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防务负担发展战略的统计分析_财政金融论文

一、引言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是我国实现本世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事财政建设与发展转型期。科学分析军事财政发展面临的战略环境，探索军事财政未来的发展战略走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国防投入是军事财政经济运行的逻辑起点，防务负担发展战略是军事财政发展战略核心内容之一，其选择关系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亟待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和我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深入研究和探讨防务负担的发展战略问题。
防务负担的确定本身就是国家军事力量竞争博弈的结果，客观上需要对世界各国(地区)防务负担进行比较分析，从其发展演变中探寻国防投入的一般规律，为合理确定我国防务负担提供必要的实证依据。理论界研究防务负担的指标，通常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两种，绝对指标包括军费总额绝对值等，比较时需换算成美元，或采用购买力平价法；相对指标包括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ME/GDP)、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和国民人均军费等。由于存在着汇率换算以及资料收集方面的困难，本文采取的是相对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世界上的政府类型多种多样，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各异。在某些国家，政府轻徭薄税，仅扮演“守夜人”角色，其财政收入很少，但其中军费开支占了绝大部分，因为其他开支都让位给了私人部门；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政府征以重税、施以厚补贴，财政开支项目多，数量大，军费开支反而所占比重较小。因此，使用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不能客观反映出军费开支负担。[1]ME/GDP指标由于反映了国防投入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运用来衡量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程度。
这里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角度看，一国(地区)ME/GDP到底为多少较为适宜；从稳步增长也即可持续发展角度看，ME/GDP在怎样一个区间波动才是合理的，既不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能够承受，同时又不影响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为此，本文从可比性角度选择了ME/GDP及其合理区间、ME/GDP离散度及其合理区间等指标进行分析。
二、世界各国(地区)防务负担比较分析
本文从《SIPRIYearbook2009》中选择了157个国家(地区)[2]，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奉行联盟战略的国家，也有奉行独立自主防卫政策的国家；既有高军费规模国家，也有低军费规模国家。对其1988—2008年ME/GDP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二)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离散度及其合理区间
对157个国家(地区)数据分析，可以发现，除极少数国家，如日本等国受特殊政治因素的制约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国防投入固定在某一比例不变，均是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形成某一“带状通道”。根据理论界研究，影响这一变化的因素很多，包括国际战略形势、国家安全环境、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和国防政策等。从全世界来看，这一比例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波动才是合理的，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下面采用统计学上的离散度分析，来探寻这一规律。离散度是指一组数据与其均值绝对偏差的平均值，常用标准离差(StandardDeviation)[3]表示。
根据贝塞尔公式(Bessel)，计算标准离差：

其中：S表示标准离差(％)；n表示样本总数，本文中n为157；li表示单个国家(地区)样本中ME/GDP的第i年数值，表示样本的算术平均值。
借助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对本文收集的157个国家(地区)进行标准离差即离散度分析，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2可知，1988年以来，在世界157个国家(地区)中，ME/GDP的离散度低于0.1％的国家(地区)有5个，占总数的3％；处于0.1％—0.2％之间的有16个，占总数的10％，其中，中国ME/GDP的离散度为0.17％，属于此区间；处于0.2％—0.9％之间的有91个，占总数的58％；高于3％的有8个，占总数的5％。可见，大多数国家(地区)ME/GDP的平均离差均处于一个比较适度的区间。

