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背景下对预期管理的重新思考

新常态背景下对预期管理的重新思考

？眼摘要？演我国宏观经济正面临新常态的严峻挑战，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改变着人们的信息接收、解读及反馈形式，使预期管理成为宏观调控创新的重要研究课题。文章在对预期管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外预期管理的方法、经验及特点；阐述了我国预期管理的现状，并从预期管理的领域扩展、管理主体、异质性区分等方面完善预期管理创新思路；建议将预期管理纳入政策决策、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预期管理机制、健全信息沟通渠道和机制。
[关键词]理性预期；预期管理；宏观调控；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8）09-0039-07
一、引言
“十三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经济新常态的严峻形势，遭遇经济发展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并存的“三期叠加”局面；同时，面临着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四降一升”的困境，这显示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下滑期（吴敬琏，2016）[1]，导致市场上悲观情绪增加。在此背景下，国家启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战略，重在推动“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推动制度改革释放红利，宏观调控策略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由注重总量指标（通货膨胀、产出、就业、资产价格）向结构性调控转变，更加关注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区域政策等结构性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这是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宏观调控政策的创新。在经济新常态和宏观调控不断创新的共同作用下，不同产业、部门以及市场主体间的利益格局重置，不断改变着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的预期（赵根宏，2016）[2]，并进一步反馈到改革进程推进和经济平稳运行。此外，互联网等信息传播媒介的增加和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信息传播的方式、速度和强度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信息的获取、解读以及反馈方式也相应改变，这种信息沟通方式的变化对预期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预期在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经济决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普遍，其在改革推进和经济平稳运行中的影响愈来愈大，成为影响政策实施效率、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预期管理受到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文章对预期管理理论及其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介绍了预期管理的国际经验，阐述了我国预期管理的现状及创新，给出了完善我国预期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二、预期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预期理论的早期发展
预期是指经济行为主体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对决策相关变量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好而处理的过程，当偏离理性预期而表现出非理性特征时就需要进行预期管理。在预期管理概念被正式提出前，其思想早已深入经济研究之中。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实际上已孕育着预期管理思想。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前，西方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中都密切关注经济决策者预期对经济的影响，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歇尔、希克斯、威克赛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见表1）（江世银，2010）[3]。此时的预期带有“预测”成分，没有涉及到“经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环境不确定性、知识与信息有限性等问题，研究中没有将其作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KeynesJ.M.，2007）[4]，而是将其作为影响经济的外部因素。
（二）凯恩斯的预期理论与理性预期学派
凯恩斯关于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主张在大萧条中备受吹捧，这与他的预期理论密切相关（江世银，2007）[5]，其理论在继承早期预期理论的基础上有了更大发展，著作《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都有所体现。一方面，他强调预期是可变的，这种不确定性通常由“动物精神”所驱动，使经济决策者受到非理性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影响，进而引发经济波动，为其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主张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把预期和不确定性带到经济理论的核心位置，为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拉亚，1994）[6]，由于过于注重心理因素作用和忽视理性预期的存在，使其理论研究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这是凯恩斯预期理论的重大缺憾（见表2）。
