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之回眸(专题讨论)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原刊地名】沪【原刊期号】200511【原刊页号】60～69【分类号】K1【分类名】历史学【复印期号】200602【作者】程念祺/黄留珠/刘海峰【作者简介】程念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留珠，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摘要题】专史研究【正文】1科举选官与胥吏政治的发展程念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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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并不是1个官僚化的国家。西周实行的是领主制，统治者各治其民，只不过天子、诸侯用卿大夫为官，卿大夫又用家臣为官。然而，从春秋到战国，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村社共同体瓦解，独立的农户成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再就是原来的领主，在不断地兼并战争中被消灭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不得不对社会实行从上至下的官僚控制。战国的时候，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已基本上官僚化了。官僚化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政治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对于做官的人来说，专门的政治知识已非常重要。战国时，各国君主都非常重视选拔那些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做官。秦朝建立后，设了许多博士官，目的也在于用专门的政治知识来治国；始皇帝还下令“以吏为师”，更着眼于从政治知识方面培养和选拔做官的人才。汉代，学问和政治的关系密切，选拔官员越来越看重学问；朝廷设太学和郡国学，学生多被录用为官员。总而言之，政治既然已经官僚化了，就需要做官的人具备专门的政治知识。
汉代选官还非常看重个人品行；久而久之，到曹魏时就设立了制度，将人物分为9品。那时，1个人的人品，总是由他所在的地方来评价的。于是，评品人物的权力，最终操于地方世家大族之手，形成了所谓的“9品中正”制。自汉以来，对读书人做官并没有严格限制。实行“9品中正”，最终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仕途上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紧随其后的，就是隋唐科举制的产生。这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近千年官僚化统治之后，所创设的1种培养和选拔官僚的制度。近人论及科举取士的优点，最看重的就是它的公平，认为公平就能出人才。唐朝出了许多人才，据说都是因为科举制。这样1种意见，恐怕很有问题。汉代没有科举制，不也同样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吗？其实，科举制的好处，仅仅相对9品中正制而言，未必就是历史上最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朝的科举，以明经和进士2科最为重要；但进士又重于明经。明经科的考试，当时分为“帖经”和“墨义”，都是要测试考生对经典文句是否熟记，而不在乎他们对经典微言大义的阐释。明经科考试，后来又增加了“时务策”1门，以考察考生是否有政治见解。进士1科，唐朝最初仅试“时务策”5条，后来又增加了帖经和杂文。杂文1门，最初要试多种文体，慢慢地就只作诗和赋了。科考重诗赋而轻经(帖经，墨义)、策，是当时重文学的风气使然。中唐以后，科考往往又加试“论”。“论”的对象，是经书和史书中的题目，跟“策”专门讨论“时务”不1样。这样的考试再公平，也不能测试1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质。唐朝做官，还有门荫1途。在那些因门荫而做官的人看来，做官就该凭才干，而不应该凭文辞。这样的意见，虽然是出于1己之私，而且也非常自以为是，却切中了科举取士的要害。
至北宋王安石变法，才将明经等科都并入了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和墨义，而增加“经义”1门，与策、论并驾齐驱。所谓经义，就是以儒学经典中的某1句或几句，或某个段落为题，让考生阐发其中的义理，考察他们对儒学微言大义的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够思圣人所思，想圣人所想，讲出圣人的意思。这样的考试，大大地压抑了读书人的思想。好在宋朝热衷于“养士”，对读书人很优容，研究学问的风气因此得到鼓励。那时做学问的风气，是希望通过研究学问，来搞清楚治理天下的道理。所以，尽管有科考经义之流弊，但研究学问的风气对这种流弊还是有制约作用的。只不过做官的人是否因此增长了实际的政治才干，却不得而知。
