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对“李约瑟之谜”的官僚体制论和技术发明方式转变论两种解释入手，结合古代中国经济发展脉络，从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以及儒家理念构成的家国同构的超稳定制度体系的角度来分析了中国经济、科技从领先到衰落的原因，并由此得出对现实的一点启示。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科技进步；超稳定制度；意识形态
引言：
我们中国曾有过非常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前现代社会中国经济、科技都领先于其他文明。但在17世纪以后，西方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了，18世纪末更是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此后的岁月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犹如神话一般，百年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上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强。而在中国，技术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则越拉越大，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她还浑然不知。直到被以鸦片为借口的战争触动，又在被认为是“奇技淫巧”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道光皇帝曾哀叹清军“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即纷纷溃散”，“可见将濡兵疲，全无斗志，非逆夷凶焰竟不可当，实我兵弁临阵脱逃，几成习惯”。①清庭腐败虽为重要原因，但以冷兵器对热兵器实难不败。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留下了百年耻辱的记忆。一件件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一块块大好河山被列强蚕食，中国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刹那间跌至地狱深渊。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中国以领跑自居，实在最后。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领先于其他文明？而现在不再领先？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一个英国人都在感叹，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更应该在扼腕叹息之余，好好总结、好好探究。让我们从以下两个著名解释中来一探究竟。
一、科技落后的两种解释
（一）官僚体制论
李约瑟认为，“中国实行的官僚体制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实行的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体制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便诞生了。”②中国的官僚制度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并且中国之所以没有经常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于商人地位低下，不能掌握权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重农抑商。
（二）技术发明方式转变论
林毅夫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主要来自于工人或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的数量多，因此，在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上占有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在前现代社会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③“而西方世界在15、16世纪出现了科学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新技术的发明转向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速，中国未能自主进行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因此，在短时间内，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三）从两种解释中得出的结论
李约瑟的“官僚体制论”和林毅夫的“技术发明方式转变论”考察角度各有侧重，但是都说明了在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民众偶发的技术工艺无法转化为科学，就更谈不上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引发科技革命了。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而中国实行的封建官僚体制、重农抑商制度都是属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范畴，所以这套小农经济为基础并结合与其配套的上层建筑的中国式封建体制才是“李约瑟之谜”的解。中西方的封建体制的区别，实质上是体现了中西方小农经济的不同。西欧领主制的小农经济(封建庄园为基础)，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分属不同呈封建割据状态的领主，结构十分脆弱。而中国小农经济基础是两个层次形成的“超稳定制度”，这两个层次包括：中央集权的统治(郡县制)及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制；以儒家政治、道德信念构成的家国同构的组织体系。这套体制使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小农经济基础在确立过程对路径不断选择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制度变迁问题上提出“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④制度演进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的演进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或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有时甚至被“停滞”在某种状态下。要想摆脱这种状态，就十分困难，往往要依靠外部力量或外生变量的作用。
二、超稳定制度创造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成就
（一）集权制度下小农经济的繁荣
正如李约瑟提到的维护灌溉体系，卡尔·魏特夫在其治水社会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古代特权文化都是治水文化，而整个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非治水地区，像西欧、北美和日本属于这一类，其余基本上是治水社会。治水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些灌溉和治水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种大规模的协作自然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而要有效的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络。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络的人总是巧妙地行使最高政治权利，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由于治水社会都存在于习惯上称作东方的地区，所谓治水社会，也可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⑤内陆性的大国，又以农业为主要产业，要使疆域内的农业生产得到稳定的发展，没有集权化的中央政权来管理，是难以想象的。