图3ME/GDP离散度分布曲线
图3显示，世界各国(地区)ME/GDP离散度呈非正态分布，同理进一步计算可知，157个国家(地区)ME/GDP离散度的算术平均值为1.05％，若给定95％的置信度，通过计算可得，各国(地区)ME/GDP离散度的合理区间为(0.23％，1.87％)，也就是说，一国(地区)ME/GDP在某一时期内的平均离差不应超过1.87％。
进一步求解样本离散系数C.V(CoefficientofVariance)，即离散度与样本均值之比，公式为C.V＝S/。前面所求离散度表示ME/GDP变化幅度的绝对数大小，这里引用离散系数来表示ME/GDP变化的幅度的相对数大小，通过计算可得出各国(地区)ME/GDP离散系数，各国(地区)离散系数的算术平均值为35.6％，若给定95％的置信水平，可得各国(地区)ME/GDP离散系数的合理区间为(33％，39％)，即ME/GDP的年变化幅度应控制在33％—39％之间。
(三)基本结论及对中国防务负担发展战略的启示
由上述分析可知，1988年以来，世界157个国家(地区)ME/GDP的平均比重为2.77％，世界各国(地区)ME/GDP确实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区间，一般情况下，ME/GDP维持在1.62％—3.92％之间是比较适度、合理的。同时，除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外，ME/GDP应尽可能保持稳定，避免剧烈变动。一般情况下ME/GDP的离散度维持在0.23％—1.87％之间是比较合理的。变化幅度应控制在33％—39％之间，最大不能超过39％时国民经济是可以承受的。
1、基本结论
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一是国家尚未统一或处于临战、战争状态下，国防投入比例较高。
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东地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各国国防投入比例较高，如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沙特、叙利亚、阿联酋、也门等国ME占当年GDP的比重均超过5％，特别是科威特，1991年被伊拉克占领当年ME/GDP曾达到了117％，战后一直保持了较高国防投入比例；部分非洲国家，如厄立特里亚1993年以来，国防投入一直处于较高比例，均值达到22.6％，利比里亚上世纪90年代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也保持了较高投入比例。
二是小型国家在奉行军事联盟战略状态下，国防投入比例一般较低。
就小型国家而言，因为其小，可以采取寄生战略，与大国结盟或依附于大国庇护，国防投入比例一般较低。从表中可以看出，部分北约欧洲国家(除美国、加拿大以外的北约国家[4])因受到美国和北约组织的保护，近年来消减军费预算的意愿强烈，国防投入比例较低，如比利时ME/GDP为1.59％、爱沙尼亚为1.39％、拉脱维亚为1.19％、立陶宛为1.28％、卢森堡为0.81％、斯洛文尼亚为1.51％等。
三是边境国家接壤较少，战略环境较好的国家国防投入比重较小。
如欧洲的冰岛周边无陆路接壤国家，战略环境较好，面临外敌入侵的几率较小，其ME/GDP只有0.06％左右，爱尔兰也只有0.9％；又如美洲的墨西哥周边战略环境舒缓，其ME/GDP为0.54％，同样，还有美洲的洪都拉斯只有0.6％左右，非洲的尼日利亚0.81％、佛得角0.86％，这些国家国防投入比重均小于1％。
四是世界主要大国，国防投入比例普遍高于平均比例。
自1988年以来世界各国(地区)ME/GDP的平均比重为2.77％左右，但大国国防投入水平通常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除中国之外的其余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美国ME/GDP为4.04％，俄罗斯高达5.67％，法国为2.87％，英国为2.95％。中国周边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国防投入比重也较高，如印度为2.9％，韩国为3.08％等。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0年6月2日宣布，2009年尽管全世界普遍遭受金融风暴的打击，但全球军费仍呈增长之势。[5]作为世界大国来说，增加军事开支更是一种长期的战略选择，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军费增长的势头不会止息，将会进一步发展。
2、对中国防务负担发展战略的启示
一是顺应世界军费增长趋势，有必要继续提高中国ME/GDP比例。
1988年以来，中国ME/GDP均值为1.31％，无论是采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还是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ME/GDP的数值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77％，也低于其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小于周边一些国家，如印度和韩国等。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有实现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同时中国也是目前世界上尚未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大国，中国周边接壤国家较多、战略环境较为复杂，而且又是非军事联盟国家，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有必要继续提高中国ME/GDP比例。

二是中国ME/GDP离散度和离散系数较低，提高ME/GDP有可行性。
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相比，中国ME/GDP的离散度和离散系数均较小。1988年以来，中国ME/GDP离散度为0.17％，世界157个国家(地区)ME/GDP离散度的平均值为1.05％，各国(地区)ME/GDP离散度的合理区间为0.23％—1.87％，各主要大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ME/GDP离散度如表4所示。