由宋而元，儒学衰微。入明而后，科举虽受重视，却已失去了两宋那样的学问背景。明朝又重科举而轻学校，也就是重考试而轻学问，学生唯知记诵，而不是去思考和研究儒学义理。没有了学问背景，所有关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仅仅成为通向仕途的敲门砖。于是，1方面是士子们在科场上模仿着经典中的圣人语气，讲着圣人们已经讲过的道理；另1方面就是拼命地在文章和修辞技巧上下功夫。渐渐地，1种有关经义的“8股”文体就形成了。这样1种文章形式，对人的思想更是1种极大的束缚；入清而未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认为，8股文的害处就好像是秦始皇焚书；而它对于人才的败坏，则比秦始皇坑儒还要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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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或强调科举考试科目并不适合选拔做官的人才，或强调科举考试有害于士子的道德培养。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要从头否定科举制呢？恰恰相反。科举制是成功的。科举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使天下的读书人驯服。虽然，驯服未必就没有本事，但不驯服是决不能给官做的。而很多具体的事务，官员不懂得怎么做，并无伤大雅，自会有熟悉工作的吏员去处理。远自战国，官府中就有很多吏，秦汉也1样。汉朝的萧何和曹参都曾做过秦朝的县吏，刘邦则是更低1级的吏。吏的地位1般都很卑微，对社会却很了解，而且都是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其中人物往往也很有本事。刘邦造反，最终做了皇帝。辅助他的萧何和曹参，先后都做了汉朝的相国。战国和秦汉时还有1种“胥人”，或称“里胥”，亦即后世所谓的“里吏”。“里”是当时政府管理的最低1级机构，胥人、里胥连正式官府吏员也算不上，却也必须得到官府的认可，并执行1定的公干。郦食其、陈平都是这1类人物，也都很有本事。汉人讲无为而治，所谓“萧规曹随”，需要1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萧规”都已有“胥”与“吏”在具体经办了。
隋唐以下，胥、吏制度发展得非常严密。即便是中央朝廷，各府衙的事务亦可全部交给胥吏处理。唐代宗时，元载为相，史书上说他凡事“外委胥吏”(《旧唐书·元载传》)。宋代设官，最注重权力分散，使官员相互掣肘；官越设越多，机构越来越复杂，权力越来越0碎，事务越来越繁杂，而负责具体操作的胥吏的权力当然也就越来越大，其结果就是胥吏政治的形成。“吏强官弱”(《宋史·蔡居厚传》)，是宋史上的普遍现象。司马光说：“府史胥徙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啗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百9106)
毫无疑问，胥吏政治的养成，与科举制关系极大。隋唐之前，胥吏的问题是“奸猾”，却并不足以控制行政。两汉时，官员往往自辟僚属，胥吏的任用往往只在官员的1言之间。魏晋南北朝行9品中正制，做官的人都有家世背景，也绝不会受制于属吏。唯科举制只负责培养驯服的官员，多数人在为官之前不过1介草民，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或可以讲1套经世济民的大道理，却缺乏真正的行政能力和应有的权力，所以上任伊始自不能不听任胥吏的摆布，否则就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宋仁宗时，就发生过“胥吏而斥逐御史中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百9106)的事情。
元、明、清时期，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元朝以少数族入主中原，因为文化方面的原因，对读书人自不能信任，故当时有“9儒10丐”之说。但国家需要人来管理，元朝既已轻儒，则不得不重吏，于是元朝的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1县之政欲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101)。明清两朝以8股取士，读书人更不知治理国家为何物，胥吏专政的情况由此也变得更为严重。那时候，读书人做官，具体的事情却要胥吏做。特别是地方上的事，做地方官的人更要依靠胥吏。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熟悉地方上的情况，官衙的基层行政也只有他们才懂行，权力势必由他们垄断，以至于各衙门的种种条文也都是他们搞出来的。胥吏熟悉法律，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很了解。这两点都是那些做官的读书人根本比不上的。在朝廷6部，以及各官司，胥吏的地位虽然卑微，却因为身居重地，通过种种文案的处分，条例的拟定，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个人的意志转化为朝廷的意志；州、县长官以下官吏的选任，通常也由吏部的胥吏来决定；在地方上，胥吏仰仗着官府的势力，可以让乡民逆来顺受；他们在官府年长日久，关系盘根错节，1般都结成了党羽。所以，对这样1批人，衙门长官要想驾驭得好，并不是1件容易的事。他们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而越是这样，事情就会变得越糟。所以黄宗羲说：“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也就是说，由胥吏制定的种种条例，其实都是符合胥吏自己的利益的。这就叫胥吏专政。
明朝人对胥吏的问题看得很重，可就是没办法解决。黄宗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可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那些读书人去做胥吏。在他看来，读书人总比胥吏有道德。钱穆曾经讲过这样1件事，说的是明朝有个理学家叫陈龙正，他的1个朋友到绍兴去做知县，他就写了1篇文章为这个朋友送行。这个陈龙正在文章中说，天下的治乱都在朝廷6部，而6部的胥吏都是绍兴人；这些人虽在朝廷办理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在绍兴。他希望朋友到了绍兴任上，能够注意教化这些人的家庭，说把胥吏的家庭教化好了，将来胥吏也会变好了；胥吏变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了(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23—127页)。无论是黄宗羲，还是这个陈龙正，都无法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提出解决胥吏的问题，所以只能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问题。