（二）儒学独尊制度下的社会稳定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崇儒更化”；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把儒学抬高成官学，这两个事件标志着“独尊儒术”，儒学正式制度化。维护大一统政权的稳固，需要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来维护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脱胎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儒学的伦理学说正适应了这一形势，顺理成章地成为指导封建专制农业国家行为的意识形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生产力的低下，家庭、家族的重要性超过了个人，成为维护个人生存的安全屏障。儒学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农耕是生计的主要来源，而农耕又主要依靠壮年男子，逐渐形成对男性家长的依赖，儒学的“三纲五常”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即是从小农自然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中孕育而来；同时，坚持“大一统”，以及思维上的“中庸”和具有善于守成，又满足了人们对统一和稳定的渴求。总之，小农经济决定了小农文化，小农文化又决定了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中国的统一，或者说虽几经分裂但终将统一，统一与稳定为中国在封建时期取得农业文明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以外的其他文明类型，之所以未能在封建时期取得如中国这样的成就，和他们自身未能形成和取得社会和国家长期统一的局面有直接关系。
三、超稳定制度导致创新丧失和科技衰落
（一）小农经济制度的缺陷
1、重农抑商制度
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既有老百姓自愿的成分，也是统治阶级强制的结果，确实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统一政权的效果。后经过西汉经济实践，尤其是处于上升期的朝代，依靠这条路径，取得了不错的统治效果。重农抑商制度对后世的“路径依赖”作用非常巨大，以至隋唐、宋元明清等朝都按照战国、秦汉时期所确定的重农抑商制度这条路径，在安排着自己的各项经济政策。但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条路径的负作用越来越强大，以至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在中国发展举步维艰，应体现的积极进取精神也不得展现。
2、不思进取、难于创新
农业自然经济不但生产规模狭小，而且生产水平落后，加上中国自然条件有限，所以生活和劳作十分艰辛。由于人们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古代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又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知足常乐的态度，对艰苦生活的隐忍和安贫乐命的精神，以及对一切听命于天、听命于人、逃避肆虐、不思进取的意识。因为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要顺乎自然、合乎自然，所以，人们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与农业生产周期联系起来，与大自然的节律贯通。农业生产随四时循环往复，而人们又满足于现状，满足于简单再生产，因而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反而滋生了追求永恒和静止的意识。顺乎自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有其合理成分，但是如果一味顺乎自然，将要导致行为保守，从而难于创新。
（二）儒学的消极作用
1、儒学道德价值理念的重义轻利
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制约着对个体私利的追求，约束着商人的经济行为。儒学的道德价值理念作为中国社会核心的意识形态对商人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甚至可说商人的经济活动自始就处于儒家准则的规范之下。中国虽然传统价值观也受到来自新兴商人势力的冲击，但最终商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意识形态。明代商人曾自豪的提出，“藉令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⑥这可谓是对“贱商”传统的挑战，但仍不离“仁义”的价值体系。延至清代，商人祭祀尊崇的人物，仍是孔子、朱熹一类的儒家圣贤，可见商人的最终皈依所向。而儒家观念中对“公”的强调也使得商人除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外，还关注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由此，商人大量的把商业利润用于宗族活动和公益事业，如建祠堂、修族谱、置族产、兴办学校、抚恤孤贫、赈济灾民等等，这些行为不但会得到社会的肯定，还会得到政府的嘉奖，在各地方志中，这类的记述是很多的。这些行为和取向，依经济实效的标准看，有很多都是“经济不合理”或“经济无效率”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却是合理正常的商人的活动并不完全遵从效用、利润最大化等经济合理性原则，而每每出现诸如在商业利润明显大于地租率的情况下，仍不断将利润转用于购买土地等一系列“不合理”行为。
2、儒学的一元思想的束缚
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寻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求控制内心。这样，民族思想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而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新儒学，之后正式确立为八股取士科举考试制度唯一范围，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考试也就断送了科学的发展，林毅夫教授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⑦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限定，考试的内容只在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书生们需熟记长达43万多个汉字的内容，并需熟悉篇幅数倍于原文的注解，以及广泛浏览其他相关的历史、文学等经典著作，当他们获得科举考试的最高学位时，平均竟要花费二十余年的光阴。林毅夫看到了科举制度的特殊激励机制——官本位现实，因为那时的中国，官员从各种意义上都是最荣耀、最有回报的职业，以至于传统中国社会把做官看成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捷径。所以尽管科举考试的过程痛苦而漫长，但书生们却乐此不疲。由此他得出的结论：“以儒家经典学说为主要内容并以高级汉字游戏为载体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中国具有较高天赋的人才大多专注于科举应试做官，或者进行人文研究，缺乏学习数学知识和进行可控实验的激励，更难以在这两者的结合和积累方面以及不断将自然知识数学化并加以实验验证方面做出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⑧
四、结束语
古代中国农业经济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央集权以及儒家理念构成的家国同构的超稳定制度体系功不可没。但是，由于这种制度本身与现代工业文明相抵触，所以走向衰落。现代中国仍然走在追赶先进国家的道路上，依然处于向现代化过渡的阶段，制度不能一成不变，改革是必由之路，制度创新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技术变革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最好的例证。中国经济实行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不仅使得“两步跨越一条鸿沟”成为可能，而且避免了大规模私有化而重新分配存量资源带来的社会冲突，因而改革最接近帕累托改进，被实践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筹办夷务始末》[M]，道光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新制度经济学》[M]，卢现祥，朱巧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林毅夫；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4期。
[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美]道格拉斯·诺斯，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5]《东方专制主义》[M]，卡尔·魏特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6]《太涵集》[M]卷29，［明］汪道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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