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逆城市化”现状与反思

农民工“逆城市化”现状与反思

[摘要]结构性变革的城市化，在逐步吞没“土地”时，将乡村“连根拔起”；大量农民“离村进城”，在给城市社会注入“现代因子”时，期望着向“市民化”转型。然而现实中，他们又始终处于“漂浮”状态，不仅“失根”、而且“失魂”，大量农民工处于“边缘化”状态，遭遇“融城”瓶颈，被迫“离城返乡”，出现“逆城”回流趋势。这种“回流”不光蕴藏着国家宏观制度倾向，也表征着城乡社会内在“推拉”作用力，还体现了个体理性的行为抉择。文章分析了农民工欲“融”于“城”、于“城”有“根”，向“市民化”转向的理想状态；探讨了农民工于“城”无“家”的现实窘境；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寻根”的三维因素；对农民工“离城返乡”“逆城市化”现状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市民化”；公正；和谐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8）06-0046-08
一、于“城”有“根”：欲“融”于“城”即农民工“市民化”转向的理性与公正追问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基本趋势。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离村进城”，欲“融”于“城”，进而实现“市民化”的角色转型。这不仅暗含着国家“推进城镇化”的宏观制度取向，而且也表征着城乡社会的内在作用力（城市社会“拉力”和农村社会“推力”），同时更加反映农民工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宏观上，从农村“推力”看，一是农业效益低；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三是农民负担重。从城市“拉力”看，一是城市经济收入较高；二是城市就业机会多；三是城市公共设施健全，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微观上，理性同感性的双重变奏，造成了农民“进城务工”的微观机理。国家优先发展“城市”的宏观政策，促成了“城强乡弱”的现实格局。而这种格局在微观个体层面则表现为一种城市优越感。
随着城市化加速，农民工群体壮大，为城市做出了贡献，却得不到同等回报，遭到不公正待遇，处于城市空间、文化意义、以及体制意义上的边缘。但是，进城能促使农民工获得某种现代性，实现向现代转变（积累和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观念行为的变迁等），同时，农民工进城有一定的社会的意义，比如说对流入城市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虽然这些影响也会有负面的，但总体来说正面效应更大。
农民工于“城”有“根”，能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必然选择，意义重大，具有“双赢”作用。一方面，农村土地资源稀少，但人口过剩，急需转移“剩余劳动力”，使之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后，工作、生活于城市，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体验城市文化及生活方式，培养现代化观念，成为城市一份子，有利于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根本转变。农民工于“城”有“根”，是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城乡矛盾，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致使城乡发展不协调、矛盾突出。农民工要欲“融”于“城”，受各种制度制约。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农民工真正于“城”有“根”，能有效统筹城乡关系，是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关键。大量农民工务工于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有利于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农民工长期游离于城乡之间，加剧了城乡矛盾，不利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让农民工在城市有“根”，能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符合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市民化”转向的理想状态。这涉及到社会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农民工长期无法融入城市，受到城市的排斥，便会丧失在城市工作的积极性，引发大量农民工“离城返乡”，这势必会阻碍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故此，善待农民工，取消对他们的各种限制，为其提供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服务，有利于调动农民工参与城市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能有效缓解城乡矛盾，是促进城乡融合的根本举措。这需要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制度壁垒，消除观念偏见，从而有效改善农民工城市生活状态，让其享受到同等的权益，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的根本转变。惟有如此，农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合理有序流动，城乡差距才会逐渐缩小，农民工才能最终转为市民，融入城市，农民工问题才能终结。
二、无“家”的“城”：无“根”又失“魂”即农民工“漂浮”于“城”的现实窘境透析
