesasaprimarybasicprobleminsubjectresearch.Atpresent,ontheissueoftheresearchobjectofsocialistpoliticaleconomic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eacademiccommunityhasmainlyformedtwokindsofarguments:First,theresearchobjectofsocialistpolitical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cludesproductivity;second,thesocialistpolitical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representsthesocialist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stheresearchobject.Behindthis,twointerpretationsofsocialistpolitical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haveprofoundlyaffectedthedefinitionofitsresearchobjects:oneis“socialismpoliticaleconomic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ndtheotheris“politicaleconomyin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finalanalysis,politicaleconomyin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sapoliticaleconomyof“strengthening”,andtheallocationofresourcesinWesterneconomicsisastudyofboththestateandthecountry'sprosperityandstrength.
Keyword：SocialismPoliticalEconomic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ResearchObject;Country;
任何一门科学的展开和理论体系的构建都以研究对象的确立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当前，学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既涉及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议题，又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思路。一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其研究对象时必须要回答以下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而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如何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合理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至少在三次公开场合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并先后涉及到四个概念，即“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①尤其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立即在学界掀起了研讨热潮。当前，学界主要从理论来源、方法原则、建构路径、特征问题等角度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且涌现出了一大批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①很长时间以来，关于经济学理论是否具有国别特色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甚至一度出现了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科学的声音。②因此，归根到底，只有廓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互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实现聚焦，才能从理论上有效回应这种质疑，进而使其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讲授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把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接等同，两者存在话语的互换，并将其作为专业名称，因此，在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经济学一般所指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从学术话语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事实上还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等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指称。因此，有必要澄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渊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源于1615年法国人麦克莱田所着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从那时起，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项专门研究。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涵盖了世界贸易、国际分工、市场经济等基本原理，正如该书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指称的那样，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向国家富强和国民财富，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系统性学科。与此同时，在政治经济学背后，一系列的道德约束如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穆勒的《功利主义》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基础，共同论证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后来大卫·李嘉图等人共同将政治经济学推向一个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派”。到了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在欧洲的巩固，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以价值理论作为基础，而以预设资本主义为永恒制度为前提，政治经济学也陷入了“庸俗化”的泥淖。上述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时代背景。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给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带来了一场“术语革命”，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和“工资”这三个“崭新的因素”（即不同于庸俗经济学表述的标识性范畴）的揭示和阐发，真正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意义。[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此诞生，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影响世界的一门重要学科。尤其当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
这种继承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立足于实践。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的理论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最大特征在于，作为一门科学学说，它并不是以假设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观察结果和经验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继承了这一特质。其二，研究方法。《资本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基本规律以及危机问题，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2]（P.8），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新的历史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分析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历史运动中，认识生产关系演变运动特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不断推动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不断推动中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3]。其三，社会主义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商品拜物教”，突破“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揭示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固有矛盾，从而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地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立足于“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强调分配的公平性，促进改革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时代主题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设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革命的经济学”。[4]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建设的经济学”呢？作为“建设的经济学”，它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的新的“术语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特征。一方面，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言，它涵盖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创新实践而自动生成的一系列“术语革命”，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国企改革、城镇化、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创新都有一个隐含的大前提，即“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不同于西方话语的创造性表达。另一方面，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问题而言，至少包括本质观（“以人民为中心”）、所有制结构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分配观（“共同富裕”）、发展观（“新发展理念”）、市场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球观（“共商共建共享”）等六个方面。毋庸置疑，上述六个方面契合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及基本规律，是对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争论
上述主要梳理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互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源”与“流”、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因此，在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前，界定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显得十分必要。
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按照约翰·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为研究对象的，进而研究与生产和分配相关的社会制度、道德规范等因素。萨伊则进一步将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作了比较，认为前者“限定于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后者则“阐明财富是如何生产、分配及消费”，“所研究的只是这些行业与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有关的方面，而不是这些行业本身”。[5]（绪论PP.1~2）依据这一点，可以梳理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条演化线索，即重商主义（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和财富）—重农学派（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古典学派（劳动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根本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来源）—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革命”（效用价值论）。在这条线索的背后，政治经济学以财富的本质为研究对象贯穿其中。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而是使用“经济学”这个概念，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890年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从“政治经济学”走向“经济学”，不单单是两字之差，更意味着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的变化。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首次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设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①换言之，在西方世界中“以研究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研究价值生产和分配的性质为基本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便让位于研究均衡价格、发现极值位置和实现条件为基本问题的‘经济学’”[3]。需要强调的是，不管名称如何演变，政治经济学与后来的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在政治经济学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隐喻，即国家繁荣，这种“繁荣”表现为民富国强，通过经济规律研究揭示财富增长与经济行为本身的因果关系。
