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振坤先生主要是以研究农村经济、发展经济、区域经济等见长的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研究触角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名副其实的社科名家。他对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的一系列开拓性、创建性的概念和命题,生成了其研究社会主义的特点与亮点。
关键词：夏振坤，社会主义研究，特点与亮点
一、问题导向与价值指向相统一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夏振坤先生的社会主义研究即以时代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为出发点、立足点,以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的、归宿,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性,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问题导向和目标指向的统一。
(1)以问题为研究基点,正视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挑战。世界社会主义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的终结”(2)甚嚣尘上;二是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同社会发展与实践相结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夏振坤先生直面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大挑战,对社会主义前进坚定性进行了科学解说。首先,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不论社会主义实践经历怎样曲折,对它的发展前景不应有任何怀疑。夏先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在20世纪兴起,这决不是什么‘反常’的‘异变’,而恰恰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甚至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兴起正好是资本主义的倒行逆施制造出来的。”(3)其次,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为人类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它并不提供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模式,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如果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万世不变、放之四海而适用的模式,就是教条化、僵化,必然带来失误,甚至是挫折。夏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表述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理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具体包含两种社会发展道路:第一,常规性发展道路———原始公社制———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封建(农奴)制———现代资本主义———未来共产主义;第二,跳跃性变异性发展道路———原始公社制———农奴(封建)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5)夏先生认为,“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变异性道路的论述和跳跃性变异发展过程中发展水平与时间延续上起伏性规律,可以预测,已经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国家,将经历一个漫长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6)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国力和社会发育程度,脱离生产力性质推行一律的公有化,用平均主义的标准追求社会公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化,而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方面又注意不足。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展示出来,以致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遇到了资本主义的严重挑战。”(7)因此,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化,必然导致僵化,不仅不能带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反而带来深刻的危机。这既是社会主义面临挑战的深刻的自身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必须改革的深刻的内因。
(2)以目标为研究指向,探究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夏先生长期将“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8)作为治学目标。他认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是评判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一切阶层,一切政党,一切社会力量,一切理论派别,都必须按照它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和使命。这是因为:在当代,没有现代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没有与这种物质文明相适应、并能推动其继续发展的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就没有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集中体现了所有这些时代的要求。”(9)夏先生在借鉴和吸收当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主张把经济效率、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从整体上平衡稳健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视角独到和见解深刻的命题。在目标层次上,夏先生认为,根据中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比较科学可行的模式将是“市场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涵以下内容(六大表征):即人民民主的公民社会、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新社会市场经济、有激励的福利制度、民主的家庭、开放的国家。(10)在价值观层次上,夏先生从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和强者与弱者三方面关系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间的差异进行界定,提出三项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应该在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探索自己的价值标准。资本主义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创新的价值,应该基本保留;资本主义过度的个人放纵与社会分权,应受到抑制与约束,应逐步形成一种个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个人发展与群体维护兼顾并重的价值标准,最终达到使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扬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政府效率和管理成本等方面的长处,又要克服其在秩序、危机和安全等方面的弱点,逐步形成一种自由竞争与和谐协调相结合的价值观。三是社会主义要防止两极分化,在强者与弱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共生共荣的机制,既不压抑强者的聪明才智又可保障弱者的基本生存与发展,使强者自觉支持公共事业与公益活动,使弱者保持自尊和自信,逐步形成一种强者携带弱者、先富带动后富的有激励的共同发展与富裕的社会共识。
二、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
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11)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是科学研究的基石。夏先生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理解不是拘泥于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和结论,而是从历史主义出发,结合中国的实情与时代的发展,从多个视角努力探索、比较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各自基本特征,尝试性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
(1)夏先生运用现实逻辑比较分析,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认为,要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不能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典中找,还应该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逻辑比较中找。首先要弄明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取向方面的重要差别。因为,无论是学术界展开的理论研究,还是现实世界的基本格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被当作一对范畴加以讨论的。在经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但两者在价值体系上仍存在一些重要差别。这些差别必然反映到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层面。夏先生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对社会主义的定性研究,他用“一个观点,三条原则”概括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所谓一个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书斋里推理出来的;它不是超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一个更为进步的社会形态;而且这种‘相对优越性’更主要的是在一国范围内的比较。我们应该更多地重视这种‘双重相对性’,淡化‘一元绝对性’———客观地讲,作为‘绝对理性’的社会主义,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它根本不存在”(12),说明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固定模式,是一个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身过去发展水平更为进步的一个动态社会发展形态。在此基础上,夏先生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三大原则:即比资本主义更高的资源产出率;比资本主义更平等的分配;比资本主义更全面的个人发展。
