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推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

金融发展推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

摘要：基于新古典?济增长理论，提出金融发展推动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路径。利用我国200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相关路径进行探究和论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推动产业层次提升的资本驱动路径的有效性边际递减，金融结构引导产业科技水平提高的创新引领路径的有效性并不显著，金融效率促进产业高效化发展的管理优化路径的有效性逐渐提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金融发展；产业供给侧；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8）040001808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运营环境和增长方式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GDP增长速度逐渐回落、供需错配问题严重、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压力凸显，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对新的形势，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供给侧对我国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部门，以金融资本为纽带着力引导和推动实体产业的结构优化和成功转型，就成为新时代所赋予的重大社会责任。
关于金融发展推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分析，不同学者见仁见智。（1）从生产要素视角来看，姚耀军和董钢锋（2013）认为金融发展与中小银行在银行业中相对地位的提升皆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1]；熊兴等（2016）认为资本投入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劳动力的贡献有所减弱[2]；梁向东和魏逸?n（2017）以255个城市为样本研究产业结构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并得出大力发展现代金融行业有助于实现有效率的区域分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3]。（2）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来看，孙永震（2017）认为应该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融资渠道，实现我国产业的绿色崛起[4]；谢家智等（2017）的研究表明，要充分发挥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5]；权飞过和王晓芳（2017）利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证明通过金融创新银行可以降低信贷监督成本，提高信贷项目成功率，引导资金流向实体，助力企业技术升级[6]。（3）从中介效应的角度来看，刘佳宁（2016）通过研究广东省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证明金融发展能够分散企业研发、创新风险，形成科学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7]；周斌等（2017）认为“互联网+”和普惠金融对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贡献作用，且两者贡献程度相当[8]；赵婉妤和王立国（2016）通过总结美国与德国政策经验，认为当前我国货币传导机制仍不通畅，导致资金未流向实体经济，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9]；周玉琴和张华（2017）通过研究上市公司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当前金融体系对房地产行业存在过度支持，而对科学研究和服务行业资金支持力度不足[10]；赵秋运和林志帆（2017）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抑制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稀缺的金融资源优先配置到工业部门，使得服务业部门配给不足，造成经济结构扭曲[11]。
此外，伍海华（2001）和傅进（2005）等从理论上推导出金融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制，包括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和信用扩张机制[12，13]。张云（2008）以上海为样本，考察了区域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的区域资本累积机制、区域资本导向机制、区域组织转变机制和区域产业升级机制[14]。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不难看出，多数学者对于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未能考虑经济新常态这一时代背景。同时，对金融推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作用路径往往只从单一视角进行论证，或者仅从理论上来推导，得出的结论不能深刻全面地反映两者之间的新型内在关系。鉴于此，本文将从理论机制分析出发，揭示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并以2012年作为特殊时间节点，将样本区间分为两个不同阶段，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来探究新常态下金融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特殊规律性。
二、理论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选择主导产业和提高产业部门资本配置效应、催生新产业新技术方面。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满足新兴产业的有效融资需求，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动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实现产业间的升级。金融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能够引导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股权置换等方式优化管理模式，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产业内的高效化、高端化发展。
为深入研究金融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路径，本文做出如下设定：（1）将一国国民经济体系划分为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一国国民经济体系通常由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构成，它们之间互相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稳定的经济体系。为便于分析，将其简单划分为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2）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产出最大化时，规模经济在一定时间内不变，市场充分竞争，资本要素可以在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其往往青睐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任何部门要想获得资本，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加附加值，从而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3）整个国民体系资本存量在一定期间内恒定，且资本具有同质性。
基于上述设定，构造产出函数：Yi=f（Ki，Kf）；Ki+Kf=K。其中，Yi代表社会总产出，Ki、Kf和K分别表示投入到非金融部门的资本量、投入到金融部门的资本量以及社会总资本量。f（Ki，Kf）代表生产函数。由于规模经济不变，且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式，可以将产出函数作如下变化：Yi=Kif（1，KfKi），即：YiKi=f（1，KfKi）。令yi=YiKi，kf=KfKi，则有yi=f（kf），Yi=Kiyi=Kif（kf）。对Ki求偏导，则有：
Yi′=K′if（kf）+Kif′（kf）k′f（1）由于Ki对自身求偏导等于1，因此式（1）可以写成：
Y′i=f（kf）+Kif′（kf）×k′f=