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什么为研究对象呢？首先，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那种割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关系并把它们并列起来的做法，他认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6]（P.683），并强调了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6]（P.685）。其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6]（P.686），意思是说尽管生产活动总是涉及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等，但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总体的生产，而非生产的技术层次。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又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P.2），因此，从本质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在本书中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P.8）在我国学界，一般情况下使用政治经济学指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方面出现的一系列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关于这一指称，在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有如下表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7]（P.1），“是研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7]（P.8）。这一观点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传入中国，引起广泛讨论。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当时主要采用斯大林的观点，即“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8]（P.594）。而所谓的“生产关系”也就被局限在三个方面，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但也要研究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着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生产关系，因此主张把生产力也放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研究生产力”，“政治经济学是在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生产力”，“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地研究生产力，而是要研究影响和制约生产关系发展的生产力”。[9]（P.5）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种观点呢？因为经历了“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试验的曲折和出现的各种问题，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必须是研究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然而，对于生产力的强调甚至出现了“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声音，以及后来的“生产力经济学”（以熊映梧为代表）。关于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有分歧。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这种观点也是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的表述展开，其中又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所谓“生产方式”就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另一派观点则对“生产方式”作了新的解释。吴易风教授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和罗宾斯的比较》一文中，通过《致安年科夫的信》（1846）、《哲学的贫困》（1847）、《资本论》（1867年英文版和1872年法文版）等一系列文本考证，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的基础上论证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即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并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限定，“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10]（P.5）从中得出“生产方式”意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
总体而言，学界围绕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展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从学术争论看，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能够达成大体上的共识。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制度运行规律的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灭亡的运动为对象，探索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规律。相较西方经济学而言，后者抛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形式，在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抽象的生产一般上，即资源配置。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
总体而言，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继承也有创新。那么，在研究对象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同样存在着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两者的相关性。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包括生产力？当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如卫兴华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包括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自然的逻辑推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不研究生产力。[11]针对生产力部分，他区分了“技术层面的生产力”和“社会层面的生产力”。[4]一方面要研究怎样更好地发挥生产力诸要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从社会层面研究生产力，社会层面的生产力如“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也应纳入研究范畴。[12]洪银兴从学科定位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即“仍然是研究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但注重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他提出，“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还研究生产力”，并就生产力的研究内容概括了三个层次，即解放生产力（即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经济发展理论研究）。[13]张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时，联系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要求更加突出生产力的重要性，并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14]（PP.40~41）综合上述观点不难发现，生产关系、生产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上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其次，更进一步，部分学者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该派观点以简新华、张宇为代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即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实践确立的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体制机制、运行方式、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和发展道路。”[16]此外，还有一些尝试融通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如程恩富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层面和运行机制。[17]顾海良认为，中国的“系统化经济学说”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对象。[18]
究其原因，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解读深刻影响了对其研究对象的界定。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9]前者是在将政治经济学划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特色”的国别性；后者则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在这里，针对这两种解读，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否具有国家主体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到，“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20]（PP.525~526）由此发现，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特定社会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我国基本国情，因而具有国家主体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间起点是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1956~1978年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应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则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因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属性。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指称不仅凸显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恢复和重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21],而且表明了国家主体性的主题内涵，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
