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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初复出之后修改四十年代旧作而写成的短篇小说《异秉》,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有趣的象征.这部作品,为重新出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接续了现代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所积累的精神能量与艺术传统,奠定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相对于依附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思潮而言更加谦卑、稳靠并且恒久的不可忽视的民间大地的视野和升斗小民的情怀,也一其沉静老到精致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和揣摩玩味,建立了当代汉语短篇小说乃至整个汉语叙事文学的一个暂时还难以超越的标高.
汪曾祺（1920-1997）是江苏高邮人,青年时代就读于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得到沈从文指点,开始文学创作.但就在他的文学生涯一片光明的时候,突然遭遇中断.上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整整三十年,除了60年代初写过一点作品,他的创作基本上中断了.汪曾祺在“文革”中曾被“控制使用”,参与《沙家浜》等样板戏编剧.代人捉刀,虽然日后为他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声望,毕竟不是从心所愿,也说明不了他才华的本质.汪曾祺文学真正的再出发,是八十年代初重新执笔,以六十多岁高龄从1980年到1983年连续发表《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名篇,一举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真正的“大器晚成”.
相对于当代文坛普遍的“高产”,汪曾祺的创作量很低.1993年在为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文集》做序时,他说自己“把作品大体归拢了一下,第一个感觉是：才这么一点!”这话包含着空抛岁月、浪掷生命的遗憾,造化弄人的无奈,但多少也显示了另一种自傲和满足――就凭“这么一点”,他已经永不能被抹煞了.
沈从文曾经责怪他的读者,“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曾祺应该是这些读者中的一个例外,《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这样概括乃师小说：“他的小说就混合这美丽与悲凉”――这大概也算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
汪曾祺擅长短篇小说,语言洗练,平淡,强调内敛的深厚,表面上似乎不够丰腴闳肆,但实是他的好处所在,中国文学特有的浮胀豪迈,与他无关.他特别倾心于喧嚣的时代主题之外古老乡镇普通人辛劳而认真的日常生活的平静的况味,发掘岁月所积的风物人情的恒久魔力,既贪恋于浓酽厚重的生活趣味和人性的骄傲,又感叹无法逃避的生命的悲凉.
《异秉》就是极好的一例.
《异秉》是汪曾祺1980年贡献于文坛的一篇力作,也是对1948年旧稿的改写,凝聚了三十多年创作空白期所积蓄的生命体验,充分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他对中国民间普通人坚韧活泼的生命力和生活情味的崇高敬意,对小人物某些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善意揶揄,绝对避免新文艺腔的一丝不苟的白描,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以及语言的精到、分寸、传神.这以后的《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顺流而下,将《异秉》的境界加以扩充、深化,故《异秉》也是复出后的汪曾祺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和新的起点.
《异秉》“重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正是“新时期文学”百花争艳的季节,也是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紧密配合的蜜月期.许多重操旧业的中老年作家都主动以自己的创作配合时代主题,比如政治反思、思想解放、人性复归等,有的甚至直接介入当下的政治改革（如农村正在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所有这一切在《异秉》中都看不到.诡异的汪曾祺有意将小说的时代背景隐藏起来,任何可能泄露曹雪芹所谓“朝代年纪”的细节都被他细心地省略掉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意的安排?这只能归结到汪曾祺这个似乎不讲政治的作家在整整三十年的沉默之后对政治的某种程度的看透与规避.没有这种看透与规避就没有汪曾祺,也没有《异秉》这样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在整体上摆脱政治的捆绑而回归文学自身的航道要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初重返文坛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他的丝毫不事张扬的先知先觉和大彻大悟,不能不令人钦佩.
汪曾祺之后,当代江苏作家群,从苏童、叶兆言、顾前到朱文、韩东、吴晨骏、刘立杆以及移居外地的张生、海力洪、魏微等,个性迥异,又一脉相承：都善于发现人的小卑微、小聪明、小志气、小情趣、小龌龊；直率地写出,满有宽容和怜悯.《异秉》多少卑微,然而实在,亲切!你岂敢自以为是地凌驾于汪曾祺笔下那些小人物之上?同样,朱文《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韩东《在码头》《美元胜过人民币》和近作《扎根》《我和你》《小城英雄英特迈往》,一律粗,野,俗,穷酸,狭邪,也都令你不可小视.中国文坛向来喜欢虚张声势、掼派头、装门面的货色,其实跟汪曾祺所开创的江苏作家的这个自甘卑微的传统相比,才真是不值一提的.我认为应该对这一群江苏作家脱帽致敬.像他们这样不断地掘下去,多少还能掘出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某些真实来.相反,如果一味涂抹,粉饰,虚飘,真不知末路会怎样.
《异秉》依次写“王二”家如何与别家不同,王二的卤货摊子的陈设及其生意发展的过程,“源昌烟店”如何逐渐萧条,“保全堂”及其“管事”、“刀上”、“同事”、“相公”之间的森严等级,王二“发达”之后如何舍得听说书和过年赌博――这种平行叙述并没有明显的中心线索（王二似乎是中心似乎又不是）,但我们读时并不觉得琐碎,反而觉得好像一直有个看不见的中心在约束着.最后,似乎在无意之中随便牵出一个闲人“张汉”,分头叙述的各色人等都聚集在他面前听他讲有关“异秉”的事,这在结构上就算圆满了,而先前那个若隐若现的中心线索也终于露出水面,分散的叙述在更加深邃的心理层面聚拢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原来,那些平常看似懒散而无所用心的人们,或者虽然认真地生活但并无高远关怀的人们,内心深处却都有一种对自己无法理解的命运的顺从和敬畏.因为根本无法理解,那所顺从所敬畏的命运又采取了卑之无甚高论的滑稽形态,直至被他们重新降低为可以在茅房里暗暗操作的发迹的诀窍!
