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的文化与管理关系新论

[摘要]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管理的文化自觉运动”在科学管理理论之外提出了管理的新主张，认为管理行为与文化意识及文化实践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形成之后反过来制约着人的行为与思维方式，管理活动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文化正是通过人的主体活动对文化传统进行选择，制约并影响着管理的实践模式；另一方面，管理活动是人类的高级实践活动，本身也是文化活动，并非是纯粹被动的，它的变化与进步，将冲击原有的文化模式，促进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关键词]实践理性；文化；管理模式；关系

任何管理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展开的。因此，人类的管理行为不能不带上社会环境所给予的深刻影响。由于社会环境的宽泛性、管理行为的复杂性以及两者互感、互动的作用，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管理现象和类型。随着管理研究对环境因素的引入，人们越来越趋同于这样一种认识，对人们的行为、信念等给予重大影响的是周围的环境，人类无法摆脱环境对它的影响和制约。对管理的文化背景进行识别和对与之匹配的相关管理模式的探索，是文化与管理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企业经营活动向不同地区延伸，跨文化管理日益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理论和经验时，也面临着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独特和浓郁文化传统国家的企业，如何将西方管理与本土的独特国情相结合，一直是企业界颇感困惑的问题，而这些都涉及到文化与管理的关系。

一、管理的文化自觉
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研究创始人是20世纪初的泰勒。此后，诸多管理学者在研究管理科学性的同时，也时常提到管理的文化成分。从文化学角度看，运用文化人类学知识研究管理中的文化问题，源于管理学早期的重要贡献——霍桑试验。当时，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这一研究领域的延伸被称为工业人类学(从现代角度，也可以称为企业人类学)。1938年，切斯特·巴纳德在《管理工作的职责》一书中研究了旨在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的思想，认为办好企业的关键是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积极性问题。并且，告诫管理者要在保证这个企业组织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同时做好人的工作。
而掀起文化与管理关系研究的热潮，则是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的。针对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美国的学者开始了大量研究。1979年，埃兹拉·沃格尔在《独占鳌头的日本——美国的教训》一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成就源于日本特有的管理模式。同时，初步解释了日本管理模式的成功源于其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1981年2月，理查德·帕斯卡尔与安东尼·阿索斯合著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通过对松下电器公司和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比较，认为两国企业在人员、作风和最高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同年，威廉·大内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则认为来源于日本民族文化结构的无形信任、情感的微妙体察和集体价值观念等日本式管理方式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发展。Z理论从雇佣制度、决策制度、责任制度、控制机制、晋升方式、员工职业发展方向、对员工的关怀七个方面的差异对美日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此后，对于管理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的《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一书选定43家优秀的革新公司进行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1984年5月，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米勒推出《美国企业精神——美国未来企业经营的八大原则》一书，提出了“未来企业经营的八大原则”，认为这是美国企业建立全新文化的基础。之后的托马斯·彼得斯和南布·奥斯汀出版的《赢得优势——领导艺术的较量》一书，则明确提出了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尊重职工的主张，认为只有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与贡献，才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也才会有企业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