凯恩斯理论因缺乏微观基础受到西方学者的质疑，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使弗里德曼等认为其主张的通货膨胀政策在长期内无效，并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忽略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将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进行综合考虑，避免了以上问题。明确批判凯恩斯预期理论的是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他们坚持“理性人”假设，将预期纳入经济体系进行分析，避免了凯恩斯从心理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探讨预期形成机制的弊端，强调微观主体存在“理性”行为和理性预期对宏观政策框架的影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要想保证政策的效果，要充分考虑公众对政策动向的预期，一旦公布政策就要坚持执行，保障政策目标的稳定性和长期一致性，取信于民。凯恩斯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根据各自的理论相互展开激烈交锋，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讨论尤其激烈。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纳入分析框架成为预期管理早期概念的理论基础，并使后期预期管理理论分别继承了凯恩斯经济学派关于政策相机抉择的观点和理性预期学派稳定预期和政策透明的观点（李拉亚，2011）（见表3）[7]。
（三）预期管理的产生
明确的“预期管理”概念由Woodford（2005）[8]在研究信息经济与货币政策关系时首次提出，用于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在信息社会中，微观主体的信息可得性变强，预期对信息的敏感度增大，因此，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更明显，在理性预期理论框架下讨论预期、货币政策与增长及物价之间的关系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实质上是对理性预期理论的延伸（F.S.Mishkin，2011）[9]。Morris和Shi（2008）[10]?⒃て诠芾矸治?传统预期管理和现代预期管理（详见表4），前者倾向于改变和纠正现有预期，往往通过利率、财税政策等工具实现；后者注重预期的重塑和引导，重点在于信息发布的透明性。两者的转变体现出预期管理日益倾向于通过信息公布和政策透明来实现，而不是依靠直接操纵政策工具。还有一部分政府实践活动，没有明确使用预期管理概念，但是通过采取措施制止、引导或者重塑预期，将市场预期内化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一个因素。这源于对流动性陷阱的研究，由克鲁格曼（1999）[11]首先提出的，很多学者以此为基础研究了预期管理在经济危机中的重要作用（Eggertsson等，2003[12]；Cooper等，2010[13]）（见表4）。综合来看，预期管理可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宏观层面的预期管理，主要服务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二是微观层面和市场层面的预期管理，主要用于提振市场信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三、预期管理的国际做法
西方发达国家是预期理论的发源地，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促进了预期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并使预期管理思想灵活地运用到货币政策中，取得了值得借鉴的经验。2008年金融危机前，预期管理主要服务于货币政策，以中央银行的预期管理居多；危机后，更多针对市场和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政策推出。了解国外实施预期管理的方式、手段和具体实践有助于国内预期管理方式、方法的不断完善，不断拓展和丰富预期管理的手段，更好地辅助宏观经济调控，合理分配市场和政府职能。
（一）通货膨胀预期管理
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是国外中央银行管理预期重要内容，国外学者从信息披露及其影响、通货膨胀的预测方法、预期管理方式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Kuttner等，1999[14]；Ullrich，2008[15]；SmaghiL.B.，2005[16]；Geoffrey等，2006[17]）。根据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预期管理实践来看（李永宁等，2013）[18]，虽然不同国家的管理方法存在差异，但基本程序和操作非常相似，基本遵循先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然后通过不同方式发布政策信息，引导和重塑预期这样的路径。
通货膨胀预期的衡量方法。目前，国外形成的通胀测量方法可分为三类：一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估计通货膨胀，包括运用历史数据通过自回归模型、多元回归模型等计量模型对未来的价格走势进行预测和是通过联立方程构建大型宏观经济模型，运用广义矩阵法、校准方法等确定模型参数，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已采用；二是设计调查问卷进行测量分析，了解公众的心理预期，如美国的消费者通胀预期调查、经济学家季度调查、Livingston调查，欧盟的委员会月度定性调查、专业预测调查，加拿大的预测者调查、商业展望调查等。三是指数工具，根据投资人用自己的钱“投票”的选择结果测量预期，一般从指数化债券和衍生品市场上获得通胀指数债券收益率来提取通胀预期。
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主要方式。国外管理预期的通用方式是信息披露，如很多国家都采用公布定期报告、声明；定期公布经济变量预测数据；央行官员讲话、演说；央行发布新闻稿、会议纪要；专栏文章、央行官员研究文章等方式公开信息，这种近乎透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可以有效引导预期。此外，对预期的管理还通过政策和法规形式，如加拿大对农产品和药品等关键产品的价格监控、比利时的生活必需品最高限价、法国的目标价格制度、意大利的生活必需品协议价格和新西兰《中央银行法》等。
不同国家在预期管理内容和方式上共性较多，但是，在管理区间、预测方法和预测频率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异。调查发现①，大多数中央银行的预期管理区间为1～2年和超过2年，管理区间只有一年的数量不到20%。但是，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调研结果恰恰相反，预期管理区间为1年的央行数量在60%左右，这种区间差异理论上是由前瞻性货币政策的滞后长度决定的（见表5）。
