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海外园区助中企FDI的新优势

赋予海外园区助中企FDI的新优势

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显著提升，以及“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同时我国各级政府或企业在境外合作建设的或参与建设的园区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特色不断丰富。
从单个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到以工业园区的形式在海外集体办厂，中国企业经历了“走出去”的战略升级。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走出去”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选择参与海外产业园区建设，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是一个重要尝试。而海外园区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经济可靠的海外发展场所，有利于我国企业充分挖掘东道国比较优势及竞争优势，还有利于形成贴近市场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从而降低我国企业海外的投资成本和经营风险。
海外园区：中企跨国发展的载体和平台
当前，海外园区已经成为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至关重要的模式。从我国创办第一个海外产业园区开始，海外园区在与相关方的企业协作互利、产业优势互补、地区间合作共赢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海外的中国园区最初是由企业推动、供本企业使用的生产和贸易基地。2000年海尔集团在美国设立的工业园、2004年天津市保税区投资公司在美国南卡州设立的天津美国商贸工业园等，都是比较成功的。
近些年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根本性提升，以及“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进行跨国投资的企业与海外建设的各种园区越来越得到更多更大的支持。一方面，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FDI）规模迅猛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或企业在海外合作建设的或参与建设的加工区、工业园、科技产业园区数量不断增加，且海外园区建设的覆盖地域范围、涉及行业领域、合作共建模式等都得到了快速积极发展。
回顾历史，20多年来，我国海外园区的发展呈现了两波明显的拓进过程。第一波为2006年国家启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后，海外园区从缓慢增长转为跳跃增长，而其后有所回落；第二波就是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海外园区再次快速发展。
按照背景，目前中国的海外园区主要分为两类。首先是一些民营企业、地方国有资本背景企业在海外进行建设的园区，由于统计口径不确定等问题，目前这类园区的数量无法统计。再就是商务部批准建立并审核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截至2017年6月底，纳入商务部统计范围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总计103个。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在36个国家的初具规模的77个合作区，共累计投资241.9亿美元（2016年数据）。
目前，已建成的海外园区以工贸型产业园和综合型产业园为主，入园企业多从事能源、资源、农业、轻工、冶??、电子、建材等行业，并以民营中小企业居多，而海外园区建设牵头企业的性质和类型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多为实力强大的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占据较大比重。
毫无疑问，以中国为主导的海外园区的建设，正在并长期为我国企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成为助力我国传统优势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保障，同时，更会成为这一领域的探索和创新。
当然，海外园区不是新鲜事物，亦非我国首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基于国际方面工业园区发展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国情和特色，进行经开区、高新区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不过，在海外建设发展园区方面，我们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海外园区建设开发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会遇到很多不可预见的问题，需要相关各方不断适应和改进。
从目前发展情况看，在我国海外园区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园区建设综合性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笼慢等诸多原因，许多园区面临较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建设同质化、招商竞争白热化较为明显，部分园区落户项目少、招商能力弱，还出现了园区空心化的现象。及时总结产业园区建设经验，探索可行、有效、创新的园区全球化模式，并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园区经济理论，被多方认为是亟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决定企业海外发展的不只是比较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FDI）是国际经济分工两种基本形式之一，与国际经济分工另一种基本形式――国际贸易相比，其相关分析理论的形成没有那么早，形成的过程也相对复杂。综合前人的研究，英国经济学家、雷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纳入进统一的分析框架，揭示了FDI的开展建立于“专有―内部化―区位”三大优势之上。
基于战略优势的分析，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第一大学教授穆凯利（Mucchielli，又译为马克奇里）提出了FDI“比较―竞争―战略”三优势的范式，用以阐释包括公司跨国经营活动在内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穆凯利的理论框架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一种战术性的活动，且须有多种优势作为基础――除了战略优势（母国公司），还需有比较优势（东道国）、竞争优势（东道国、母国公司）。在这当中：比较优势与邓宁所提的区位优势基本对应，而区位优势则可以理解为比较优势实际中的空间版；竞争优势不仅包括跨国投资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也包括东道国的竞争优势。
毫无疑问，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分工合作，首先可以扩大资源要素的配置空间，充分挖掘和释放有关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不同地区的海外园区产业分布会兼具东道国和中国产业发展的特色，入驻海外园区企业的投资项目往往会结合入驻企业类型和所在国的国情和资源条件。
目前中国主导建立的海外园区中：巴基斯坦瓜达尔能源化工园区和中哈阿克套能源资源深加工园区，就建立在口岸和能矿资源富集区，属于能源资源加工产业合作区；华信中俄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则依托自然条件和农业基础优越的区域建立，属于农业产业合作区；巴基斯坦（旁遮普）中国成衣工业区和孟加拉达卡服装和家电产业园区，则主要依托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区域建立，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园区。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往往不考虑经济的发展和动态变化。然而，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往往也基于东道国（或地区）的动态比较优势，也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波特（Porter）所提的国家（地区）竞争优势。
