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结构

一、中国的三农题目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谓也。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进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题目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在年初的“两会”上,三农题目甚至成了代表们最关注的焦点题目,有关提案的数目在所有的提案中远远领先;由此也足见三农题目的严重性。

那么,什么是三农题目的真实情形呢?笔者在调查中,曾听农民说“我爷爷流血,我爸爸流汗,到了我自己则是流泪”。这句话换成可被接受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中国农民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为国家产业化流汗,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因贫穷和不公正的遭遇而流泪。而他们流泪是发生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城市生活日新月异的情况底下,因而就格外痛苦,比流血和流汗的遭遇更惨。这也许就是三农题目形象的概括。

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则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观之大多数农村,大抵没有错。从收进这项核心指标看,过往几年农民收进一直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已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布满活力和生机。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进仅为2253元,而且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所属32个市县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郭建军,2001),低收进组和中低收进组占了54.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调查还显示,1%的最高收进农户拥有的全部收进是20%最低收进农户全部收进的1.7倍。

同时,城乡居民收进差距也在明显扩大。2002年二者的差距已经超过3:1。假如考虑到农民收进的统计数占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进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以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进的3/4左右。假如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接近6: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进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尽大多数国家,农村收进为城市收进的2/3或更多一些。”中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比例。

从资源分配的具体情况看,城乡之间的不同等随处可见,且日趋严重。比如,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用于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的份额很低。1998一2001年,中心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农业部,2002)。

在社会发展方面,城乡在获得资源方面更为不同等,农村的落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农村医疗方面,中国曾经有成功的合作医疗体系,然而当亚洲一些国家还在效仿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时候,合作医疗却在中国的尽大部分农村解体了,解体的后果是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和地方病、传染病在一些地方的再度流行。陈锡文(2003)指出,因病往世的农民很少死在医院里,而在城里则很少死在家里;农村妇女很少在医院生孩子,而城里人基本上没有在家里生孩子的。现在城市的新房一般都要双卫(两个卫生间),而农村的厕所简直肮脏不堪。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位。据卫生部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司的有关资料,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仅就2000年5岁前儿童死亡前治疗情况为例,农村56.6%的孩子是死在家里,而城市91.3%的孩子是死在医院里(张晓山,2003)。

在教育方面,城乡教育资源的分享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农村义务教育投进主体发生了错位,农村教育附加和教育集资明显加大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本钱和农民负担(李成贵、李人庆,2003;杜育红,2000)。自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征收基准原则上为农民纯收进的1.5%~2.0%)以来,征收金额是逐年增加的,1998年达到165亿元,而在1985—1999年的15年间,其总额超过了1100亿元。现在,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民开支中仅次于生活费的第二大项,全国均匀而言,每个小学生一年的各种用度在500元左右,初中生则在1000元左右,这对于人均收进只有2000多元的农民家庭而言,无疑是很难承受的。如同电影《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所表现的那样,农村教育条件非常落后,与城市别若天壤。基础教育是一个社会文明存在、延续和进步的基础,然而“义务教育”对于很多农民和田舍郎女来说,成了难以享受的“奢侈品”,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