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蒙古南下与郑洛招番

西海蒙古南下与郑洛招番

摘要：明正德以后，蒙古人不断南下冲散了原生活在青海地区的藏族部落，打破了明王朝“隔绝番虏”的边防政策，冲击了明朝在河湟地区的统治。郑洛招番便是在此背景下整合流落的番族，恢复河湟地区的统治秩序，重建番族以拱卫西北地区边疆的行为。
关键词：西海蒙古郑洛招番
成化十六年，蒙古的鞑靼部在首领达延汗的带领下击败了瓦剌，同时统一了鞑靼各部，分六万户以治之，壮大了鞑靼部势力。在其之后统一蒙古的过程中，一部分蒙古贵族与达延汗产生了不和，因而被迫南下来到了西海（今青海湖一带），“明年（正德五年），北部亦卜剌与小王子仇杀。亦卜剌窜西海，阿尔秃厮与合，逼协洮西属番，屡入寇。……自是，洮、岷、松潘无宁岁”[1]（卷327传215第8477页）。“小王子部长卜尔孩以内杂复奔据西海，出没寇西北边”[2]（卷327传215第8477页）。西海地区水草丰美，益牧益农，正是看到了此地良好的生存条件，所以这些为了躲避内部混乱的蒙古部落便纷纷来到了此地。自正德以?砺铰叫?续南下的这些蒙古部落大多居住在青海湖以西一带，因而又将其称为西海蒙古。但青海地区并不是无人居住之地，其自明初以来便是“番人环居之，专务畜牧”[3]（卷330传218第8544页）。在蒙古人进入青海之后，为了争夺土地与资源，便对当地的番族进行了抢夺与驱赶，大肆焚掠，致使“番人失其地，多远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4]（卷330传218第8544页）。在卜尔孩与亦卜剌之后，蒙古并没有停下南下的步伐，达延汗的两个儿子吉囊与俺答在也蠢蠢欲动，不时南下骚扰番族部落，“（正德）十二年春，（吉囊）乃突以五万骑渡西河，袭亦卜剌、卜儿孩两部，大破之”[5]（卷327传215第8478页）。嘉靖年间，六万户中土默特部的万户俺答汗势力开始崛起，除了与左翼汗统继承人小王子争权夺利外，他还积极开始了扩张，将征伐的目光对准了青海地区。嘉靖二十三年，俺答汗率部进人青海，“迫胁诸番及红帽儿等族以益其势，番族皆逃匿不从。”[6]嘉靖三十八年（1559），俺答“羡青海富饶，携子宾兔（注，实为其侄子）、丙兔等数万众，袭据其地。卜儿孩窜走，遂纵掠诸番。已，引去，留宾兔据松山，丙兔据青海，西宁亦被其患”[7]（卷330传218第8544页）。俺答汗为了巩固自己在青海地区的统治，还积极参与此地的宗教斗争中。当时的藏区正是黄教格鲁派被噶玛噶举派以及其背后支持势力仁蚌巴政权打压的时候，俺答利用这个局势，积极扶持格鲁派，令其部众全部改信黄教，并在青海地区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由明廷赐名为仰华寺。1578年俺答汗与当时的黄教领袖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面，由此确立了蒙古与藏传佛教之间的供施关系。蒙古可汗以宗教为手段，巧妙地参与到了藏区事物的管理与政权争斗中，其修建寺庙的真实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在青海地区的统治，正如史书中所记载“丙兔（俺答汗之子）乃以焚修为名，请建寺青海及嘉峪关外，为久居计”[8]（卷330传218第8546页）。在俺答汗去世后，蒙古部落陆陆续续来到青海地区的不计其数，这其中，尤以火落赤与俺答汗之孙扯力克最为频繁，“（万历十五年），套部壮秃赖等据水塘，卜失兔、火落赤等据莽剌、捏工两川，数犯凉、洮、岷、西宁间。”[9]（卷327传215第8489页）。“（火落赤）日蚕食番族。番不能支，则折而为寇用。扯力克又西行助之，势益炽。十八年六月入旧洮州。……七月复深入，大掠河州、临洮、渭源。总兵官刘承嗣与游击孟孝臣各将一军御之，皆败绩，游击李芳等死焉，西陲大震”[10]（卷330传218第8548页）。扯力克的南下以及一系列行为破坏了原来青海地区较为平和的局面，面对蒙古人在青海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当时的内阁首辅深有感触道：“各酋涣散不相统一，或以转堡要赏当时的于延绥，或以借路生事于甘肃，或受赏于东而窃掠于西，或罚服于此而狂逞于彼”[11]（卷224万历十八年六月丁酉条）。