f（kf）+Kif（k′f）?（-KfK2i））=
f（kf）-kff′（kf）（2）
k′f=K′fKi-KfKiK2i=K′fKfK1Kf-KfKiK2i=
kf（K′fKf-K′iKi）（3）
其中，Yi′表示社会总产出的增量，k′f表示配置到金融部门资本的增量。由于Ki、Kf属于对称变量，若将Ki与Kf对调，重复上述计算，可得：
k′i=ki（K′iKi-K′fKf）（4）
令p=K′iKi，q=KiY，φ=kff′（kf）f（kf），又根据式（1），有：
Yi′Yi-p=K′if（kf）+Kif′（kf）×k′fKif（kf）-K′iKi=
Kif′（kf）Kif（kf）×k′f=Kif′（kf）Kif（kf）×kf（K′fKf-K′iKi）=φ（kf）（K′fKf-p）（5）
k′f=kfK′fKf-pkf=KfKi×K′fKf-pkf=
K′fYf（kf）-pkf=qf（kf）-pkf（6）
式（5）（6）中，p=K′iKi表示投入到非金融部门资本增长率，q=KiY表示投入到非金融部门资本占总产出的比率，φ=kff′（kf）f（kf）表示投入到金融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
当kf处于最佳比例时，即金融部门资本与非金融部门资本比值达到最优时，根据式（3）～（5）可得Y′Y=K′iKi=K′fKf，社会总产出增长率、金融部门资本增长率和非金融部门资本增长率相等，三者达到动态平衡关系。此时，社会总资本将在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之间相互流动，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一方面，当非金融部门发展壮大时，该部门的资本存量不断聚集，使得实体企业选择将部分资本存入到金融部门，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同时，当金融部门累积一定的资本后，又可以给一些发展不足的实体部门提供资本支持，使其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转型升级，即通过资本驱动的路径来反哺非金融部门。此外，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渐完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一些优质企业还可以通过上市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获取企业发展的大量资本，通过资本因素来促进产业结构由一、二产业逐步向第三产业过渡，实现产业的高级化。另一方面，当金融部门发展壮大时，金融机构作为中介职能部门，充分发挥自身信息优势、资金优势与风控优势，引导资本向产品附加值高、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广阔的创新型企业和行业倾斜，促进企业不断创新来提升获取资本优势的能力。同时，金融发展推动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一系列的新型金融工具，充分迎合企业的融资需求，解决其科技成果转化以及附带的风险，通过创新引领路径实现产业的优胜劣汰，完成产业的高端化。
从式（3）可以看出，金融部门的资本增量k′f取决于投入到金融部门资本增长率K′fKf与非金融部门资本增长率K′iKi之间的关系。当K′fKf>K′iKi时，表明这一阶段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性，金融部门更有利可图，会引入更多资本的进入。但随着边际效应的递减，金融部门的产出逐渐低于非金融部门。作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金融部门的经营目标也包括盈利性。随着非金融部门的产出逐渐增加，在资本逐利的倾向下，金融部门可以高效投放吸纳的资本，寻找更具比较优势的企业进行投资，引导企业创新管理理念，提高管理效率，通过管理优化路径来实现产业的高效发展的同时，K′iKi的值逐渐增加，最终与K′fKf相等，实现两部门均衡。根据式（6）可以看出，当p、q保持不变时，即投入到非金融部门资本不再增加，对总产出不再有增量效应时，整个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此时kf（k′f=0）处于最佳比例，这也表明金融部门的资本增量不再发生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达到最高。资本市场的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行为、银行体系的贷款业务都能够充分利用居民的储蓄存款，加快资本形成，使更多的资本分配到生产、管理技术更为先进的企业，引导企业不断降低运营成本，实现产业高效化。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放大资本聚集效应、发挥资本引导功能、依托资本逐利倾向，从三条不同路径推动产业的高级化、高端化和高效化，实现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见图1）。
三、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市2008-2015年的年度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及wind数据库。样本包含8期，每期包含31个省市相关指标，共计248个数据。数据缺失的省份，采用已有数据平均值近似替代，或采用已有数据平均增长率计算所得值近似替代。为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所有与价格有关的变量都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换成以2008年为基期的可比价。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绝对值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变量选取如下（见表1）：
1.被解释变量。（1）产业层次（ilit）。产业层次包含了三类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变化状况，因此采用产业层次指标度量：ilit=∑3j=1qitj×j，其中，qitj表示i省t年第j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当第三产业产出占GDP比值越高，说明该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越高。（2）产业科技含量（istit）。产业科技含量越高，说明产业科技水平越先进，该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位置。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赵放（2017）的研究基础上[15]，利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来衡量某省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3）产业效率（ieit）。产业效率越高，说明1单位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出也越大。产出通常用GDP来衡量，投入则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因此，用GDP?c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来衡量产业效率。根据模型三的回归结果不难看出，在2008-2012年，金融效率对产业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这一时期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效率并不高，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融资模式主要为间接融资，由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僵化，贷款发放程序繁琐冗余，企业获取资金周期较长，对产业效率的提高不能带来实质性帮助。进入新常态后，金融效率系数显著为正，每提高1%，可以为产业效率带来6.66%的提升，表明金融部门为了追求资本运作效率，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缩短资金投放期限；另一方面，推动企业优化自身管理体系，提高产出效率，通过管理优化路径实现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双赢。
