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甚至阶级阶层的社会位置和社会流动机会。制度与政策安排的作用，大到可以直接消灭一个或几个社会阶级阶层（如经20世纪）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消灭了资产阶级），或者催生出一个或几个阶级阶层（如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鼓励私营经济发展”而导致的新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当然，制度和政策安排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并不总是表现为这种直接的有意干预，有时候会表现为间接的影响。[1]在我国，国家制度性因素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例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可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和因人而异的。
（一）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时而异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以教育制度为例，在改革开放前（1978年以前），我国的教育更多的是属于“低水平”的大众教育。虽然这一阶段教育有了一定的普及性，但是由于教育层次过低，大部分农民并不能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因此，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教育制度对于农民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不利的；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90年代中期），我国的教育向精英教育转变。对于农村人来说，虽然最终能够获得这种精英教育的比例很低，但是一旦获得这种精英教育，他们就能够非常顺利的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教育对农民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是显著的。因此，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制度对于农民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有利的；在改革开放深化期（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开始向“高水平”的大众教育转变。对于农村人来说，虽然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他们却很难借助于教育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因此，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深化期的教育制度对于农民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不利的。
（二）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地而异
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地区，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以教育制度为例，当前，我国的教育制度具有非常明显的城市化特征，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育目标都是城市化的，而农村与城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其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我国的教育制度与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存在诸多的不相适应性。另一方面，农村人也很难适应具有城市化特征的教育制度，使农村人在教育制度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教育制度与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不相适应的表现非常突出，农村人对具有城市化特征的教育制度的适应性非常差。因此，可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教育制度对农民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阻碍作用较大；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来说，教育制度与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不相适应的表现虽然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其状况不容乐观，农村人对具有城市化特征的教育制度的适应性也是不容乐观。因此，可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教育制度对农民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不明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来说，教育制度与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不相适应的表现相对而言少一些，农村人对具有城市化特征的教育制度的适应性也要好一些。因此，可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教育制度对农民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要大一些。
（三）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人而异
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民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对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以教育制度为例，对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来说，由于他们常年工作、生活在城市，而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具有城市化特征的，这就使得他们接受的教育与工作、生活的环境之间具有较好的相互适应性，从而有利于农民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教育制度对于“流动型”农民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有利的；对于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来说，由于他们常年工作、生活在农村，而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具有城市化特征的，这就使得他们接受的教育与工作、生活的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较差，从而不利于农民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教育制度对于“非流动型”农民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不利的。
二、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
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表现为社会的开放程度。当一个社会的结构是开放的时候，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是畅通的，此时农民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当一个社会的结构是封闭的时候，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是闭塞的，此时农民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困难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为“手段-目标”的匹配程度。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手段-目标”论，他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规定了目标，但是社会在结构的安排上并没有为每一个人提供达到上述目标的合法手段。[2]对于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来说，不仅要为人们设置目标，还要让人们能够通过正常的手段实现目标。当手段与目标是匹配的时候，人们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来实现目标，此时农民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当手段与目标不相匹配的时候，人们不能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目标，此时农民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对于社会开放程度的判断，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封闭或者开放来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春玲对中国社会流动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是：“我们发现很难简单地依据流动情况，判断经济改革之前或之后的社会结构哪一个更开放或更封闭，因为，在某些方面社会变得更加开放，而同时在另一些方面社会封闭性又有所发展。这两个方向的变化同时发生，使当前的社会结构变迁表现出复杂性特征”。[3]可见，社会结构既具有开放的一面，也具有封闭的一面。同时，对于“手段-目标”匹配程度的判断，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用匹配或者不匹配来判断。从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来说，“手段-目标”可能是匹配的，而从社会结构的另外一些方面来说，“手段-目标”又可能是不匹配的。我们可以将上面的观点归纳为：社会结构性因素中既存在有利于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因素，也存在不利于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因素。
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和因人而异的。
（一）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时而异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以社会的开放程度为例，在改革开放前（1978年以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更多的是表现出封闭性，这一阶段农民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非常困难的；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9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结构日渐表现出开放性，这一阶段农民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容易的；在改革开放深化期（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特征又日渐明显，农民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又变得日益困难。
（二）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地而异
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地区，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以社会的开放程度为例，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社会结构更多的是表现出封闭性，这些农村地区的农民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非常困难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特征都不明显，这些农村地区的农民一方面有机会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又面临众多的困境；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社会结构更多的是表现出开放性，这些农村地区的农民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三）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人而异
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民来说，社会结构性因素对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以社会的开放程度为例，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来说，由于他们常年在外务工，社会结构更多的是表现出开放性，因此，“流动型”农民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于在农村务农农民来说，由于他们常年在农村务农，社会结构更多的是表现出封闭性，因此，“非流动型”农民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三、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
家庭先赋性因素主要是指父母对各种资本的拥有情况，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社会化单元，也同样承付着向下一代提供社会地位资源的功能。社会流动研究最为关注的是父代的各类资源，如职业、教育、权力、单位等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4]从理论层面来看，自古以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的说法就很好印证了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子女阶层地位的重要影响，这可以归纳为是一种“阶层复制”或者“阶级再生产”现象。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翼通过对2008年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后发现：以父母亲为表征的家庭背景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初次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和现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这预示着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高；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低。[5]由此可见，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可以证明家庭先赋性因素对阶层地位代际流动存在重要影响。
