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前后北京雾霾问题开始引发了公众的普遍关注,“PM25”进入公众视野,2017年年初持续的跨年雾霾,PM25浓度一度处于“爆表”状态,这不得不让公众把北京雾霾和伦敦雾霾联系起来。1952年12月英国爆发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随后英国开始深刻反思,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雾霾治理时期。英国政府“重典治霾”成效显著,伦敦从雾都变成花园城市。“伦敦烟雾事件”值得警醒,伦敦治理雾霾的经验值得北京借鉴。
1北京雾霾与伦敦雾霾成分及形成原因比较
北京雾霾与伦敦雾霾两者的成分有所不同。英国官方数据显示,从1952年12月5日起伦敦开始被浓雾覆盖,在大约两周时间内,有4000多人死于支气管炎、冠心病、心脏衰竭等疾病,加上随后两个月中死亡的人数,“伦敦烟雾事件”共造成12000人死亡。伦敦烟雾事件的主要污染物是SO2和黑烟。伦敦政府的监测数据显示,当时空气中SO2的浓度峰值达到3830μg/m3,黑烟的浓度峰值达到4460μg/m3,污染物的浓度水平比伦敦平常情况高出了大约10倍,其中高浓度的SO2是诱发急性呼吸系统疾病促发死亡的主要原因。
相比较之下,北京雾霾的成分较为复杂。北京雾霾是由于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PM25)含量超标而形成的一种大气污染状态。北京市疾控中心2013—2015年相关研究发现,雾霾主要成分有三类：一类是硝酸盐、硫酸盐和铵盐离子等水溶性无机离子,第二类是铅、镉、砷等金属和类金属,第三类是有机碳和无机碳等碳类物质。2016年12月21日发表于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称,中德两国研究人员破解了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最主要组分硫酸盐的形成之谜,发现在大气细颗粒物吸附的水分中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硫的化学反应是当前雾霾期间硫酸盐的主要生成路径。
从北京雾霾与伦敦雾霾两者形成的原因来看,伦敦雾霾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当时英国正处于工业化时期,英国经济迅速崛起消耗了大量的煤炭等化石燃料,导致污染物排放日积月累,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二是“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寒冷的冬天,伦敦当时还没有实现集中供暖,战后英国经济困难,伦敦居民为了熬过寒冬只能烧劣质煤取暖,导致污染加重。三是汽车排放的废气以及从欧洲大陆飘过来的污染云加重了伦敦的空气污染。四是当时空气流动性差,导致污染物聚集在伦敦上空,污染物浓度剧增。
相比较之下,北京雾霾与伦敦雾霾的形成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第一，从污染物排放情况看,伦敦治理报告显示,现阶段的中国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在人均GDP、能源结构、三大产业比例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经历了30年快速经济增长期,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空气质量的严重退化,这是引发了近些年来的持续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
第二，从雾霾形成时间上看,北京严重雾霾天气与“伦敦烟雾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在冬季。尽管北京市已经实现了集中供暖,但是在一些城乡接合部、郊区、农村地区居民还是采取燃煤取暖,进一步加剧了空气污染。
第三，巨大的机动车保有量是导致北京雾霾的重要因素。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北京年平均PM25排放中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占19%,2016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五百多万辆,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加剧了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
第四，区域传输是形成北京雾霾的特殊因素。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北京PM25有30%～40%来自区域输送。京津冀地区人口密度大,煤炭消耗量大,其中河北省钢产量全国第一,京津冀地区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与河北省和天津市相比,近些年来北京市加大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淘汰力度,污染物排放量逐渐减少,北京之所以发生严重的雾霾天气,与周边地区的污染物区域传输相关。
第五,气象条件是北京雾霾形成的直接原因。空气流动性差、逆温、湿度大等气象因素,加上北京地区三面环山的“簸箕”地形,导致污染物持续积累,形成持续性雾霾。空气流动性差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逆温现象导致大气垂直扩散能力差,尤其在冬天地面温度低,高空温度高,污染物被挤压在地面区域,浓度不断增加；空气湿度大,有利于污染物中的颗粒物吸湿增长。另外,北京属于三面环山的地形,西北方向的冷空气受山体阻挡的影响不易进入平原地区。不利的气象条件只是北京发生雾霾和英国发生“伦敦烟雾事件”的外部条件,根本原因还是污染物排放量基数大。
2伦敦雾霾治理的经验
从1950年到2000年伦敦雾霾治理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准备阶段(1953—1960年)。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后的第二年,英国政府于是成立比佛委员会调查烟雾事件,制定应对措施。1956年出台《清洁空气法》,调整能源结构、控制机动车数量。在具体的应对措施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划定烟尘控制区,政府财政补贴居民家用壁炉改造,更换燃料,严禁黑烟排放；设立奖惩机制。第二阶段是显著削减阶段(1960—1980年)。1968年修改《清洁空气法》加强烟尘控制；1974年颁布了《污染控制法》限制机动车燃料中硫的含量。扩大烟尘控制区是削减阶段最核心的措施,覆盖率在大伦敦地区已达到90%。第三阶段是平稳改善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污染控制重点从燃煤转向机动车污染控制。2003年伦敦政府开始收取“拥堵费”以减少机动车排放污染。同时,政府陆续出台或修订了《汽车燃料法》《环境保护法》《污染预防和控制法案》等一系列法案。2000年后相比20世纪50年代,伦敦SO2下降842%,黑烟浓度下降474%。