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受传统小农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影响，性别构成以男性为主（占65.5%）；大多数已婚，属“上有老、下有小”青壮年人士，年龄构成以18～45岁为主（平均年龄为39岁）；农民工整体的文化水平偏低，学历结构以高中及以下为主（占90.6%）；整体就业素质低，受职技教育培训的占32.9%，很难流向高技术、高知识行业，造成最底层的出卖“体力劳动”的就业现状；农民工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比例极低；其中的党员或团员常因“流动作业”而无法“参与组织生活”。农民工家庭基本特征方面，其家庭户规模大，经济负担重；农民进城务工前就业特点方面，“离村进城”前主要是“务农”的，之后便是“放下锄镰、进工厂”；在对待“务农”方面，理性认为“务农”“不划算”；此外，“离村进城”前，基本未受到除农业外的技能培训，并且也仅是“务农”了几年，缺乏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掌握，称不上是“现代农民”；“离村进城”后多?凳窃诮ㄖ?等行业打“苦工”，也有部分在城自主经营。总的看来，尽管农民工在务工中积累了更多城市融入的经验，但是由于其以上特性的存在，使得他们很难在城市“立足”，无法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而且在城务工时间越久，“飘”的感觉就越强烈。[1]
（一）由于思想意识弱，导致权益“边缘化”
农民工思想存在消极因素，造成了其进城工作、生活的归属感缺失。普遍存在“小富即安”思想，缺乏创新意识。他们“根据自己心情而定”，只是“随便应付”工作，抱着“凑合着干”的思想，认为“可以保住工作岗位就行”“走一步算一步”，对未来人生目标不明确，思想较为空虚，易受外界诱惑，从而产生问题。从某种层面看，农民工不单追求经济利益，是“经济人”，他们更是对政治充满需求，是“政治人”。[2]然而，其政治权益因其消极参与意识及进取精神的缺乏而呈现出日益“边缘化”的趋势，逐渐成为了“流动政治人”“体制边缘人”及“民主看客”。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工接受教育不多、知识匮乏，城市主人意识不强，缺乏政治追求、理想信念。这正如学者王浦劬所言：“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因为有健全的认知技巧和较高的政治关心度，教育与政治参与的相互关系在此得到了强化。”[3]这使得他们走“下坡路”，最终导致其自身受到经济、社会关系、政治、公共服务等社会排斥。正是因此，部分农民工觉得城市不属于自己，自己仅仅是一个“过客”。[4]（七）由于管理混乱，导致媒体“偏见”
现阶段，城市制度要创新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探索缓解秩序冲突的制度化路径。[11]农民工多渠道改变城市社会面貌及运行法则的同时，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应该切实维护好务工农民的利益。大部分媒体也确实关注到了农民工，运用舆论的力量帮助他们讨要薪水，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关爱他们的子女等诸多问题。但现实却是电视、报纸、网络无处不体现出对农民工无意识的偏见与歧视。有些新闻媒体虽说道义上帮助了农民工，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丑化了务工农民。20世纪90年代，一些都市谋体就大肆报道过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将其作为扰乱城市正常秩序的不稳定因素进行舆论传播。[12]在他们[中，农民工好像就应当与不礼貌、不文明等行为习惯联系在一起，如果某地发生了刑事案件，农民工总最先受怀疑，被压抑在社会低层。制度的孤立会致使其形成扭曲心理，诱发一些失常?F象，危害社会和谐。[13]
三、有“根”的“家”：寻“根”找“魂”即农民工“离城返乡”“逆城”流动的理性考量
（一）宏观上，国家战略规划的乡土“红利”
我国城乡关系的生发，并非仅为社会经济自然孕育结果，更是国家意志介入之过程。当“城”与“乡”发生互动博弈时，农民工“飘”于“城”的窘境，被国家宏观战略的乡土“红利”击得粉碎，大量农民工“离城返乡”寻“根”找“魂”。国家战略规划的乡土“红利”包括国家为返乡农民工进行的土地政策、户籍制度等的“顶层设计”以及政策优惠、福利保障和产业转移等方面营造的环境氛围。
一是土地制度“红利”。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背景下，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虽将个体农民工在村的土地所有权剥夺了，但经调整后却赋予了他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土地制度成为了农民工“离城返乡”“逆城市化”流动的重要保障，毕竟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是其回村后能够保障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而且这种土地制度彰显弹性、更具人性。当农民工进城“寻梦”时，可将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他人；当其返乡“寻根”时，则可将其作为提升自身幸福感的保障。这种弹性土地制度“红利”，为农民工“离城返乡”、寻“根”找“魂”创设了选择性空间。[14]
二是户籍制度“红利”。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划分，从整体上而言，赋予了后者更多的财税优惠政策，更多的社会福利待遇及个体更多的权益。近些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国家对“三农”政策的倾斜，农村土地升值逐渐呈现。原先阻碍农民“背井离乡”“进城追梦”的户籍制度，反而成为不愿漂浮于城的农民工“离城返乡”“寻根找魂”的推动力。也就是说，这种原本束缚农民工“市民化”角色转型的“束缚型”制度，在“逆城市化”人口迁移中却转变为了农民工“保护型”户籍制度红利。[15]
