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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与媒体有着不解之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他的《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写道：“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予以报道.20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2]可见,自社会运动诞生之日起,媒体就是其发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进入21世纪,传媒技术突飞猛进,除了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外,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应用的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更是风起云涌.这些新媒体技术必然对社会运动产生全新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将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影响的机制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嵌入和影响是否又有着不同之处?在2011年11月2日由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央编译局以及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制度、动力与领导”（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Governance in China:Institutions,Incentives,and Leadership）国际研讨会上,笔者带着这些问题,对与会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进行了专访.作为西方学界知名的华人学者,赵鼎新教授一直致力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其《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早在2006年就已在内地出版,反响很大[3].由于其对中西方的国情都非常了解,因而能够将社会运动放在中西方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视野中进行比照,对于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其分析也十分到位.他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媒体与社会运动及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社会运动未必和国家政权相对抗
潘祥辉（浙江传媒学院新闻系副教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以下简称“潘”）：您在社会运动研究方面非常有影响力,但您早年是学昆虫生态学的,后来怎么会对人类社会发生兴趣,并专注于政治与社会运动?这里面是否有什么契机?
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以下简称“赵”）：我们这代人都对政治感兴趣.因为在“文革”时期,我不能读中学,但是要上山下乡,我的生命完全是由政治决定的,不可能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生活很苦,“文革”时有时连饭也吃不饱,但我们却有各种各样的理想.所以就会想这社会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目前的存在一切是合理的呢,还是不合理的呢?当时我们的思想都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书可看.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了不少《马恩选集》,看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甚至看了《资本论》,花了一年时间.1975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好像说了一句“我年轻时候看的书现在好像全封闭了”之类的话,于是解禁了一百多本书,那一百多本我当时买了一些,也借了不少,像赫胥黎的《天演论》,海克尔的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简短而迅速的重演理论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看的.应该说我们当时都是很“左”的,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并不知道外国人生活是什么样子,并不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并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都不知道.外国社会如何如何都是从条条框框里学来的,所以后来“四人帮”抓起来了,特别是江青抓起来了,说江青是反革命,这对我们冲击很大.本来我对“文革”没什么好感,但是说毛泽东的老婆江青是反革命,这在道理上说不过去.整个报纸的宣传,搞得我思想极其混乱,认为这世道说错半句话就得进监牢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学了理科.我理科底子在当时的考生中可能算好的,我在工厂时学了不少数学,甚至自学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微分方程等科目.我虽然考了理科,但是对人文社科一直感兴趣,1986年出国前出版的许多书籍,包括当时很有名的《走向未来丛书》,我都买来看.最后促使我转型的就是1989年.我当时觉得,20世纪的中国真悲惨,我真觉得中国社会有那么多次机会可以走向所谓的“良性循环”,但是一次次失去机会,非常伤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带了一种鲁迅的情怀,放弃生物学转到社会学来救助国人.当时的我就是这样想的,当时的思想应该说还是很简单,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潘：20世纪的中国的确充满了动荡,革命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过好像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游行示威这些社会运动就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众运动”.那么您研究的社会运动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有什么不同?
赵：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运动其实并没有消失.当时工人闹事啊什么的都是很多的,只是媒体不怎么登,我们不知道而已,当时农民也闹过事[4].但是,逐渐这些事件在中国政治中走向了极其次要的位置,被政府主导的群众运动代替了.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自下而生的,群众运动是国家为了某一个政治目的来动员群众.共产党在革命成功之前是一个搞社会运动的党,用社会运动的方法来动员群众.建国后社会运动变成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中共革命时期一些惯用手法的延续.共产党搞群众运动,有不同目的,如土地改革运动是改革社会结构的,有的运动像除四害、移风易俗运动是改革社会文化的；有的如“三反五反”其目的是针对共产党内部腐败的,有的如镇反运动和反右运动则是弹压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的.尽管目的不一样,但有一点,它都是革命政权的延续.
潘：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性质上来说,群众运动由政权来操控,而社会运动和政权有对抗性?