从伦敦雾霾治理的经验来看,伦敦历经60年的雾霾治理给北京雾霾治理最大的启示是：雾霾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建立长效机制,伦敦雾霾治理离不开完善的立法、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转变,推行烟尘控制区、空气质量达标、收取“拥堵费”等有效的管理措施。
但是,伦敦治理雾霾也存在其弊端,一是英国走的是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之路,成本高、代价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中存在一个“拐点”,“拐点”之前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恶化,“拐点”以后,产业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环境又得以改善。北京治理雾霾不能坐等“拐点”的到来,应尽早行动。
二是英国利用处在高端产业链的优势实现了能源进口和污染转移。从长期看,输出污染最终导致整个地球和人类的能源环境危机。[1]
3北京治理雾霾的举措探究
一是通过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带动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下降。北京地区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过大是引发雾霾的重要原因,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是治理雾霾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应避免重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治理雾霾要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GDP的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当然,那种一遇到雾霾就关闭工厂、车辆限行的做法也是不科学的。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应明确自己的定位,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耗、环保标准,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但是,应严禁将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转移给其他区域。英国在“伦敦烟雾事件”后其能源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8年煤炭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高达90%,到1998年下降至17%,而天然气占比从0上升到了36%。北京应进一步调整能源结构,加大天然气、煤层气等清洁能源替代利用量,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在农村地区积极实施煤改清洁能源,严格控制煤炭消耗总量。
二是通过加强立法推动雾霾治理的法治化。纵观伦敦雾霾治理的几十年,一系列法律的出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现阶段防治雾霾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省级地方雾霾污染防治法规等。[2]严峻的雾霾形势说明我国还存在相关立法滞后和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治理雾霾要完善立法,严格落实各项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依法治霾才有可能长治久安。执法人员要加强监管力度,对于重要污染物监测比如电厂脱硫脱硝、企业排污、油品质量等的监管决不放松。
三是推动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联防联控。区域传输是形成北京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区域传输导致北京呈现从北向南雾霾逐渐加重的趋势。形成这一特殊现象与北京地区空气流动通道的特殊性有关。从气团运行轨迹来看,北京南部有经由沧州和天津的东南方向输送通道和经由石家庄和保定的西南方向输送通道,这两个输送通道上的污染源相对较多导致北京南城污染相对较重。北京北部的两个输送通道一是经由张家口的西北方向输送通道,二是经由承德的东北方向输送通道,这两个输送通道的污染源较少。受输送通道的影响北京有时会出现了南城雾霾、北城蓝天的现象。雾霾治理应不再局限于各地区分散应对,跨区域规划、联防联控和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消除雾霾的有效策略。[3]处在同一个气候带上的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一个大的污染团,北京治理雾霾离不开京津冀地区区域联防联控。应打破现在各自为政的管理制度,成立京津冀地区区域联防联控委员会,统筹协调雾霾治理。
四是控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研究表明,伦敦收取“拥堵费”措施减少了26%的交通拥堵。2003—2006年,PM10、氮氧化物和CO2污染物浓度分别减少了24%、17%和3%。伦敦在2008年推行了低污染排放区政策,目的是降低机动车的污染排放。北京巨大的机动车保有量其排污量也是巨大的,在完善机动车限行政策的同时可以考虑收取“拥堵费”,既减轻了污染物排放,又缓解了北京城区的交通拥堵问题。同时,加强燃油排放标准控制,淘汰、改造老旧机动车,积极推行新能源汽车。
五是治理雾霾人人有责,需要全民参与。雾霾问题是中国资源、环境、生活消费等全面“透支”的反映,治理雾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需要全民参与才能保证治霾工程的成功。倡导绿色出行,低碳生活,从小事做起,主动减少个人能源消耗排放,比如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自行车出行,减少使用家庭小汽车的时间和频率,夏天空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等。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认真遵守排污标准及各项规定,积极接受环保部门监督。治理雾霾不能仅依靠行政手段,要将环境保护意识上升到社会道德高度,任何破坏环境的企业和个人都应成为公众谴责与监督的对象。全民参与才能打赢北京雾霾治理的战争。
参考文献:
[1]张孝德从伦敦到北京中英雾霾治理的比较与反思[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2):54
[2]王波,郜峰雾霾环境责任立法创新研究——基于现代环境责任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5(3)
[3]徐青山,杨立华,何元增.雾霾治理的启示及措施[J].工程价值,20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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