从离散系数来看，世界157个国家(地区)ME/GDP离散系数的算术平均值为35.6％，各国(地区)ME/GDP离散系数的合理区间为33％—39％。其中，美国为20％，法国为15％，英国为23％，德国为29％，韩国为21％，俄罗斯(含1988—1990年前苏联时期数据)为66％，中国ME/GDP离散系数为13％。
从ME/GDP的离散度和离散系数来看，中国这两项指标均较低，这种投入政策一方面避免了国防财力投入的大起大落，保证了国防建设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大局；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军事变革对国防投入需求的满足程度等。因此，以其他大国为参照，中国提高ME/GDP的一定幅度，应该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可行性。
三、建立中国“协调发展、稳步增长”型防务负担发展战略的对策选择
(一)科学界定“协调发展、稳步增长”型防务负担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指导新时期军事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它为建立“协调发展、稳步增长”型防务负担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协调发展”就是国防投入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可持续性发展。当前中国仍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国防投入应与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得到维护的能力生成相协调，ME/GDP数值应与世界主要大国相匹配。
“稳步增长”首先是军费增长必须满足稳步、稳妥的要求。军费增长幅度和节奏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周期相协调，与国家财政可支配收入相同步，军费增长不能过快，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军费增长幅度不能过大，不能影响财政对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其次是军费要可比增长。这里不仅是名义数增长，更重要的是扣除通货膨胀指数之后的实际军费数额也要增长。
“协调发展、稳步增长”型防务负担发展战略表现在理念定位上，是国防建设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在战略目标的认识上，最重要的是树立国家整体发展观。所谓国家整体发展观，就是从实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从巩固和壮大国防建设基础的高度看待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是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层次上认识国防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协调发展、稳步增长”型防务负担发展战略表现在具体的军费规模确定上，首先，应以世界大多数国家防务负担水平和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基准投入水平；其次，应以大国国防投入水平对基准投入水平进行适度矫正；最后，再以中国特殊安全需求(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非依附型国家或非军事联盟国家的防务需求，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投入需求等)和国家财政支出需求进行微调。这样确定的国防开支水平，既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又可为加速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
实施“协调发展、稳步增长”型防务负担发展战略应循序渐进。考虑到目前一个时期，中国将处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方面支出需求增大，国防投入增长财政压力较大，因此，军费增长应尽可能实现稳妥增速。考虑到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走的实际需要，国防投入比例应以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77％为发展目标。在此增长目标下，中国ME/GDP的离散度，仍将在世界国防投入比例离散度的合理区间0.23％—1.87％之内，军费增长不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发展需要的良性增长机制，以达到合理的国防投入规模。
(二)努力实现国防投入与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
防务负担大小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军费增长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可承受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力量的两个关键要素，必须有机地统一起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两方面的任务都很重，不存在“两利相权取其重”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协调发展的问题。这既是新形势下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又是促进和保障经济稳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国防建设作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而且可以同经济建设协调一致地发展起来。事实上，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1991年是4.7％，2004年是4.1％，2008年是4.3％，如此高比例的军费开支，并未影响美国经济的总体繁荣和发展走向。同样，1995年以来中国国防投入进入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期，而同期的国民经济增长也比较稳定。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实践证明，只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力，军费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完全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格局。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从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环境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长，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各方面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这些都为保持中国经济发展良好势头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经济未来有望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一个强大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将为军事财政投入提供更加坚实的财力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逐渐匹配，税收体系逐步规范化，也将进一步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形成军事财政投入更加充裕的直接财源基础。因此，军费的上述增长路径是具备可行性的。在这种经济背景下，适度的军费增长不仅不会削弱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而且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力发展信息化建设，将带动和促进国家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从而有利于国家经济实现更高层次的结构调整。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可以在科学进行经济发展预测的基础上，将国防投入的中长期规划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框架之中，将国防投入与国家经济发展更好地“统一”起来，以军促经、以经促军，真正实现国防投入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与良性互动。
(三)合理选择军费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好的，国防投入的经济基础是稳固的，但是也要看到，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走目标等任务非常艰巨。未来一个时期，将是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需要加大财力的投入。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要求必须合理选择军费的增长方式，实现军费的稳步增长，军费投入要充分考虑会不会挤压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会不会影响保增长目标的实现。结合国情和军情，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军费增长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力量建设的需要相适应，按照“以供定需”和“以需定供”相结合的双向调节思路，合理确定军费总量和国防力量的适度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以一种较为模糊的渐进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当国防力量建设按此种发展模式调节建设任务与目标时，军费总量增长率一般小于或等于财政收入增长率，不会增大国家财政分配的压力和影响其他开支的正常增长，属于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有效消除军费过度增长对国家财政和经济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和平建设时期应采用的一种理想模式。
(四)深化军民融合，拓展军事投资渠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本大为增加，对军费的需求也是成倍地增长。因此，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致力于拓展军事投资渠道，扩大国防投资来源，以节约国家政府投资，弱化国防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国家主导、制度创新、市场运作、军民兼容原则，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充分依托和利用社会资源，提高国防实力和军事能力，大力推进军地资源开放共享和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移，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满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的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体系”。这为拓宽军事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一要鼓励更多民企参与国防工业的研发、生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鼓励私人企业参与国防工业，民用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拥有提高成本效率以及研发尖端科技的能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电子和通讯等快速发展的领域，这是传统的国防工业所不具备的。未来应按照“小核心、大协作、寓军于民”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调整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国防产品的研发、生产。
二要坚持经济建设贯彻国防需求的方向。加大重大基础设施和海洋、空天、信息等关键领域军民深度融合和共享力度，完善政策机制和标准规范，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良性互动，要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纳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国家科技研发投入为例，《规划纲要》提出要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10年的1.75％增加到2015年的2.2％，累计增长0.45个百分点，相当于当前军费规模的约1/3。实现科技研发投入的军民融合将大大拓展军事投资的来源渠道。
三要稳步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继续推进军队保障方式的社会化，实现保障模式的规模扩张型向动员潜力型转变。努力将社会化的层次由依托军与民两方面的协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次，将社会化的途径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将社会化的程度由军民行业“模块化”对接深化到融为一体，逐步建立起“骨干在军、主体在民、市场运作、依法保障、功能互补、效益共生”的平战结合、有效运行的社会化保障体制机制。要构建更广范围的社会化保障体系，按照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要求，稳步推进以生活保障、通用物资储备等为重点的军队保障社会化改革，完善退役军人安置政策，形成与国家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体系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建立军民结合的军事物流体系和军地一体的战略投送力量体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