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第一次倡导共同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度尼西亚，并表达了希望建立海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峰会上提出加快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亚洲经济圈的共同繁荣。“一带一路”战略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该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金融生态
一、引言
“金融生态”这一词是由中国学者提出，主要研究在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大背景下的金融问题。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使金融进一步发展的特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局限于金融机构的运作。李扬等人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做过实验研究，他们从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出发，从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金融部门独立性这几个方面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定量评估，并最终得出了评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标。万良勇和魏明海通过对河北担保圈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基于本位主义的信贷资源掠夺动机是导致金融生态环境失衡的关键因素，只有将银行市场化改革与金融生态环境改善有效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韩廷春和赵志赞借助适当的指标，对中国金融生态演进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生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储蓄率与储蓄对投资的转化率上，而不是体现在资本边际生产率上。
二、理论分析
金融生态环境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方面讲，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从微观层面讲，金融生态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金融生态环境是依照仿生学原理来发展建立金融体系的良性运作发展模式。
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是指对各区域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测评，得出各区域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并进行综合对比。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各区域的相似性、关联性、同质性进行比较分析；第二，对研究目标的金融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综合排序，总结出研究对象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得出改进意见。
三、“一带一路”计划发展前景展望
（一）经济基础
“一带一路”计划的经济基础可以从GDP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体现。
从GDP增长来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承担着进行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使命，通过“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式，中国可以密切与沿线国家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由以制造为主向由以创造为主的转变，促进中国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第二产业的发展；以及纺织服装、旅游业等服务业的繁荣，顺利实现中国的技术升级，带动GDP增长率的进一步提高。
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石是：以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实现互联互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造：第一，对包括铁路干线、公路网建设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改造；第二，对包括能源勘探开发、冶炼加工等资源基础设施的改造；第三，对包括宽带、智能化电网的升级改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加也会相应的促进银行、信托、金融租赁等行业的发展。
广东、浙江等地区经济发展实力雄厚，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上有极大的优势，青海、宁夏等地区应当加强对道路交通的投资，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现提供保障，同时也要利用资源优势，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情况下适度开采，并加强与西亚等地的能源交流，为东部、中部经济的发展储备资源，最重要的是实现西部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化，通过互联网创新带动西部发展。
（二）法制环境
经济的发展需要依托法律环境的稳定，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广东省的月平均交通事故率及火灾事故率约为26337.29起，在18个省市中位居第一位，辽宁省紧随其后，约为24754.04起，浙江省约为24299.08起，仅次于辽宁省。虽然以上三省的经济发展潜力雄厚，但如果没有稳定的法制环境作为后盾，会使它们的经济发展活力下降。
（三）社会保障程度
社会保障程度由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支出、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出来体现。数据显示，广东、浙江、上海的三种支出最多，远远大于西藏、青海、宁夏等地的支出，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保障程度成正比，要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各种保障支出水平，加强西部公益事业的发展，提高社会保障程度。
（四）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可以由行政效率、财政收支、非国有经济份额来体现。
行政效率由三部分构成：（预算内外）行政事业费总额/GDP、国家机关政党年底职工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率、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该指标体现了政府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数据显示，广东、浙江的行政效率最高，分别为：101.66、65.60，宁夏、青海、西藏的行政效率最低，分别为9.28、9.35、13.21，可见沿海省份与西部内陆地区相差悬殊，因此，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务必要提高行政效率，适度减少行政事业费用，适度削减国家机关职工人数，减少政府消费，同时，增加社会就业岗位以扩大总就业人数，从而提高GDP增长率。
财政收支由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土地出让纯收益+转移支付)/GDP、预算内外财政支出/GDP(剔除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性支出)、财政缺口(预算内支出/预算内收入)、预算外财政收入/预算内财政收入这四个指标来体现，数据显示：甘肃、青海、西藏的财政收支指数最为靠前，这说明在西部地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强，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较弱，由于该指标与“一带一路”计划的发展潜力呈负相关，因此以甘肃、青海、西藏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应当适度减弱政府的干预效力，致力于市场化改革的实现。
非国有经济份额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与外商投资额度上。数据显示，浙江、广东、辽宁的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与外商投资额度最高，西藏、青海、甘肃最低。就第三产业发展程度而言，西部地区一方面要利用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另一方面，积极向东部地区引进优秀人才，推动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就外商投资额度而言，西部地区应以“一带一路”计划为发展契机，提高与沿线国家的投融资关联度，一方面，要鼓励内陆企业“走出去”，通过在沿线国家建立子公司来推动资金流动，以当地政策环境为依托开展商业合作，建立推动经济发展的跨境产业链；另一方面，欢迎沿线国家的企业“走进来”，在内陆地区设置分支机构，并鼓励外商对内陆企业进行投资，推动内陆地区商业的繁荣。
四、总结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的视角对18个省市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综合来看，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经济全球化的方面来看，这是一条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经济大走廊，其东西横贯欧亚大陆，南北又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接，涉及的国家之多，发展空间之广，必将带动沿线18个省市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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