无论是从理论体系构建还是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研究对象一直是一个学科的首要基本问题。因此，既不能回避当前学界因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歧而导致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事实，又要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和时间起点以合理界定研究对象。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简单停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争上，无论是只讲生产力还是只讲生产关系，都被历史实践证明是片面的。换言之，必须在当代中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整体性分析，以廓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推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按照上述思路线索，需要着重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无论是国家主体性还是历史阶段性问题，都要求必须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外延。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不断发展，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2]。与此同时，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尤其在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领域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时，需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核心命题。当前，我国已经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传统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坚持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并通过国家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因此，应该超越“政府—市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元局限性。[21]邱海平的观点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界定研究对象时，必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3]（P.20），这是我国特定社会生产形式最为核心、最为本质的命题。无论是成功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些事实表明，党统领一切，协调各方，保障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驾驭了经济发展大局，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除了在一般层面上强调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还需要在具体层面上从我国社会实践出发，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本质特征，拓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以什么为逻辑起点的问题
所谓“逻辑起点”，是指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它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并贯穿整个理论的发展过程。在《资本论》开篇中，马克思讨论了商品、货币以及价值范畴，因此，一般来讲，商品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逻辑起点。然而，国内学界围绕这一问题也产生了争论，分歧的焦点在于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前的商品还是资本主义商品，而产生这一分歧的根本在于“把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对应起来”[24]。此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问题，存在“以联合劳动为起点”“以社会主义消费为起点”“以国家为起点”“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起点”“以市场经济一般为起点”“以人为起点”等多种观点。[25]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以准确界定研究对象？第一，既要借鉴《资本论》关于逻辑起点的基本规定，又要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所以从商品范畴切入，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商品密切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第一种存在形态的商业资本主义是以商品作为“细胞”的，因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合理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符合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换言之，《资本论》契合“商品—资本—革命”批判的研究线索。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主题居于主导。因此，必须辩证看待《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有新的逻辑起点。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人的发展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属性作了界定：“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6]（P.411）可以说，“人的发展”突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属性。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这背后，以“人的发展”为逻辑起点，既从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蕴含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内涵，又从现实层面契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无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都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人的发展问题的重视。邓小平曾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人的发展”贯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生成和展开过程，因而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它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从理论归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而就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而言，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被看作政治学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准确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27]（绪论）。“富国裕民”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所在。
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转换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议反映了当时国家建设任务的变化。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提炼和总结“富起来”的基础上回答如何“强起来”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3]（P.10）从时间轴线来看，“站起来”对应的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初创，“富起来”对应的是“改革开放”，“强起来”对应的则是“新时代”。“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都应该有自己的中心，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以革命为中心的，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以改革为中心的，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应该以人民为中心。”[28]放到研究对象和学科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一般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而是国家之学，是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富强的学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能简单化地移置政治经济学框架，也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应该是伴随国家任务发展而发展，依据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构建理论框架。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继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资本主义所界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又要突破西方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对象所造成的突出微观淡化宏观的既定框架，提炼和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握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逻辑线索，尤其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位为“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6,（1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刘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经济研究，2016,（5）.
[4]卫兴华，聂大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J].经济纵横，2017,（1）.
[5]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赵康英，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第13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逄锦聚，等。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10]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1]卫兴华。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10）.
[12]卫兴华。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N].人民日报，2016-12-21.
[13]洪银兴。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J].经济研究，2016,（4）.
[14]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5]简新华。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M].经济研究，2016,（3）.
[16]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J].经济研究，2017,（5）.
[17]程恩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N].北京日报，2017-10-16.
[18]顾海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J].经济研究，2016,（1）.
[19]邱海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社会科学辑刊，2017,（3）.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1]邱海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特性——兼评张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教学与研究，2017,（3）.
[22]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04-11.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4]罗雄飞。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1）.
[25]周绍东，王松。《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与体系构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5）.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8]洪远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研究，2017,（11）.
注释
12014年7月8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着作类成果主要包括：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王立胜、裴长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逄锦聚、景维民、何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杨承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二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组织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等等。
3相关争论可部分参考田国强《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53119,2018年1月16日；李稻葵《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3-02/zl-ifwnpcnt0106990.shtml,2018年3月2日；胡景北《像“非礼勿视”那样地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的扯淡》，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5065687063714995&wfr=spider&for=pc,2018年3月16日。
4参见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5年，第16页。转引自吴易风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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