对于生命的这种掺和着颓败的认真,混合着滑稽的庄严,调和了美丽的悲凉,汪曾祺并无一点轻视与嘲弄.相反,他的一丝不苟的笔墨,本身就显示出对这一群小人物的理解、同情甚至敬畏和礼赞.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是针对诗词而发,《异秉》是小说,风景描写几乎没有（陈相公上房收药一节或许是个例外）,但作者以细致精到的“白描”沛然展现了中国底层普通人诸般的生活细节,从这种“白描”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全力以赴的热情.这样的白描不也就是“情语”吗?
写有滋有味认真经营一家人生活的王二的汪曾祺不是和王二一样认真,一样有滋有味吗?汪曾祺热爱生命,并不因为这生命符合某个抽象的理想图式,而是因为这是藏垢纳污、瑕瑜互见、不可分拆的生命本身.
小说一开始,写王二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这文字平淡无奇,但自有深意.前五句都与季节无关,是对房子的纯客观的观察,第六句突然转到“夏天很凉快”,就写到季节天气了,却又好像随口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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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写“保全堂”地位低下经常挨打的“张相公”：“有时,坐在被窝里想一会家,想想他的多年守寡的母亲,想想他家房门背后的一张贴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画.想不一会,困了,把脑袋放倒,立刻就响起了很大的鼾声”,这似乎有点像鲁迅写土谷寺里的阿Q,但“他家房门背后的一张贴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画”绝对是汪曾祺的创造.
这样的细节不仅是短篇小说的精彩所在,也是文学本身所要求的基本元素.一个作家如果提供不了这样不可重复的独特而深刻的细节,就无法抓紧生活的神经末梢来描写生活,就始终游离在生活和艺术的边缘――不管他名气有多响亮.
另一个地方,说张汉“总要到快九点钟才出现（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为何要补充括号里的内容?只是追求有趣的噱头吗?在短篇小说中,出现《异秉》这样众多的人物,每个人物都以寥寥数笔写出其精神的或一侧面,但他们更多的生活内容,因为与小说构思无关,因为实在无法纳入短篇的逼仄世界,就只好放在黑暗里.如何选取人物生活的合适内容进入小说,哪些放在明处,哪些放在暗处,哪些只是冰山的一角,不能不写又不能多写,不能不解释又不能完全点透不留余地――所有这一切,才是最考验作者手段的地方.汪曾祺的艺术,正是在这些细节上见出.
但是,说张汉“长得活脱像一个伏尔泰”,又有什么意思呢?中国读者有几人见过伏尔泰?但汪曾祺敢这么突兀地写出,凭着灵感的一闪,和盘托出,不加解释,似乎触着了,又不全然呈现,“引而不发,跃如也”.
《异秉》作为1948年一篇旧作的“改写”,很有象征意味.一方面,通过旧作的改写,汪曾祺晚年的文学生涯有效地突破了他身体所在的“新时期文学”的体制,而与现代文学的超然的精神接通；另一方面,毕竟是“改写”,所以又可以从他在现代文学末期已经达到的境界再次出发,凭着多年积累,在“改写”中更上层楼.
这也落实在文字细节上.我们虽然不能看到1948年的《异秉》原稿,却可以通过将改写之后的《异秉》与1947年完成的题材类似的短篇《鸡鸭名家》略做比较,来推测他的“改写”主要在哪些方面特别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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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鸭名家》写“我”看到阔别十年的父亲和两个路过的老人打招呼（大概是作者抗战胜利后返回故里的真实写照罢）,很自然地在父亲的帮助下搜寻童年的记忆,想起两个“鸡鸭名家”――乡下两个“炕鸡”、“养鸭”的高手――他们的波澜不惊的人生,出神入化的技艺.用的完全是“倒叙法”,而以“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这样的句式一段一段串联起来,结构章法上具有明显的因为学习外国现代文学未能神而明之地化用所造成的新文艺腔.这种新文艺腔虽然在结构上勉强统一了作品,却并没有给作品带来意义上的完整性.改写之后的《异秉》克服了这一点,不仅洗净了新文艺腔在结构上的勉强,更把散乱的生活现象统一在卑微的小人物同样卑微的深藏不露的中国式的模糊信仰层面――统一于汪曾祺小说的弥漫性的精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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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文字细节的变化尤其重要.《鸡鸭名家》写小鸡小鸭的可爱,“看它们在竹笼里挨挨挤挤,窜窜跳跳,令人感到生命的欢悦”,这句完全是中西古今杂交,“挨挨挤挤,窜窜跳跳”是方言,是本土化文学,“令人感到生命的欢悦”则是外来的新文艺腔.另外写种地和养鸭的分别,说“种地不是一个人,撒种、车水、蓐草、打场,有歌声,有锣鼓,呼吸着人的气息.养鸭是一种游离,一种放逐,一种流浪”,这不仅是沈从文作品中常见的杂糅,也是80年代以后文学作品中不仅常见而且变本加厉的杂糅.《异秉》的原稿应该也是这样罢,但我们看改写过之后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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