根据其竞争优势理论，比较优势是天然禀赋的，而竞争优势则是可以创造出来的。波特指出，生产条件因素分为基本因素和推进因素两大类，后者尤为关键，即指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的因素，它能使产业实现加速的飞跃。对于企业区位及FDI选址来讲，前者与后者都是重要的考量对象。我国的一些制造业海外园区，如白俄罗斯明斯克中白工业园和印度（浦那）中国三一重工产业园，就多建立在工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良好的城市区域。
?@然，比较优势实际上有着其自身动态的内生演化机制。首先，大多数情况下，比较优势的形成本身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并且，比较优势的状况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而海外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无疑为这种变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主导建设的海外园区中，有很多都在投资和就业、基础设施和区域发展、知识学习和经验分享等方面，已经开始对当地产生积极的影响。如张家港某集团在非洲的埃塞尔比亚建产业园，有大概3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示范工程，让该国看到希望，该国元首将其工业化的希望寄托在工业园上，把建设工业园作为基本国策，并请中国开发区协会做了全面规划。
而中国在东欧、东南亚、北非的一些项目如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泰国的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的龙江工业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埃及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成效就更加显著。占地11平方公里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特区，由红豆集团联合中柬企业，历经10年建设，已从一片荒地发展成投资热土。如今，116家企业、1.7万名员工，见证着海外园区惠及当地发展、惠及中企出海的双赢效力。
我国在海外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和海外园区，不仅在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扩大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力地推动了所在区域甚至整个东道国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升级，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前来投资建厂。
如果说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的动态版，那么集聚优势则可以说是其空间的表现形式。以克鲁格曼（Kugman）、维纳尔布斯（Venales）和藤田昌久（Fujita）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兴起以来，集聚效应和集聚优势相关理论，进一步揭示了集聚经济和产业集群对于企业选址及FDI区位的强劲作用。
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践中，海外园区特别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我国企业在境外开展汽车、摩托车、机械、电子、化工、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合作的集聚式发展平台，吸引着更多的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建厂。
海外园区特别是境外经贸合作区这种模式，已广泛地被各方认为有利于形成贴近市场的产业集群，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来说，可有效降低投资成本和经营风险。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由青岛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领投，已形成了家电产业集聚区。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由康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20亿元建设，将成为中国鞋业打造国际品牌、辐射全球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集聚优势本质上是空间的规模经济外部性效应，概念上不仅包含着技术外部性、也包含着买卖外部性，不仅涵盖着当地市场效应、还涵盖着垂直关联效应，不仅富含着地方化经济、也富含着城市化经济。这些“磁场”或单独或合力，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经济要素。很显然，这还是个循环累积的过程。
我国大力推进海外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可改善东道国园区内外部的基础设施条件，同时引起大量的人口和产业聚集，从而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和带动，诱发大量的商业开发机会涌现。而另一方面，园区在同时也可分享人口和产业聚集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所形成的优势，并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前来投资。
海外园区何以有新优势
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建设园区的经验还有待丰富，特别是缺乏整体的规划以及合理的资源配置手段。许多已建成的海外产业园区存在着发展同质化、功能单一化等问题，还存在着开发成本偏高、经营方式粗放、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以及与国内产业衔接不紧密，等等。
为了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低水平海外产业园区，宜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既从国家层面加强高水平海外园区统筹布局和组织引导，也从微观层面出发，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促进园区发展及运作模式创新。
政府应该把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纳入整体战略中，完善海外产业园区的顶层设计，尽早在国家层面编制推进高水平海外产业园区建设的行动方案，包括海外产业园区布局、分类建设实施指导方案以及相关配套政策，凭借国家的资源整合能力，挖掘具备投资潜力的国家和地区。
具体的园区建设方面，需要设定清晰的产业定位和差异化的发展方向，避免陷入粗放式扩张和无序化发展的状态，提高园区招商能力和配套设施，防范园区空心化的现象。
无论是正在规划建设的还是已经建成的海外园区，都应高度重视完善园区投资的硬软环境，加强园区的交通、能源、环保、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餐饮、住宿、供水、垃圾处理等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做好园区绿化、美化，从而提升园区的规模档次及整体形象，为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园区企业提供“拎包入住”等便利服务，使入园企业轻装上阵。
长期一段时间以来，“走出去”的主要还是资源需求型企业，海外园区内也多以加工制造、服装纺织、机械五金、制鞋等行业民营企业为主，在制造环节能够形成配套的、形成规模的、有集聚效应的不太多。
在国内企业“抱团出海”方面，就应加大鼓励国内有关企业利用境外合作区平台和海外园区，将产品“走出去”、市场“走出去”形成结合，促进有关产业链企业抱团“走出去”，同时鼓励通过组建境外产业园区联盟、“走出去”企业联盟等方式，在境外合作区平台和海外园形成聚集优质项目、聚集产业链、聚集市场资本的协同发展效应。
同时，海外园区应根据园区的定位，深入把握相关行业的发展特点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关系，充分理解企业客群的需求，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综合服务平台，如咨询、培训、信息、企业孵化、物流、人力资源、软件服务外包等服务。
此外，我国的海外园区目前在经济水平较高、科技水平较发达的西欧、北美等发达地区较少落地。除了广大的低收入国家外，如果中国企业能到比较发达的国家投资，其风险会更低，且从长远来讲更有利于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可喜的是，海外园区的选址已在向更远距离国家及发达国家延伸，这个趋势的兴起将势不可挡。那么，在发达国家落地的海外园区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和产业集群的效应，尤其是籍此以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