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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工具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逐步成为中国文论与文学的主流话语.它主要包括启蒙工具论、革命工具论和救亡工具论三种建构.启蒙工具论最先形成,从梁启超创立"新民"说到五四作家在新的认识起点上提出的改造国民性,文学都被当作启蒙的工具,其旨趣在新时期亦有所体现.革命工具论形成于辛亥革命,其演变过程大致是由斗争武器到为政治服务,再到为社会主义服务.救亡工具论由于"救亡"内涵的相异也显示出前后的变化.前是针对甲午海战后的国势而产生,后则是目标直接明了的为抗战服务.三种话语建构之间又存在着承转、交叉与兼融的关系.
孔子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的"观"指的是从诗中可以了解社会,"怨"指诗可以批评和讽刺不良政治.《毛诗序》提出"美刺"说,其中的"刺",同样有着诗歌应当对时事政治进行批评和讽刺的含义.但不论是孔子的认识还是《毛诗序》的见解,都属于对文学应具有一定现实性的阐释,与工具论不是一回事.唐代的韩愈提出"文以载道",这里的"道"确实是指正统的儒家政治伦理观念,但完整考察韩愈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是针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强调写作须有实在的思想内容,与工具论有所不同,以后"文以载道"得到封建政权的张扬,成为中国多数文化人作文的一个基本准则,但它仍然不乏是对文章内涵的一种重视,与工具论仍然不尽相同.
工具论凸现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强化的是对象服务功能.在中国,这种切实意义上的文学工具论生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则逐步成为中国文论和文学的主流话语.不论对它抱怎样的看法,这点则无法否认,即它是百年以来的社会现实与作家的使命感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亦使之形成了启蒙、革命和救亡三种主要的话语建构并显现出清晰可辨的流变轨迹,这里的"启蒙"不是广义的,而是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启蒙就是把人们从黑暗的中世纪解放出来"①；"救亡"也不是广义的,是指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这样,"革命"的涵义也就有了界定."流变‘则既是指话语建构的置换,也是指每种话语建构自身的变化.当然,揭示出三种话语建构之间的联系与交叉,亦应是题中之义.
启蒙工具论：从"新民"到改造国民性
启蒙工具论最先形成,其首倡者是梁启超.作为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和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1895年主笔《中外纪闻》时已意识到文字宣传对启发民智、推动变法的作用："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制成不远矣".到了1896年,他开始将广义的文字宣传定位于文学．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之五《论说部书》中他说："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可以杂述史事,近可以激发国耻,远可以旁及夷情--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稍后,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他有了更集中的看法："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娱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1897年他创立大同译书局着意译印"政治小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表明目的："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变法失败促使梁启超对文学启蒙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与阐述.1898年12月25日,他于流亡中发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三天后又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对于诗,他认为能影响国家命运："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其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而"吾中国向无军歌",诗"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②.在"文界革命"方面他倡导"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③的新文体,目的在于传达"欧西文思".从1902年起,他不仅以"新民"概括启蒙,而且通过"小说界革命",把文学作为启蒙的工具,强调到极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开宗明义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扬弃以往的观点,指明"独嗜小说"是因为其他文类"说有所未尽也"；小说则具备难有比拟的"熏"、"浸"、"刺"、"提""四种力",善可以"福亿兆人‘,恶可以"毒万千载".出于启蒙,他着重谈论了"恶",认为小说乃"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国民的种种劣根性,亦无不源自小说.结论自然得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的主张得到普遍认同.严复、夏曾佑1897,年发表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谈道："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夏曾佑还认为："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因此改良小说"可拨乱世致太平"④.如果还难以证明严、夏之言是受到梁启动超的启迪,那么王、狄、陶所说则明显是在呼应梁启超.王无生说："夫小说者,不特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抑亦辅德育之所不迨者也.吾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心耳,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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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者不止是梁启超的维新派同仁,小说家吴沃尧在《月月小说序》中也说："吾感乎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吾人于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新世界小说社报》在其《发刊辞》中说："文化日进,思潮日高,群知小说之效果捷於演说报章,不视为遣情之具,而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有新世界乃有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传播文明之利器在是,企图教育之普及在是".后又连篇累牍地发表了类似见解.
直至1916年的李大钊都认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等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⑧但新文化/文学阵营中更早承扬了梁启超的是鲁迅,1903年10月,他在《〈月界旅行〉辨言)里写道："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等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并追仿梁启超,先后译述了数篇科学小说.1906年1月"幻灯事件‘的刺激,使鲁迅进而确认"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国民--引者注)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⑨,稍后,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将上述看法具体化,呼唤能使国人觉醒的中国的摩罗诗人；又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中提出"立人"的观点,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显然,鲁迅至此已对梁启超的文学新民作了匡正与深化；"善于改变精神"属于对文艺之擅长的把握,避免了夸大文艺作用的偏颇；新民着眼于"众数",立人则强调"任个人"和"尊个性".
从五四开始,新民被界认为"改造国民性".从文学启蒙方面看,新的认识起点使中国作家不仅一如鲁迅摆正了文学的位置,把握到人文精神的根本,而且更明确地从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联系中理解问题,尤其是把文学启蒙融合进了这一时期形成的"为人生"创作潮流中,将其纳入到现实主义文学美学的范畴.
1915年以《青年杂志》的问世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就是针对辛亥革命后依然如故的社会精神现实而发生的.1917年2月,陈独秀进一步感到"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与"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有直接关系,斥责旧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于是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并首次把启蒙同文学为人生联系在一起10.陈的主张在周作人那里被赋予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具体内容.1918年12月,周作人连写《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两篇文章．在前一篇,他对"人道主义"作了诠释后写道,"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在后一篇,周作人以世上"只有一律平等的人类"等人道主义观念为基础,针对"贵族的文学"而提倡"平民的文学",并由此提出了"人生艺术派"和"纯艺术派"的概念,认为"平民的文学"就是"人生艺术派".1920年1月,在《新文学的要求》里他不仅确认"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还对"人生的文学"作了界定："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他分析说："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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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沈雁冰、郑振铎也是主要理论倡导者,胡适同样认为救国"首在树人",后在《我的歧路》中又思忖从"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说："现在中国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劣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是"恶政治的祖宗父母",必须首先打倒.在《易卜生主义》中则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他推祟易卜生,就是因为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宣扬了"‘救出自己‘的意思".沈雁冰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里把文学的启蒙责任与表现人生结合起来："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中国现在正是新思想勃发的时候,中国文学家应当有传播新思想的志愿,有表现正确的人生观在著作中的手段"."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从这里研究得普遍的弱点,用文字描写出来,这才是表现人生的文学".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等文章中他进而谈道："同人深信文艺之进步全赖有不囿于传统思想之创造的精神,当其创造之初,固惊庸俗之耳目,迨及学派确立,民众始仰其真理"；"同人等深信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中华民族哪怕将来到了败政破产强国共管的厄境,也一定要有,而且必有不朽的人的艺术!而且是这‘艺术之花‘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少壮,从颓丧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发出新芽来!"郑振铎不但呼吁"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11,还指出唤醒民众亦急需"从感情方面着手"的文学,去"刺激大众的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12.
鲁迅主要以其卓越的创作显示了这种启蒙意义上的为人生文学的实绩,十年后的这段自白是对其创作的最好注脚："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等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3
这种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启蒙文学潮流,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主潮,也标示出该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美学与欧美以及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美学在底蕴上的殊异.以后,尽管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使文学的主潮发生过种种改观,但改造国民性一直是现代众多作家坚守的创作母题之一,新时期文学亦对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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