资本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来的，他认为所谓经济资本就是经济学通常理解的资本类型，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那种资本形式，它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6]对于社会资本，布迪厄是这样来定义的，“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7]布迪厄认为，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8]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无疑具有重要影响。以文化资本为例，由于精英家庭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因此其成员更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精英等级和统治力。同时，这种文化资本在家庭内进行代际传承，而这正是社会不平等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即文化的再生产。关于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布迪厄认为，精英家庭通过早期社会化等方式，将外在的财富或社会地位转化为家庭成员的内在部分，成为一种惯习。[9]可以发现，家庭资本对子女阶层地位代际传递的影响既具有外显的一面，这是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也具有内隐的一面，这是很难被人们发现的。
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和因人而异的。家庭先赋性因素的直观表现就是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等等，因此，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
（一）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时而异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前（1978年以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家庭成分成为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可以说，这一阶段我国农村家庭的政治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建设重要性的日益上升，家庭经济资本的重要性也不断突出。可以说，这一阶段我国农村家庭的经济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改革开放深化期（90年代中期以来），家庭经济资本的重要性依然不断强化，同时，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以农村大学生的职业获得为例，要是没有家庭在经济资本和以家庭关系网络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强力支持，农村大学生是很难在城市中找到一份非常好的职业的。可以说，这一阶段我国农村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不断强化。
（二）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地而异
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地区，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大多数家庭的经济资本明显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民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因此，可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民顺利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制约作用较为明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来说，大多数农民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都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这些社会资本的内向性、传统性特征比较明显，而较少拥有具有外向性和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资本，这对于农民顺利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不利的。因此，可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顺利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制约作用较为明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来说，农民家庭对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文化资本欠缺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对于农民顺利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是不利的。特别是在当前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可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民顺利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制约作用较为明显。
（三）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人而异
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民来说，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比较而言，家庭先赋性因素对“流动型”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从经济资本来说，一方面，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在经济上有着较好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农民要想在城市中顺利实现代际流动，其家庭能够提供的经济资本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从社会资本来说，农民家庭拥有的具有内生性和传统性的社会资本并不能有效推动其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从文化资本来说，农民家庭具有传统性的文化资本也不是其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所需要的。而对于“非流动型”农民来说，家庭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则要大一些，能够为其顺利实现阶层流动提供较好的支撑。
四、个人自致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
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和家庭先赋性因素是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来探讨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在社会研究中，忽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性的。[10]因此，从微观或个体层面的自致性因素来探讨农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自致性因素是相对于先赋性因素而言的，先赋性是先天赋予的，而自致性是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获得的。个人的后致性因素始终是支撑人们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性动因。建国以来的50余年时间，无论有何种宏观结构和制度上的变化，个人的后天努力——在计划体制下表现为积极要求政治上的进步，在市场化时代表现为要求努力成才——都会在这些制度规定下，体现个人能力，拓展发展空间。[11]当然，个人自致性因素影响的差异性必然是存在的。
个人自致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和因人而异的。个人自致性因素的直观表现就是个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等等，因此，个人自致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个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
（一）个人自致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时而异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个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前（1978年以前），受“官本位”思想传统的影响，政治因素在农村的各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村中，党员所占比例非常低，是否具有党员身份成为影响农民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在这一历史阶段，农民的政治资本对其能否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具有重要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个人经济资本的重要性不断突出。同时，在城市化大潮的推动下，很多农村人开始进城务工。对于第一次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他们进城务工往往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的，个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因此，可以说，在这一历史阶段，个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深化期（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人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对于农民来说，没有较为雄厚的文化资本，是很难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的。因此，可以说，在这一历史阶段，个人文化资本对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个人自致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地而异
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地区，个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大多数农民的经济资本明显不足，这已经成为制约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农民来说，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关键是要增强其经济资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来说，大多数农民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最大障碍来自具有外向性和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资本的缺失。因此，对于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农民来说，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关键是要增强其具有外向性和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来说，大多数农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其实现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最大障碍来自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资本的缺失。因此，对于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农民来说，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关键是要增强其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资本。
（三）个人自致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人而异
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民来说，个人自致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比较而言，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流动型”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更加明显。“流动型”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并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这种无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家庭能够提供的经济资本对于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家庭能够提供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与城市的兼容性较差，不能为农民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提供支撑作用。因此，对于“流动型”农民来说，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必须要依靠个人自致性因素来推动。而对于“非流动型”农民来说，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其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流动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个人自致性因素在其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宛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探讨[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8）：25-28.
1388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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