(2)夏先生坚持历史主义态度,辩证分析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与失误。他认为,评估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社会主义运动的70年,较之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的历史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具有两大明显特征:一是在社会变革上体现出更大的彻底性;二是在社会发展上体现出更大的进步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在东方社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二,社会主义在不长的历史时间内,巨大地推动了本国生产力的发展;第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第四,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第五,虽然资产阶级最先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但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得到了实现。(13)同时,也应该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失误和产生的偏离现象。夏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实践有三大失误(14):一是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支配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社会富裕程度没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二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其后果是不仅伤害了有生力量,挫伤了广大干群的积极性,更为严重的是使党内经济工作运动化、思想问题政治化、工作方法公式化,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时机和内驱力。三是输出革命,它违背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这就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反复的深刻原因之一。而社会实践偏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精神的表现就是:首先,过高、过快、过粗地推行全面公有化;其次,大平均主义;再次,干部制度上的终身制。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原因,才能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克服。(15)
三、理论规范与实践发展相勾连
恩格斯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6)把理论规范与实践发展相勾连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夏先生在探寻社会主义改革规律时,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具体阶段相勾连,实现原则规范性与发展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他认为,从现代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揭示了社会主义规范性的一面,说明社会主义实践有其基本原理和法则,而“以生产资料社会化、高度计划化和由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作为它的基本规范。”(17)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国情来看,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阶段性,“它必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多个由低到高,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阶段。……社会主义奠基阶段、社会主义成长阶段、社会主义成熟阶段。贯穿这三个阶段的主要红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水平,特别是生产社会化水平。”(18)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政策、方针,谋求发展,都要从这一国情和实际出发。但是,由于建国后我们忽视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没有搞清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走了弯路,遭受了挫折。因此,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彻底的具有革命性的变革。夏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必须紧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前提。他认为,要保证社会主义改革取得成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的经济路线,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坚持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与发展,在改革与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政治路线。在探究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时,夏先生紧紧把握科学理论的规范性与实施理论的实践性、可行性、社会主义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社会基本制度的稳固性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可变性等重大关系,这是他研究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发展的鲜明个性与特色。
四、学术理性与创新智慧相融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现在已被人们广泛熟知。然而曾经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知不清,导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段弯路。夏先生是我国学术界、理论界最先研究、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极为少数的几位学者之一,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及其理论进入学术理论界倾注了智慧。早在1987年11月,亦即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前一年,夏先生就发表文章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从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王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最初只能处于社会主义的奠基阶段,或初级阶段。”(19)值得重视的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分析,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可以找到其理论位置。这体现出夏振坤的学术敏锐性和创新性。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导有两重含义:一是公有制的质量是低水平的、较松散的,公有化的程度不是普遍的。二是公有制的主导作用,是从宏观上体现的,例如金融、能源、交通命脉等影响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行业与企业实行多层次的公有制,从而能够从宏观上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按社会主义方向运行;但不排斥在某个企业乃至行业在微观上实行非公有制。(20)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既然存在多种所有制,必然也就有多种分配原则:按劳、按资源、按技能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也会存在着先富后富、大富小富的差别,但却是或先或后、参差不齐地共同走向富裕。”(21)虽然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已非常熟悉,对其中的内涵已形成共识,但在其开端之际,却并非如此。这体现了夏先生社会主义研究的开创性。
夏先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考,内含两方面的学术智慧和理性。首先,他从理论上分析,社会主义的制度与模式、目标与起点存在差异,不能混为一谈。社会制度是指某一特定的生产方式的本质属性,主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发展模式则指上述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一般而言,某一社会制度可以采用多种发展模式,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可以采取多种实现形式。这是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大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只是为人类社会揭示了一个可能实现的‘光辉远景’”,“这是一种目标,而不是现实”,“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决不能以‘目标’的标准来要求‘起点’。”(22)从起点到目标之间应划分出若干个阶段,采取多种一级高于一级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一步一步地逼进目标。从东方社会形态的历史出发,社会主义只能选择“初级阶段”这一起点。其次,他从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上分析,社会主义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践承载体有很大差异,应该严格把握。“社会主义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实践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23)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其历史背景主要是:社会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社会生产力已经被极大地发掘出来,生活必需品极大地丰富;社会关系分裂成现代资产阶级与现代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演变,决定着社会发展前途。但是历史的错位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首先发生在东方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巨大的反差:第一,社会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很低,城乡还存在着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第二,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水平并不高,到处都显现着短缺现象;第三,社会还远未分化为两大阵营,中间阶级还大量存在。在这种社会条件中搞社会主义建设,弄清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以上关于夏振坤先生社会主义研究的概括,挂一漏万,远不能全面地展现他社会主义思想的风采。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夏振坤先生社会主义研究的特点与亮点,对推进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153页。
2[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6)(13)(14)(15)(20)(21)(22)夏振坤、张艳国:《社会主义与改革的理论探索》,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4、35、48-51、54-56、56-59、76-77、78、66-67页。
4(17)(18)(19)(23)《夏振坤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9、631、255、257、251页。
5(9)振坤:《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6(12)夏振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初探》,《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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