三是城乡统筹发展政策“红利”。原有的“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拉大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鸿沟，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1世纪以来，“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被提出，企图以“城市反哺乡村”策略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城乡间良性互动。从实际看，这一乡土政策“红利”，为农民工进城“逐梦”和回村“寻根”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农民进城务工，为城市“添砖加瓦”；也需要农民工返乡，促进乡村的内生性发展。返乡农民工既能充实农村劳动力，也把其进城所赚到的资金、所学到的技术等带回了“家”。倘若，曾经的“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为农民“进城寻梦”创造了条件，那么，城乡统筹发展“红利”，则为农民工“离城寻根”开通了“找魂”之道。
四是其他乡土政策“红利”。我国出台了系列相关支持性、发展性政策，为农民工的“离城返乡”搭建了政策平台，[16]提供了政策保障。比如说，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政府部门一改过去那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简政放权，为农民工提供“专门窗口”服务，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方便了农民工回村就业创业。再如，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政府通过农信社等银行，为返乡农民工设立了各种额度的贷款，[17]加大小额无息贷款力度，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再比如，开展再就业培训。政府为技能单一的农民工“量身”打造职技培训，开展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培训，[18]提高帮扶力度。
（二）中观上，城乡社会的“推拉”作用力
繁华都市是农民工向往的“圣地”。他们渴望站在城市这个舞台上，谋求自身发展，改变全家人的命运。为此，他们“离村进城”，想摇身变成“城市人”。然而，当其“欲融于城”时，才发现自己始终是“边缘人”，在繁华的都市背后，还有着诸多的无奈、彷徨，产生了困惑、迷茫及徘徊的心里，甚至对都市心存抱怨，心想打道回府，“离城返乡”。目前我国农民工“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流动，受到农村社会“拉力”和城市社会“推力”的内在规定性作用。这不仅涉及到城乡产业布局及城乡政策措施，同时也牵涉到个体农民工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情感价值认同。
一是从职业选择的视角看，城市与乡村间的“推”与“拉”的作用，体现为农民工在城就业危机的逐渐显露与其“离城返乡”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民进城首要目标便是通过务工，实现非农就业，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取相对于农村的较高收入。当前，农民工“离城返乡”“逆城市化”流动，直接动因就是其在“城”就业困难、生活艰辛，农村就业机会有所增加，或者说在村就近就业，能获得较多的收益。在城市，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是基层、基础性工作，总的来说其收入偏低。农民进城后首先经历了“从农业转为非农业”的职业转换，这种职业转换依赖于这样典型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即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其明显特征是：低技术、强体力、劣环境、低福利、缺保障，他们的收入明显低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并且很少有晋升机会、稳定性较差等。与此同时，国家的“利好”发展性政策促进了“离城返乡”农民工的再次就业、创业。对于他们而言，返乡只是手段，而其“离城返乡”行为选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返乡实现就业、创业。而采取的渠道又是多样的：有国家政策的帮扶，银行的小额贷款等。通过国家政策的介入、引导，对其进行再就业培训，实现了就近就业、创业，顺利实现了返乡后的“扎根”。而且，一旦返乡“有根”后，基于城乡生活幸福感的对比，他们大多不愿再“进城”，而是融入家庭、融入乡村社会，以寻求自身长久发展。二是从户籍制度的视角看，在农民工“离城返乡”“逆城市化”流动中，户籍身份发挥了一定作用。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者间流动，并赋予其不同权益。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工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变成“边缘人”。因为城市义务教育制度歧视他们的子女就学，农民工的子女就学与升学问题是他们融入城市的重要问题；因为城市住房政策并未将他们纳入在内，所以他们想在城市居住非常困难；因为城市未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他们的医疗等不具有保障；因为城市存在着二元劳动力市场，所以他们在就业以及择业方面不具有竞争力，其就业层次不高。这其中，当然夹杂着政治理念、经济实力及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农民工“融城”困难是由于城市户籍身份的“推力”造成的，而其农业户籍的身份又成为乡村社会发挥“拉力”作用的突破口。城乡户籍身份上的“推”和“拉”发挥着“阻?K”与“促进”的双向作用。当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时，表现为隐形的阻碍作用。因为此种户籍身份上的制度性区隔，使得当下暂时难以实现农民工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同时难以为其提供依附于户籍身份背后的种种福利保障。但是，当其发生“离城返乡”“逆城市化”迁移时，却产生了隐形的促进、甚至于保护性的作用。