总之，由于科举选官的目的并不在于选拔治国的人才，那科举制所谓的“公平”原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胥吏政治大行其道，以至于官不任事，事不任官，所谓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说辞，其最大的意义不过在于表明皇帝对官僚的忠诚和驯顺的信任。但是，皇帝的这种信任从来就是有限度的。隋唐以来，皇权的强化，在中央是用各种办法来削弱相权，在地方则是用各种办法使地方官无权，其中最重要的1招，就是严格限制地方官任期，以阻止地方官熟悉地方政务。至于胥吏，唯其不入流品，缺乏像读书人那样的社会感召力，虽擅事弄法，却永不足以与国家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唯其如此，有清1代，科举选官1仍其旧，而皇帝则甘于“与胥吏共天下”(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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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每每称西方的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科举制而来，但是，西方文官制度的作用，与科举制毫无相似之处，倒是稍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胥吏制度。中国的胥吏制度是用来处理国家具体事务的，西方文官制度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官制度绝对是按照国家的行政法规来处理国家事务的，文官本身并不具备擅事弄法的权力，更不能参与制定政策法规；西方国家对文官的培养，亦即对文官进行规范性的行政训练。这是中国胥吏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不同。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胥吏制度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些弊端，更重要的是这1职事的父子私相传授和私人垄断。1般而言，各部门胥吏所任职事，有种种不成文的惯例必须遵守，有种种特例可为援引；而这些惯例和特例，则由胥吏私人掌握、私相传授。比如。某地土地和赋役的真实情况，只有负责这些事务的胥吏才知道，而成为他们任事的资本。
隋唐而后中国胥吏政治的发展，证明科举本身并不能为国家培养和选拔治国人才，但却是适应专制政治的需要的。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政治，其政治运作的1个重要目标，就是消除政治上的竞争者。自秦而后，中国的政治过程有两大特点：就中央和地方而言，则中央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地方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就皇权和相权而言，则皇权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相权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正是在这两个过程中，中国的行政制度的设置，都以限制官员个人发挥其能力为目标。制度设置的目标既在于限制官员发挥其能力，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下要有所作为，必然是“变乱制度”，且“1法既立百弊丛生”。而所谓“兴1利不如除1弊”的古训，难免不成为后世为官的老生常谈，其准确的诠释，不过是“生1事不如省1事”。苏东坡诗云：“人人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1生。但愿儿孙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诗虽调侃，自有说不尽的酸楚。后人仕途蹉跌，每以此诗自解，正折射出科举选官的用意。如此看来，清末废除科举制，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盖国家面临万世未有之变局，对于做官的人的要求，首先是能干而不再是驯服；而现代化对人才的需求，更是多方面的。不废除科举，则举天下学子不能不热衷于仕途，求得的是做官权力的所谓公平。至于废科举而兴学校，人才的发展从此不拘1格，于是而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发展。反思科举兴废，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作者简介：程念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创新与流弊：千年科举制度面面观
黄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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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废除1百年了，百年来人们1直对它褒贬不1。其实，当我们冷静、科学、理性地对它重新审视，不难发现，它蕴涵着10分珍贵的可供借鉴的基本原理——选考。
