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封建主义残留、宗派主义变种及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党内“圈子文化”危害深重，拂逆民意，备受诟病。革除这一“痼疾”，必须知悉其凸显表征、现实危害、发生机理，进而把握消弭之实践进路。
关键词：党内“圈子文化”;凸显表征;现实危害;发生机理;消弭进路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上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1]邓小平***年5月吐露：“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2]探究当下日渐昭彰的党内“圈子文化”，源头维度，乃封建主义“陈酿”残留;形式维度，为党内宗派主义变种;本质维度，即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本文拟从表征、危害及催生机理等方面对党内“圈子文化”作一分析，尝试提出消弭此弊之进路。
一、党内“圈子文化”之凸显表征
1拉帮结派、漠视法治、利益输送。首先，拉帮结派。起底党内“圈子文化”，其力倡小圈子、小团伙，这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体现，喻示着对党的团结与统一的消解。反腐斗争中多次出现的串案窝案，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搞帮派。其次，漠视法治。党内“圈子文化”，含“规矩”，有亲疏远近之别，但无不基于人治，即眼中只见“圈内人”而全无法治，行事尽凭人际关系“潜规则”而非国法党纪“明规则”，彻底以人划线而非事情本身是非曲直。于是，催生出人身依附、带病提拔、官官相护、选择性办案等乱象。再次，利益输送。党内“圈子文化”中，利益方为核心吁求。“圈子熙熙，皆为利来”。党内圈子，是圈中人权力寻租、权利互助的“大平台”。一些党员耽于团团伙伙仅为表象，本质为溺于利益沾溉、利益互换。
2迷惑性、中心性、“组织性”。首先，迷惑性。党内“圈子文化”常基于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以“感情”为纽带，冠以老乡会、同学会、校友会、商会等之名，“滋润”着入圈者，让人觉得自然而然而对危害浑然不觉。其次，中心性。“圈子文化”讲究中心，盛行家长制。圈子之“圈心”往往级别高、资源多、影响大。“老大”的“能量”，决定着圈子的范围。圈子中的人际关系正像费孝通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里所述的“差序格局”，即“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3]波纹的中心即圈子的“家长”。再次，“组织性”。圈子实行等级制，上下有等、尊卑有别。圈子里分工明确，运作有序，谁是“大哥”，谁是“小弟”、谁是“大佬”、谁是“马仔”，界定清楚，格局明晰。
3文化的排他性和处事的非原则性。首先，党内“圈子文化”氛围并非如人们提及集体主义文化时想象的那种和谐、团结，恰恰相反，它导致了封闭、争斗。党内“圈子文化”注重界限。圈子看似松散，实则“画圈为牢”，水泼不进，针插不入。圈子内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有不成文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圈规”，要入圈子须守“圈规”，否则即被边缘化甚或逐出。其次，圈内人，一切好商量，圈外的就“另眼相看”了。而社会资源总量一定，圈内人把利益夺去，圈外人的利益势必受损。每个圈子都要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又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破坏。在其他领域，这种非原则性所生发的破坏力同样巨大，比如，甄选党员领导干部，圈内人，不管能力如何，都可奉送权杖，因而造成任人唯亲、唯派的格局。党内“圈子文化”这种非原则性对社会规范造成极大消解。柏杨曾将中国文化喻成“酱缸文化”，而党内“圈子文化”非原则性诱发的集体腐败正是通过把每个圈内人拉入酱缸而“炼成”的。
4宗派活动和地方保护主义。首先，党内宗派活动。信奉“圈子文化”的党员干部甚至公开搞结盟，假借“同学会”“同乡会”“战友会”等名义结人情圈，织关系网，拜兄弟，认干亲。少数党员干部甚至与邪恶势力沆瀣一气，同黑老大勾肩搭背，纵容包庇违法犯罪，欺压群众，称霸一方。其次，地方保护主义。“圈子文化”“激活”的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放大的小团体主义。一些地方、部门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奉行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属意的就执行，看不上的就不落实或纯应付。有的为显“政绩”，不惜牺牲党、人民、国家、集体的全局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这些人往往打着发展本地经济和为一方群众谋福祉的幌子，一门心思为自己树碑立传和为个人、小集团谋私利，有的甚至公然对抗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使得圈子如同“土围子”“部门割据”“地方割据”。
二、党内“圈子文化”之现实危害
1损害党组织向心力、战斗力。首先，党内“圈子文化”让人拉山头、搞宗派、结团伙，造成党的团结、民主受损，政令不畅，中央权威弱化，党群关系疏离，党组织感召力、公信力缺失，组织纪律涣散。党内“圈子文化”滋长了家长制、一言堂、本位主义、各种潜规则，成为践行“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拦路虎”“绊脚石”，使全体党员难以同频共振。其次，党内“圈子文化”必然导致山头主义，损害党的战斗力。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指出，山头主义倾向“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4]940“圈子文化”、山头主义致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丧失应有的政治素质、清醒的政治判断，大大增加了出问题几率。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惨败，与李鸿章大搞“圈子文化”深度关联。作为皖籍人士的李鸿章，执掌水师时，“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当时百姓流传，“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水师要职、肥缺，“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刘铭传与李鸿章同县(时称合肥县)，观其所用之人，不禁大骇：“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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