对于“离城返乡”的农民工而言，现行的土地制度则成为其最重要的生存、生活及“发家致富”的保障。因为，土地不仅是他们的重要生产资料，也是其“回村”后看得见、摸得着的重要载体。“离村进城”务工时，承包地可实现经营权流转，而当其“离城返乡”务农时，他们又可依据实际需要，将其作为自身“扎根”立足乡村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是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看，“陌生人”城镇环境的“无情”与“熟人”乡土社会的“有情”是城镇与乡村之间“推”与“拉”作用的有效载体。对进城农民工而言，其工作、生活环境，始终处于一种“陌生人”的城市环境之中，而这种环境又那么的“无情”，农民工普遍面临着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视和城市社会“标签化”甚至“妖魔化”贬损，农民工在“城”已“失根、失魂”。工作中，进城农民工基于具体分工的不同产生了工作关系；在生活中，大多是以居住地为中心而连接成的临时性社会关系。并且，这种“陌生人”的城市环境时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一是与家乡的联系。农民工和家乡联系慢慢减少、对家乡的经济支持慢慢降低。二是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除了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以外，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还与业缘关系联系较大。三是与城市正式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农民工和工作地其他外来务工者之间的交往比较密切；和工作城市居民之间也有交往，然而比重却非常低；和工作地正式社会组织之间也进行过交往，然而大部分农民工与其交往较少。农民工正逐步融入城市社会，尽管和工作城市正式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强且大部分农民工未与正式社会组织进行交往，但是他们都想过进行交往，主要表现在住房、教育以及就业等方面。四是社会支持基本特征。农民工在工作城市会遇到很多问题与麻烦，在碰到困难的情况下谁为他们提供支持、谁对他们帮助最大，决定着社会支持网络所具有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社会支持含义中所存在的社会互助关系。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源于亲友、同乡以及同事等方面，即其社会支持主要是基于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业缘关系等构成的。五是业余文化生活。农民工在创造着城市繁华的同时，却品味着精神生活的寂寞。许多农民工反映闲暇不足，精神文化贫乏。农民工具有很少的空余时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看电视与休息是他们的主要选择；经常去的地方也比较固定，主要是住的地方、附近公园以及商场等。六是社会歧视方面。农民工受到的社会歧视有政策性歧视以及非政策性歧视。政策性歧视指的是户籍制度与基于此而构建的管理制度以及城市生活所造成的歧视，主要有子女就学、住房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寻找工作岗位；非政策性歧视是指城市居民的歧视，多源于本地市民，而且欺负者多为陌生人，也有一些是他们的雇主或者领导。
四是从情感认同的视角看，“集体自私”的城市社会和“温情脉脉”的乡土社会，成为城镇与乡村之间“推”与“拉”作用的情感纽带。“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造成了我国“城强乡弱”的“马太效应”及现实格局。这种“城市越来越强、乡村越来越落后”的城乡发展“不均衡”格局，落实在微观个体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城市优越感。在空间范围内，城市市民常以“本地人”自居，而将农民工称之为“流动人”“外来人”“边缘人”；在时间范围内，城市市民常以“先进文明人”自居，而将农民工称为“愚昧、落后”的、“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原始人”。再加上职业分布上，农民工大多处于城市分工体系的中下游，分布在建筑业、服务业等低端行业内，呈现出一种“脏、乱、差”的社会形象。城市居民大多对其“集体排斥”。进城农民工享受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城市政府提供的是差别化、等级制的产品供给，这在无形中强化了农民工对城市“集体自私”的形象表征，在巨大的情感落差中，不断强化对城市的否定和对农村的情感认同。
（三）微观上，农民工个体理性的返乡“寻根”
虽然国家宏观战略规划上为农民工“离城返乡”释放了系列乡土政策“红利”，中观层面上城乡社会也发挥着“推拉”作用力，然而，真正促使当代农民工“离城返乡”的，还是农民工自身基于利益比较之后的理性返乡“寻根”个体行为选择。前两者只是为农民工“离城返乡”逆城回流提供了选择的“可能”，后者则把这种“可能”]变成了“实践”。此种“逆城市化”实践，[19]主要体现在养老、就业和创业3个方面。
一是返乡养老。这主要是针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老一代农民工进城较早，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流淌着他们多年的“汗水”和“心血”。现如今，不再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他们，仍无法同真正的城市市民一道共享城市“资源”，不再被城市接纳。年老的农民工已疲于“漂浮”于“城”，不愿“钟摆式”迁移，更期望着返乡“寻根”，与家人团聚。重要的是，农村养老、医保等社保制度日益完善，相应的养老环境也获得了改善。[20]老一代农民工作出返乡养老抉择主要是基于对其生命周期的理性判断，这反映在因其自身老化、精力不足而难以在城生活、工作，或者城乡工作投入、产出比照后理性选择“离城返乡”，回乡村“颐养天年”。此情况下，理性“寻根”选择之“理性”便以“养老”之目的表现出来。这表征着老一代农民工的理性回归即从社会理性回归到生存理性。