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查到决策——毛泽东同志留给我党处理现实问题的法宝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注：见《湖南日报》1993年7月6日第一版。）。并进一步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号召“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注：见《湖南日报》1993年7月6日第一版。）这里的历史经验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为我党留下的。重温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党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研究——一代伟人的卓识
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了解社会、了解中国摆在头等重要地位，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从现实社会中寻求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现实问题的方略，是他十分重视、经常应用的重要方法。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我党每决定一件大事，事先都有周密的调查研究，并在反复实践和调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方针、政策。
1927年，在***失败、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落脚。其实，在这历史性抉择之前，他进行了广泛深入、多次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介绍了这一情况。“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有利于我们军事割据”（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因有了这一科学决策，革命的红旗才在井冈山高高飘扬。上井冈山后，为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同志对湘赣边界各县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亲笔整理了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报告。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2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湘赣边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稍后，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从此，毛泽东创造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这样从革命斗争、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确立了。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运用调查研究这一方法，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为党制定了许多成功的政策；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同志曾把进入北京城比喻为“上京赶考”，为了有一份满意的答卷，让全党适应战略上的转移，他仍将调查研究作为了解新情况、处理新问题的一大法宝。面对建国后许多纷繁复杂的关系，为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亲自参观了工农业生产现场，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图书资料，最后形成了至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对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复杂问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有远见卓识，并不是因为他有“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由于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方面下的功夫最深。他一贯的领导作风便是“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事无巨细，总是周详严密调查分析后，才作出科学判断，最后形成指导我党的方针、政策。这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重要方面，在我党领导层中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二、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的前提
毛泽东同志除了自己重视从社会、从实践中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外，还把这一方法在全党推介、倡导。早在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他就发动官兵作社会调查，要求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首先第一步做调查工作，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开会决定切合当地群众的口号，这样，就可使红军“不致不顾环境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146页。）。到1961年，在《农业六十条》中，他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项。由此，形成我党独特的工作作风。坚持、发扬这一作风，就能在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时，触及问题的本质，进行科学的决策。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有许多卓越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