从控制变量上看，各变量在不同时期的影响有所不同。从投资水平来看，在新常态之前，由于我国投资水平不高，资本在助力产业发展时往往追求短期回报，导致企业在发展时不重视长期的技术积累，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不利影响。新常态之后，面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局面，我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目标。在政策的引导下，固定资产投资更追求质的提升，对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从消费水平来看，消费规模的扩张在新常态前对产业层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新常态后的作用为负，但不显著，表明消费量的增长对产业层次的帮助有限，结构升级和模式创新将是消费领域的下一个发力点。出口规模对产业的影响也呈现出分化趋势。由于我国长期出口低端制造品，在产业发展初期能够使相关行业完成原始资本的累积，但长期来看，这种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会给企业带来定势思维，不再投入更多的资源到研发创新中，对我国产业科技含量的提高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政府支出在新常态前后对产业的发展都表现出一定的挤出效应，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往往没有市场更具效率，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分配时会更加倾向为当地的大型粗放型企业提供便利，而对小型、创新式发展企业的扶植力度有所不足，导致这类企业无法进一步发展，从宏观上来看，整个产业发展转型升级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是通过改变某些参数、评价方法或指标来验证得到的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稳定性和一致性，而非一次回归得到的偶然结果。为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验前文结论的稳健性：一是考虑不同代理变量的差异；二是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地区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1.使用不同的代理变量。分别将产业层次、产业科技含量和产业效率的代理变量替?Q成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R&D经费（对数化处理）以及人均GDP（对数化处理）后，从规模上看，金融在新常态后对产业层次的促进作用从过去的2.3051变为1.0797，效果逐渐减弱；从结构上看，金融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从过去的0.3216下降为-0.4753，产生了抑制作用；从效率上看，金融对产业效率的提高在新常态下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达到0.0183。总而言之，无论是从规模、结构还是效率来看，金融对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条实现路径的影响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见表4）。
2.考虑不同的区域划分。将样本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子样本后，我们发现金融对不同区域的产业升级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进入新常态以前，金融规模对三个区域产业层次的影响均为正，东部地区最高且显著，达到2.1608，反映出东部地区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对该地区产业层次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规模对西部的促进效果不显著，仅为1.9033，说明西部地区主要以一、二产业为主，金融规模相对偏小，对产业层次的作用程度有限。金融结构对三个地区产业科技含量的影响均不显著，且东部和西部地区为正，分别为0.0367和0.0020，而中部地区为-0.0543，说明以贷款为主要融资手段的信贷扩张机制并没有很好地支持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金融效率对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为负，对东、中部影响都不显著，表明在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信贷资源还会向产能过剩的行业倾斜，导致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动力缺失。而对于东部和和中部地区，拘泥于金融机构效率较低的管理体系，金融效率并未有效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从表6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之后，金融规模对东部地区影响仅为0.5633，且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别达到2.2969和1.9439。原因在于步入新常态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过渡到由第三产业主导，金融发展仅通过规模的增长很难再对产业层次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金融结构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均有抑制作用，仅为-0.0060、-0.0130和-0.0105，但都不显著。表明在新常态下，以贷款为主要融资手段的传统信贷扩张机制已无法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甚至逐渐呈现出对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阻碍趋势。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产业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达到0.0385，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一方面，东部地区凭借区位优势，金融体系的优化程度走在全国前列，能够很好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推动整个产业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自身运作效率有待提高，对实体产业效率的增加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未来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显示：以金融规模为主导的资本驱动路径作用正在减弱。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金融规模对产业层次的影响呈现出边际递减倾向，以“量增”促进产业层次提高的传统观念亟待转变。以金融结构为推手的创新引领路径仍不通畅。当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能完全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金融的资本引导机制失灵，对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的推动作用有待提高。以金融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优化路径逐渐奏效。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效率的提高对实体经济产出效率起着越来越显著的支持作用。
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激发金融活力。一是不断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公开、公平和规范发展的金融市场。不断拓宽金融市场边界，增加金融市场服务对象，提高金融市场活跃程度。二是提高各区域间金融开放水平，促进各区域间金融合作程度，实现全要素在各区域间自由流动，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三是盘活居民与企业存款，提升金融发展规模，放大金融聚集效应，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拉动效用，促进产业高级化发展。（2）深化金融改革。一是加强贷款调控，鼓励银行贷款向中小微企业倾斜，使得贷款结构持续优化。二是鼓励股权融资，坚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与公司改制“双结合、双促进”，切实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率。三是搭建产权交易中心，推进要素市场发展，帮助企业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四是发展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重点支持一批战略新兴产业，着力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业高端化发展。（3）提高金融效率。一是畅通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不断优化投融资环境，增强投资的动力和活力，实现金融活水对实体经济的灌溉作用。二是创新服务理念，提高经营效益。深入推进银企交流，加强项目对接，提高服务效率，减少资源错配，切实强化对新业态新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高效化发展。注释：
①计算公式为：（1.1870-1.9254）/1.9254≈-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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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宁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