赵：有的社会运动也不见得和政权对抗,比如美国的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堕胎运动,这些并不是和国家对抗,而是和某些社会群体对抗.其实在目前中国,并不是所有社会运动都是直接与国家对抗的,比如说浙江长兴曾经发生的反环境污染抗争,在温州萧山等地发生的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这些或者指向的是地方政权或者是某一个老板,或者只是宗教生活的发展.但有一点,社会运动在现代国家里面,不管是不是和政权对抗,国家在里面作用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国家什么都管起来了.所以,哪怕一个社会运动并不是和国家对抗,而只是和老板对抗好,和地方政权对抗,或者和某一个利益集团对抗,这个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也会或者督促国家能颁布对他们有好处的法律,或者希望国家站在他们这一边,或者希望政府不要镇压他们.因为国家强大了,任何社会运动都会希望国家能站在他们一边.这样一来,间接地,一个社会运动就也会针对国家.如果国家出面把某一件事情给管起来之后,好了,这一事情就成了政治问题了.而且一旦管了,那么以后可能就得继续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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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于建嵘认为,其实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只是单纯的经济利益的争取,但在政府的“维稳”思维中,这些都是政治性事件,于建嵘用了“抗争性政治”来描述[5].这是不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运动?
赵：“抗争性政治”是西方学者查尔斯蒂利（Tilly）提出的,英文叫contentious politics[6],并不是于建嵘提出来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应该指的是有组织、有目标的,旨在部分、局部甚至是全面改变社会某些价值观、文化或者是国家政策的集体性抗争行动.但许多集体性抗争,比如像在中国发生的骚乱啊、闹事啊、集体上访啊,它们要么组织性不强,要么目标不甚明确,并不符合传统的社会运动的定义,却与传统的社会运动有着相似.那就是它们都是集体性的、带有一定冲突的、政治性事件,并且它们都能在理论上运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加以理解和研究.这就有了蒂利的“冲突性政治”这一概念,以区分诸如选举、游说、利益集团政治等等的“常规政治”.
价值观影响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
潘：您早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经典,也开中国社会运动研究之先河[7].书里面专辟一章谈媒体与公共舆论.那么,在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中,媒体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作用有多大?
赵：是这样的,80年代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紧张.其一是,他们对“文革”有着彻底的否定,并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文革”给许多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国带来的灾难都是由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体制,甚至是中国的文化导致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虽然对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有着坚决支持的态度,但是对中国极左的过去却刻骨铭心,生怕中国会走回极左的过去.他们中的少数人甚至认为中国必须采取西方式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才会有希望.80年代末期,不少知识分子到校园频繁做讲座,他们讲座的反体制、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影响了一代青年.因此,在80年代末,虽然中国社会日趋开放,这批人包括受他们影响的学生与政权的关系却日趋紧张.其二是,虽然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支持改革开放,他们同时也有着很强的精英感并且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他们甚至不懂的在市场经济下,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是会随着供需关系而变化的.1984年后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加速,此后小商小贩先行富了起来.社会上于是就出现了不少怪话,比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刮鱼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换一句话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降低了,而且对此很不满意.不少知识分子的情绪于是出现了分离：他们在政治倾向上继续支持改革甚至希望中共能启动政治改革,而在经济利益上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改革的反面.1988年、1989年中国副食品价格猛涨.当时中国的城市百姓收入一半以上花在食品上,再加上当时的百姓对涨价这件事情很不适应,于是就出现怨声载道.此外,城市经济改革中采取的生产因子价格双轨制政策带来“官倒”和官员腐败.反对涨价和腐败于是就成了学运与百姓利益相契合的一个话语,使得当时的中国百姓在情绪上多多少少都站到了同情甚至是支持学运的一边.
了解了学运起因后,再来看当时的媒体在学运发展中起了什么样作用.当时的媒体老知识分子、老编辑,都在“文革”中挨过整,有的甚至在反右中就被打入“右派”,而在媒体任职的年轻人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思想只会更加反体制.而当时中国媒体“党的喉舌”功能太强,因此一旦百姓对政府不相信后,媒体就不再有能力建构大众的舆论.在这两个前提下,当政府对媒体严加管束时,媒体人士极力反抗,而百姓则根本不相信媒体所言,于是乎京城中谣言四起；而当政府在五月初决定开放媒体对学运的报道后,媒体“党的喉舌”功能的余威使得当时的百姓和国家干部认定学运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肯定.此外,媒体人的价值取向使得他们对学运采取了完全正面的报道,给了百姓觉得连原本不可信的官方媒体也都不得不赞扬学生运动.这些发展导致了中国百姓对学运采取了完全正面的道德化的理解.学生运动于是发展成了一场市民运动.
潘：西方主流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和中国是不是有很大不同?
赵：当然有.比如,美国的主流价值,即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伦理,基本上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乃至整个国家民众所共享的,而控制媒体的老板,乃至媒体的从业人员属于西方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一部分.因此,西方虽然有新闻自由,但媒体的从业人员却在主流价值观的约束下,自觉地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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