西海蒙古的威胁还不止于此，纵观蒙古在青海地区的活动可以看出，自正德以来，各个势力在青海地区你来我往，给青海地区番族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侵扰和影响，西海蒙古在青海地区的生存与发展大大破坏了当地普通番人的生活。根据《秦边纪略》记载，蒙古人对番民横征暴敛，“夷（指蒙古）之征收，若豆麦青稞，若牛羊驼马，但十分取一，不及者不取也，岁一取之，谓之添巴”[12]（西宁卫p51）。许多番族不堪忍受，纷纷迁徙远逃，其中一些番族在这一迁徙过程中部落流散，不知所踪。除此之外，由于蒙古人的到来，一些原向明王朝称臣纳贡，在明王朝统治之下的番族也成为了蒙古属民，和蒙古人一起构成了明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威胁，“海夷，当嘉靖时，常入寇边，番族受其害者，烧帐房、掠羊马，掠妇女。杀丁壮，番皆畏之，愿为部属。然后攻土民、杀汉人、败官兵，无所不至。今诸番分纳各夷添巴，不纳中国茶马，已判然为夷属。万历间，夷犯内地，驱番为导，引为前锋，番既获利，为害河、湟，胜于夷矣”[13]（西宁卫p51）。这种蒙番勾结的局势与明朝统治者对番族的定位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番族，在明朝主要的构成部分是今日的藏族，根据《明史西番诸卫传》的记载，“西番，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14]（卷330传218第8539页）。明初的青藏高原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藏族部落，其中与明朝政府联系最为紧密的番族部落主要散布于河湟洮岷这一带。由于此地特殊的信仰，对于这一带番人的管理，离不开宗教招抚措施。明朝初年，西宁地区的番僧在碾伯南川建立了一座寺庙，明王朝为了为表达其对番僧的优宠，赐额为瞿昙寺。永乐年间，多授予河湟洮岷这一代僧人剌麻、禅师、灌顶国师的名号，允许其世袭。同时对一些积极向中央靠拢番族部落也给予机会，“其他族种，如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属，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亦许岁一奉贡，优以宴赉”[15]（卷330传218第8542页）。在对河湟洮岷一带番人的优宠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因素。元王朝虽然被赶出了中原腹地，但蒙古汗国作为一个政权却依旧是存在的，其势力盘踞在大漠南北和天山地区，对明朝在西北的防御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基于蒙古势力在西北的虎视眈眈，河湟地区便具有了重要的地理意义，它是蒙古人与番人进行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蒙古人通过此地南下，便可达到连番抗明的目的。明朝统治者深谙这一点，因此在明王朝建立之初，对于此地的管理便不仅仅是“羁縻”这么简单，而是要“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虏、胡之意”[16]（卷330传218第8549页）。其具体办法即就是“建重镇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边捍诸番，俾不得相合”[16]（卷330传218第8549页）。正是因为此地在军事防御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于其管理仅仅只通过宗教来控制是完全不足够的。为了进一步对此地进行管理，明朝在甘、青藏族地区大力推行卫所制度，并且先后设置了河州卫（1371）、西宁卫（1373）、洮州卫（1379）、岷州卫（1378）等，史统称为“西番诸卫”，同时“又遣西宁等四卫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以马易茶”[17]（卷330传218第8549页）。宗教上的优宠，加之军事性质浓厚的卫所国家机构的震慑、茶马贸易上的以利为导，最终形成的便是“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的结果。很明显，明朝不遗余力地将番族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中，尽量完善和深化河湟地区的秩序就是要让番族从一个“化外之人”成为明王朝直接统治下的臣民，利用番族对中央王朝的归顺与向化意识，令其成为拱卫西北边疆的一道“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