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全球化新范式
作者:未知在承认世界多元、各国一律平等的前提下,努力在多元和趋同之间寻找平衡。《探寻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周宇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9
通过对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新实践的系统梳理,指出以央行货币互换为重点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与以基础设施为重点开展全球投资合作,是最有可能催生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的两大领域,回答了应该怎样开展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
我愿意向读者诸君推荐这部书,因为它是我见到的少数从经济金融角度研究全球治理体系的中文论著之一――其资料丰富、征引广博,自不待言;由于作者工作的关系,颇得风气之先,其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更值得仔细玩味。
《新格局》首先按照历史顺序,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经济发展及各国间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列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国际安排,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失衡长期化趋势,从而得出了建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紧迫性的结论。
如果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开始显现的去全球化浪潮完全归结为某种背离历史发展的逆流,甚至归诸“阴谋”,那肯定是偏颇的。因为,去全球化有其“不得不为之”的必要性,更深刻地,蕴含着探讨建立新型全球治理机制的必然性。
先看发达经济体,不妨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表态和表现,固然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传统全球化的否定,但是,其基本的取向还是要另辟蹊径,重塑全球化的格局,借以重拾美国对全球化的引领和掌控。TPP、TTIP云云,本质上还是某种“另起炉灶”的全球化方案。至于特朗普,虽然多有保护主义言论,而且其某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确实会产生去全球化的效果,但是,在“美国优先”和“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总方针下,我们还是看到了其推进全球化的新思路:一方面,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不愿像历届美国政府一直热心做的那样,成为全球化之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他要求自己的盟友和类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承担这种责任和成本;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一改过去主要在多边框架下推动全球化并寻求美国利益的老路子,转而主要通过双边框架,一?σ坏赝贫?同各国的经济交往,并借助其独特优势寻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其实,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日益强烈感觉到变化的必要性,不妨以中国为例。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经济增长对内过度依赖投资,对外过度依赖外需,是其主要表现。所谓“过度依赖外需”,无非指的是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政策,从而造成进出口总额以及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过高。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使得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我们必须扭转这种趋势。经过多年努力,这一目标已经基本达到: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最高时曾达到65%,2017年已降至32%;我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也从最高时的16%,降至2017年的3.4%,经常项目顺差占比更在同年降至1.4%。应当说,经过持久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的“不可持续”状况已经得到有效扭转。然而,倘若将这一成就置于全球化的框架中分析,结果又将如何呢?毋庸讳言,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降低的过程,同时客观上产生了去全球化的结果。放眼世界,20世纪中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客观上都产生了促进全球化发展的结果。本轮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多数国家都对本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从而大大减少了贸易顺差(甚或出现逆差)。多数国家都如此行事,合成的结果自然就是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全球GDP增长,显示出去全球化的趋势。
如果再将由贸易差额变化引致的资本流动的变化考虑在内,并考虑到各国都在致力于在本国内平衡储蓄和投资,那么,各国调整本国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去全球化结果将更为明显。
传统全球化范式需要调整的必要性,还因为它在全球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
诚然,根据众所周知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参与双方均会收获“得自贸易的收益”,而且整体所得一定大于所失。然而,就在人们喜悦地看到“帕累托效率改善”总是伴随着国际分工和协作的深化如期而至之时,一个绕不开的福利问题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全球化的深化固然使各方受益,但是,受益的程度可能有霄壤之别;当今天全球贸易带来的超额好处在危机逐渐深化过程中趋于消耗殆尽时,确保这些好处被广泛分享就变得无比重要。简言之,由贸易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已经累积到不可忽视的程度了。平息利益受损者之不满,建设一个更为公平的世界,成为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回避不了的严峻挑战。
如此看来,如果将国内因素和全球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将全球化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效应同其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效应结合起来分析,特别是,如果我们将以上因素置于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本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深刻背景下去分析,“去全球化”显然是一个原因、过程和结果都相当复杂的事情。我们倾向于认为,如今去全球化的种种现象确实证实了旧全球化模式之不可持续,然而,这些现象同时意味着,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寻找本国发展战略与全球化步调相契合的新机制和新格局。
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经济全球化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正值大洋彼岸的新任总统以筑高墙、“禁穆令”、高边境税等等“新政”向世界传递出单边主义、贸易冲突等不安信息之时,习主席的讲话无疑给世界带来了推进全球化的正能量。习主席的宣示再次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经过数百年潮起潮落,如今,中国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而中国用来引领全球化未来走向的利器,便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果说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是要在全球复制“华盛顿共识”的话,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则不然。后者希望给世界带来的,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所串联的,大多是比较落后、比较贫穷的国家和地区。以“一带一路”为号召的全球化,是在承认世界多元、各国一律平等的前提下,努力在多元和趋同之间寻找平衡。
这样一种全球化范式,确认各国一律平等,追求包容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力求使各个国家、各国内部的各地区,真正平等卷入全球化进程并共享全球化的收益。它提倡各国因地制宜,根据本国情况,探寻符合自己发展利益的具体路径和方法。这样的全球化,致力于撮合参与国之间的产能合作,因而,它是推进各国实现工业化,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全球化,是帮助参与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致力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