（二）针对经济危机的预期管理
20世纪90年代，全球金融危机②和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发生让政府意识到公众预期管理的重要性（杨瑾等，2009）[19]。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信心危机，在泡沫破灭前会经历恐慌的传染和扩散过程，而预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金德尔伯格，2001）[20]，泡沫破灭的速度和持续的时间往往由预期变化速度和程度的决定。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管理预期作用的一系列政策不断推出以引导公众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预期管理的参与主体。从国外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来看，参与预期管理的机构主要有政府、中央银行、多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当经济危机波及范围较小时，参与的主体以国内政府、央行为主，当经济危机演变成全球性危机，预期管理则需要多方的协助与配合，以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美联储曾联合西方主要国家央行向市场注入400亿美元流动性，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也相互合作，实施相应救助措施（?表6）。
预期管理的方式。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是危机扩大的重要原因，充分改善市场信息对比状况和规范信息公布，成为有效遏制危机蔓延的手段。如日本应对经济危机的中期措施就包括加强金融机构证券化资产信息披露，以保证产品的真实性（王爱俭，2010）[21]（见表7）。除此之外，政府采取众多措施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如美国次贷危机中，政府在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和担保、扩大存款保险限额以及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等。日本通过下调利率、提供资金和保障企业的融资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需求应对危机后严峻的经济形势（陈虹，2009）[22]。
从国际上不同国家在预期管理方面的经验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一是国外已经形成预期管理的思维模式，将预期内化到政策决策当中。很多国家不仅形成了针对预期的调查机制，而且形成了相应的预测方法和指标对银行市场、股票市场、汇率市场及衍生品市场进行跟踪和引导。
二是国外已形成较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尤其是经历危机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央行的政策制定，都会通过已有渠道让市场迅速捕捉到政策意图等主要信息，保证信息的及时公开和透明，防止了信息不对称给公众预期造成的不一致性。
三是预期管理的主体逐步多元化。央行因具备广泛认可的公信力和权威一直成为预期管理的主体，像美国的美联储、欧洲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日本央行等不仅在国内被广泛关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备受瞩目。随着预期对经济决策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预期管理受到政府各部门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关注，部门之间、国家之间协调管理预期已经非常普遍变。
四是金融稳定成为预期管理的重要目标。预期可以自我验证和加强，并通过反馈机制放大金融泡沫（罗伯特?希勒，2008）[23]，在金融系统中具有杠杆作用，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对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特别是对衍生品市场发展的作用。四、我国的预期管理及创新
（一）预期管理现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官方第一次提出预期管理的概念。温家宝指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这标志着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汪莉，2015）[24]。危机前预期管理围绕货币政策展开，操作工具包括利率调控、存款准备金调控和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等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管理主体为央行，主要通过政策性承诺、信息沟通与前瞻性引导政策从行动和语言上（熊海芳等，2012）[25]管理市场预期。随着预期管理概念的提出，直接使用政策工具操作管理预期的方式明显减少，灵活的信息沟通方式成为预期管理的重要途径。以通货膨胀为目标、货币政策为手段的预期管理存在很多问题，如货币政策定位表述模糊，预期引导功能不足（陈彦斌，2016）[26]；央行对货币政策操作的解释不足，容易造成政策误解；数量型调控框架的预期管理能力明显不足等等，都会降低了预期管理的效果。
（二）预期管理的创新思考
受世界性经济周期影响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经济形势日益复。金融市场上的震荡与波动使传统的国家调控与监管措施遭遇挑战。如2013年“620”钱荒、2015年股市震荡、汇改后的汇率波动、2016年熔断机制引发的市场流动性不足和期货市场暴涨暴跌等；房地产市场在政策的不断监管之下依然投机盛行。通过传统货币政策进行的预期管理已无法满足新常态背景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理应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并不断演进和引领经济运行，将预期管理纳入新常态宏观调控框架成为必然选择。在新的宏观调控框架下，预期管理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通货膨胀等与货币政策相关的措施，而是在实施主体、领域、方法等方面都广泛扩展，具体思路如下：