年轻时进城务工，主要是基于“赚钱”经济理性，而年老时的返乡“寻根”，更多的是一种基于“颐养天年”的生存理性，本质上也是一种对“落叶归根”的认同。二是返乡就业。结构性变革的城市化，在逐步吞没“土地”时，将乡村“连根拔起”。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等推进催生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一拍即合”，城镇化的推进创造了大量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就业岗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业岗位逐渐饱和，甚至当城市经济不景气时，就会发生就业危机。此时，大量农民工无法“飘”于城，基于理性判断后更愿意“返乡就业”。[21]这其实就是一种理性的返乡“寻根”行为选择，是基于城乡就业岗位、薪酬等综合考量。农民工“进城逐梦”或是“返乡寻根”，其本质都是其个体的理性行为抉择，只是行为选择内核相异而已。“进城逐梦”是农民工个体的经济理性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赚取较之于“务农”更为丰厚的经济报酬；而“返乡寻根”就业，是一种基于经济理性之上的社会理性行为，毕竟，当城市发生就业危机、?济优势不再凸显时，农民工个体会更加理性思考乡村自然环境、个体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等非经济因素。这种社会理性行为，暗含着农民工经济理性的考量，然而，它最终所指向的却是超越经济理性的行为选择，[22]实现了从“一元”经济考量，转变成为“多元”社会比较。[23]可以说，西部大开发、新农村以及城镇化及“一带一路”等实施后，农村广袤大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就业”“回村寻宝”的多元支持网络。并且，农民工个体“返乡寻根”，可一定程度上破解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等“三留守”社会问题，[24]是一种“最优”的社会理性“寻根”行为。
三是返乡创业。尽管农民工“飘”于城市，但是也获得了一定的收入、技能、经验和人脉。一旦城市发生就业危机，农民工无法“飘”于城市时，便可将其城市所得，即资金、技术、经验等一同带回“家”“返乡创业”。此种情况下，“返乡创业”既是农民工个体的理性“寻根”行为选择，也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鼓励及多元支持。[25]政府出台系列优惠政策，为其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26]农村社会亦支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如与其说农民工“返乡创业”，仅仅是当城市发生就业危机时的被动的、无奈的选择，不如说是农民工个体在农村广阔天地上施展抱负的主动选择。对他们而言，“返乡”只是手段，目的却是“创业”，这才促成了农民工“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流动。
四、“根”与“飘”：农民工“离城返乡”“逆城市化”反思
“逆城市化”概念源于美国经济地理学BrianBerry教授，[27]用以解释人口乡村回流、迁移现象，后被世界诸多学者接受，成为学者们剖析城乡人口迁移的重要概念。[28]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迁移整体上表征为“离乡进城”的主流城市化。然而，在当代中国主流城市化背景下，却发生了大量农民工“逆城市化”的人口迁移态势。显然这种“离城返乡”逆城回流景象迥异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逆城市化”景象，其背后暗含着独特的实践逻辑。
传统农民工“离村进城”最终又“离城返乡”回到了农村，进城务工只是其人生旅途的一个过程，而现在的农民工“离村进城”，不仅追求体面生活方式、工作环境，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转型，进而成为新的“城市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遭受就业及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及政策福利、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等各种歧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觉得城市不属于自己，自己仅仅是一个“过客”。当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关系不融洽并且遭受市民排斥，无法于“城”有“家”，只好“飘”于“城”，是“无根”“悬空”的一代。
为改变这种“漂浮”状态，当代中国发生了大量农民工“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流动现象。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农民工个体回村“寻根”“找魂”的理性行为选择。这种理性行为选择以返乡养老、返乡就业以及返乡创业等3种形式呈现出来。以“养老”为目标的老一代农民工“离城返乡”，暗含着对自身生命周期的理性判断；以“就业”为目标的城市失业农民工群体的“离城返乡”，暗含着其自身对城乡就业机会、薪酬等理性判断；以“创业”为目标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离城返乡”，隐含着其对自身未来生活的理性期待。
当然，农民工“离城返乡”“逆城市化”回村“寻根”“找魂”的这种理性行为选择背后蕴藏着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三者的作用力。