所谓选考，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它与现代西方人事行政学中的“考选”(Selection)概念大体相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考试的做法起始甚早，如乡兴贤能过程中的射选，贤良的策问，秀、孝的策试等等，皆可视作不同类型的考试。不过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考试，却是自科举制开始的。因为这之前的种种考试，大多只是通过此种形式来确定授官等第或检验举主荐贤的态度，而非试有黜落，故还不算真正的考选。科举制时代，“1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换言之，即白丁能否释褐为官，全凭考试成绩为转移。这样，考试就成了选官唯1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有这种考试，才属真正的考选。
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作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样几种基本精神的：1曰公开平等，2曰竞争择优，3曰量才使用，4曰内行管理。这些，也就是西方现代组织理论所强调的普遍主义与感情无涉原则，以及择优选拔、据能授任原则。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基本上是体现了这些原则的——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1，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主要指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据社会学家用清代资料所做的抽样调查可知，当时5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布衣子弟在科举录取的总人数中，约占13.33％，父辈1代无功名的布衣子弟约占33.44％。这1社会流动的速率，同20世纪号称自由之邦的美国大体相当，而比10月革命前的俄国大3倍还多(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载《社会科学》〔清华〕第4卷1号)。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1格网罗选择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1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任何1个社会要保持长治久安，这样的活力和生机都是必不可少的。
科举制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唐代分为州县预备试和吏部省试两级，宋代发展为州试、省试、殿试的3级考试制度，明清时则进1步完善作童试、乡试、会试、殿试4级考试制度。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1定抑制作用。诚然，就整个封建社会的用人而言，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唯亲”的，但科举制度的层层考试，对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只凭“门第”、“裙带”进身者来讲，毕竟是1道道严峻的关口。何况科举考试在思想意识领域内产生的影响，更是1股强大的潜在力量。众所周知，科举时代科举制是与多种其他仕途并行的，但朝野上下对以科举进身者与以他途进身者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早在唐代便已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之说(王保定：《唐摭言》)。以后各代，此种观念愈益根深蒂固。小说《红楼梦》中贾政硬逼儿子宝玉走读书科举之路，而不让他荫补世职，即是最生动的例证。另外，尽管封建社会朋党比周、关系用人的事实比比皆是，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杂记中，公开倡言“任人唯亲”者却绝无记载。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出考选制度深入人心所产生的社会威力。
为了保证考选的公正与客观，科举考试中所形成和建立起的回避、保密等1系列制度也是颇具借鉴价值的。
科举制下的回避制度，归纳起来不外两种类型：籍贯回避与亲属回避。
籍贯回避，指本籍人不任本籍官。早在汉代的“3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的内容。科举时代，这种回避越发复杂。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而且有时还限制同1籍贯者不许在同1机关中任职，甚至有某些官不由某籍人担任的特殊规定。再如清顺治朝规定，外官及户、刑2部司官须回避本省，教职须回避本府。康熙时规定外任官在本籍5百里之内者，即需回避。本籍回避还包括对祖籍和游幕过地方的回避。如清道光时，戴3锡为顺天大兴人，祖籍江苏丹徒，初欲迁江宁布政使，因回避祖籍，故只好调任4川(《清史稿·戴3锡传》)。
亲属回避，指婚姻之家、亲属之间不得交互为官。科举考试的亲属回避，滥觞于唐，制度确立于北宋。其规定，凡省试考官、州郡发解官和地方县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应试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场屋考校，称为“别试”，或曰“别头试”。科举制后期，亲属回避更臻细密。明代不仅规定亲属之间彼此引避，而且兄弟、同族也要避嫌，原则是“以下避上”。另规定，大臣子弟不得任言官，不得参加殿试，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等等。清代亲属回避，尤重科道官。如顺治朝题准，现任3品以上堂官子弟不得考科道；若父兄赴部候补，而子弟现任科道者，查照资俸，调吏部主事。康熙朝考选科道时曾规定，京官3品以上子弟即不与考选，总督、巡抚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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