一是?A期管理由货币政策领域向其他产业领域扩展。宏观调控局限于货币政策目标，只关注基本的总量指标如通胀、产出、就业、资产价格等，而忽视结构性指标是经济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随着对经济危机的反思，结构性问题被广泛重视，宏观调控上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汇率政策、产出结构等结构性指标日益受到决策部门重视。这种形势下，预期管理不能完全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开展，而是需要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等相互协调和配合，双管齐下，共同发力。
二是预期管理主体不再局限于央行。在预期管理中，往往是央行充当主力，但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单一部门很难独自担当宏观调控重任，更多部门分享“信息、政策、信念和交流”，加强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农业部、统计局、证监会等其他部委及行业协会在预期管理中的职能，可以弥补由单一央行政策带来的弊端。在实践中，只要能够及时把握信息，并可以通过政策实施及时调整预期的自我实现过程，都可以充分发挥预期管理的作用，“政府”是预期管理主体的抽象概括。
三是预期管理是区分异质性的精准管理管理。不同市场主体的预期形成具有异质性，若不合理区分，采取“一刀切”方式管理预期会降低政策效果，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新常态经济背景下，预期管理应根据不同产业部门、经济发展程度差异、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的预期管理模式，提高预期管理的精准程度，进而提高政策有效性。如，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产能过剩产业与新型高科技产业就应该明确区分，去产能、去库存与支持新型产业政策同时并存，提高预期管理的定向化和精准程度。
四是预期管理本质上是信心管理。新常态经济背景下，经济持续下滑，未来不确定性增加，预期管理实质上是信心管理，提振市场信心，改善公众的悲观情绪在当前阶段显得尤为重要。一旦市场信心恢复，经济政策效果倍增，这就要求政府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增强政策承诺的可信度。
五是预期管理实现目标管理向区间管理转变。由目标管理向区间管理是新常态经济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通过设置“上限”和“下限”作为宏观调控的合理区间，增加了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防止政策频繁变动对预期的扰乱，增加宏观经济稳定。
（三）新阶段政府预期管理的实践
一方面，通过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展与公众互动并解读新政策法规等形式保证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布，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定期公布报告的形势引导预期。例如，2016年7月11日，农业部在中国农业信息网发布了第一个《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报告，由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对玉米、大豆、棉花、食用油、食糖5个产品的供需形势进行分析和解读，并将在8月8日、9月12日、10月10日、11月7日和12月5日依次发布每月报告。
从当前市场反应和政策实施情况看，预期管理存在很多问题：一是预期管理的主体缺乏统一和协调。各部门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沟通和利益协调机制，仍然以央行为主，其他部门在政策制定和信息共享方面则缺乏统一和协调。二是预期管理中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无法保证政策信息披露的持续性和长期稳定性，部分关键信息采取不披露或模糊披露。三是缺乏系统的市场预期预测方法和应对机制。了解和预测预期的变化，形成与其相应的应对策略、手段或风险警示机制在预测方法和应对策略上都存在不足。四是预期管理对市场本身的利用不足。预期管理是反馈和消化市场预期变化的过程，完善的市场本身可以及时反映公众预期，充分利用市场信息更好地服务于预期管理存在很大空间。
五、完善我国预期管理体系的建议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加强预期管理至关重要。由于我国预期管理的时间短，在管理理念、主体、手段、工具、传导机制等很多方面尚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完善当前的预期管理体系，不断丰富预期管理的覆盖领域和工具，以便形成长期有效的预期管理机制。根据对预期管理理论的梳理，结合国外预期管理的经验和我国当前预期管理的现状，主要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将预期管理纳入政策决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应牢固树立预期管理的理念和思维模式，促进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长期有效性。二是明确预期管理的覆盖领域和主体范围。国家宏观调控既发挥传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又要结合相关产业发展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社会政策等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此外，明确不同部门间的权限和职能，保证政策调整在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基础上实现，防止执行过程引发利益集团间的冲突，扰乱公众预期，阻碍政策推行和经济正常运行。
第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预期管理机制。一是预先做好市场预期的调查和甄别，进一步挖掘金融衍生品市场在预期管理中的作用。二是建立期货价格、基差和近远月价差等市场指标的定期监测，及时掌握市场主体在不同商品或合约间的心理预期变化，可以为市场的长期监管和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参考。
第三，健全信息沟通渠道和机制。形成一套完整的政策信息沟通和披露系统，政策实施前通过社会调查、听证会、征求意见、研讨会等方式减少政策的负面效果；政策实施后，通过多方面的调研考察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并总结经验教训，并定期发布相关市场报告及重点变量的预测，通过稳定的信息渠道和沟通机制，稳定市场预期。
[注释]
①调查由SergerJeanneanu在2009年完成。
②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的日本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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