从国家宏观层面上看，我国政府以多元化政策体系[29]来回应农民工“离城返乡”多元诉求，通过释放各种乡土政策“红利”，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于以返乡养老为取向的农民工而言，国家构建的农村社保体系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其提供了制度支撑和社会支持；对于以“返乡就业”为取向的农民工而言，国家统筹城乡的实践和农村社会就业机会的增加为其创造了可能性空间；对于以“返乡创业”为取向的农民工而言，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创业的政策和农村社会的多元支持则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3]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养老、就业还是创业，都是在国家统筹城乡发展大背景下发生的，尽管其直接诱因可能是经济下行风险带来的城市就业不足所造成的，但是，从根源上讲，“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流动还是个体农民工理性的行为选择。
从社会中观层面上看，农民工的“离城返乡”理性“寻根”行为选择，受到了城乡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又受到了城乡社会的“推拉”作用力影响。当这种作用力传导到农民工自身，便会触发其自身的理性“寻根”行为选择。对于“离城返乡”的农民工而言，理性选择之“理性”，不仅仅表现为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同时也表现为以“满意原则”为核心的社会理性。[30]因为，城市就业危机造成的农民工就业困难，只是“离城返乡”的初始动因，在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再为“温饱”问题而担心的同时，依然发生大规模的“离城返乡”，其背后蕴藏着诸多社会因素的考量。[31]
从个体农民工微观层面看，其基于国家宏观战略及城乡社会发展对比的理性判断后，进行有利于自身的“离城返乡”的人口迁移。这当中，城乡社会发展发挥着“中间变量”作用，即不同属性的城乡地域空间呈现出相异的就业机会、民主权利、文化认同及社会权益等，使得农民工个体受到了钟摆式的“推拉”作用。[32]总之，反思农民工的“离城返乡”“逆城市化”的行为选择，其实就是农民工不欲“飘”于“城”，而寻“根”于“乡”的理性选择，就是国家、社会以及个体这三者作用力的综合作用导致的结果。既有国家结构性的制度安排，其发生]化又受到了城乡社会“推拉”作用力的影响。从本源上看，就是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三者相互影响、互相勾连的过程，无论是目标设定、制度设计、路径依赖以及行为选择，都是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三者之间不断磨合、取得共识的过程。这其中，三者都表现出各种的独特性、差异性，并且所发生的作用不同，呈现面相各异，姿态介入也不同。以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三方为支点的农民工“逆城市化”结构性实践逻辑，从根本上说，牵制着农民工个体“逆城市化”的乡土实践，不仅给我国农业发展问题、农村稳定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即“三农”发展问题的破解提供了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思路源泉，同时也给“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出了诸多难题，提供了诸多挑战。今后，“逆城市化”不仅仅以农民工“离城返乡”，还将以大学生“离城回村”等多种不同的形式嵌入到主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中，并引发了世人对“城市化”的反思，激发了“城市化”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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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flectiononthePresentSituationofMigrantWorkers'
"Counter-urbanization"Phenomenon
BaoHu
（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Abstract：Theurbanizationswallowsthelandand"uproots"thecountryside.Alargenumberoffarmers"gointothecities"，andhopetotransformto"citizenization"whentheyinject"modernfactors"intourbansociety.Inreality，however，theyremainthestateof"floating".Theyhavenotonly"losttheirroot"，but"losttheirsoul".Alargenumberofmigrantworkersareinastateof"marginalization"，andfacethebottleneckof"citizenization".Manyofthemwasforcedto"return"tothecountryside.Thus，thetendencyof"counter-citizenization"appears.Thiskindof"backflow"reflectsthetendencyofnationalmacropolicies，the"pushandpull"forcesinurbanandruralsociety，andtheindividual'srationalchoiceofbehavior.Thispaperanalyzesmigrantworkers'idealof"melting"intothe"city"andtheawkwardrealityof"floating"inthecity.Threefactorscontributingtothis"returntothecountryside"arediscussedfromboththemacroandmicroperspective.Thepaperalsoreflectsonthepresentsituationofmigrantfarmers"leavingthecitytothecountryside".
Keywords：migrantworkers；urbanintegration；citizenization；justice；harmoni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