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既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因素与成本因素;又有社会层面的社会文化因素与社会认同因素;还有农民工个体层面的个体能力因素与社会资本因素等。本文从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社会层面、微观的农民工个体层面来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路径探析
一、问题的缘起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范围内的理论和实践一再表明，城镇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农民大量转化成为市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将农民的市民化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是当务之急，有序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既是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其核心所在。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城镇居民。”之后，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将在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将是大势所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如何实现农民工到市民顺利转变，同时解决该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服务等问题，从而实现城镇化从数量到质量的一个转变过程，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从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及日常生活和公共语境上看，市民主要指的是城市居民，一般来说具备以下四个特征：一是生活在城市的地域特征;二是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就业特征;三是具有城镇户口的户口特征;四是意识、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与城市现代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相连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借助[dYlW.Net专业提供代写毕业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wwW.DYlw.NEt]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的向城市市民转化，并且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具体到描述层次，笔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应该体现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本的权力保障与公共服务的享受。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工与城市市民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最根本的体现就是要在社会权利、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享受等方面实现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
第二，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素质包括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三个方面，是区别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讲，文化素质的差异体现的最为明显，同时，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都与文化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只有不断提高他们的人口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基本的内容。
第三，思想观念的融合。相对于城市多元、开放的生活工作环境，农村是一个比较单一封闭的社区，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要想在城市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并且逐步融入城市主流生活中，就改变在农村所形成的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思想上更加的开放，感情上更加理性，心态上更加积极，在思想观念上与整个城市社会相融合。
第四，行为方式的转变。基于农村与城市生活的不同，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需要转变其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以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比如，要将农村散漫与无序性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节奏型与条理性的生活方式;将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交往转变为城市社区以业缘为主的人际交往;将面对面为主的农村交往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中以间接的通信传媒沟通为主的交往方式等。
第五，社会活动参与度的提高。长期以来，由于二元体制的制约，作为外来人口的农民工是不能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缺乏必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也就使得他们丧失了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通过农民工对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从而获得必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从而推动现有城市社会的制度体系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调整，保证农民工地位的提升与市民化的真正实现。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
虽然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且相应制定了系列政策措施来保障农民工权益，改善他们的就业，但是农民工在整个社会还是一个弱势群体，市民化依旧存有不少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度因素。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定居的政策，但是由于制度变革涉及到利益分配及成本较高等问题，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却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各种政策待遇，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二元户籍制度及所附属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障碍依然根深蒂固。
第二，成本因素。人口的市民化需要大量的物力成本，其中包括政府需要大量的社保投入、公共服务投入、住房保障投入等公共支出成本，以及农民工个人需要投入的购房成本等。对于政府来讲，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投入，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有在城市落户意愿的农业人口却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
第三，社会文化因素。由于二元体制的存在，中国长期处于城乡隔离状态，城乡已经是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代名词。经济能力和文化水平的差距，导致行为方式的不同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的偏见等，造成大量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差，对于城市社区严重缺乏归属感，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障碍。
第四，社会认同因素。城乡二元制度使部分城市居民形成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心理优越感，部分城镇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排斥外来人口的融入，而个别外来人口违法犯罪、不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又加重了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这其中既有在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显性的制度排斥，又有在思想观念、社会认同等方面隐性的心理排斥。各城市在接受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同时，排斥作为社会成员的外来人口享受城市的各种权益。
第五，个体能力因素。由于农民工是从落后的农村来到城市，一方面他们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大多数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职业准备不足。由此限制了他们所能从事的职业和工种，工资收入较低，难以负担较高的城镇定居、生活和发展成本。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中小农意识比较强，缺乏城市生活必备的参与意识、自主精神和民主法治观念等，使得他们难以积极主动的参与城市生活。
第六，社会资本因素。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没有无任何正式组织可以依靠，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没有政治地位和话语权，所以在城市社会现存的制度框架内，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占有状况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近年来，这个状况虽有一定的改变，但是从整体规模上来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还是远远低于城市市民的平均水平，这不但会影响农民工对各种资源信息的获得，而且也严重制约了农民工的市民化。
四、新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它不单单指的是户籍方面的改变，更多的还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职业技能、居住环境等多方面的改变。单方面的转变则是不彻底的转型，只能称之为“半市民化”，因此，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关键是，他们能否在身份上发生转变，观念上接受城市文明，提高社会认同感，被这个城市所认可，最终真正的融入这个城市中去。
2013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按照该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一）国家宏观层面
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问题，已经从原来的收入和就业为主转变为社会参与和享受基本公用服务为主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问题是公民平等权利问题。农民工可以通过市场选择来解决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同时国家也有相关政策的支持，但是社会融合和参与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却只能通过政府和社会来解决，目前政府在该方面的作为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时，不仅仅是中央政府颁布几个文件，发布几条政策就能够真正实现的，而是需要在进一步完善原有制度体系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也不是单纯的去除户籍登记管理制度，而是要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步剥离附着在城镇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制度和福利，最终实现二者的完全脱离，以此来表明户籍只是表示居住地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才能真正做到农民工和市民的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从而在根本上来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政府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进一步的打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各种隔阂，对于有稳定职业收入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允许他们自主的选择户籍，使他们拥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积极发展城镇经济，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要全面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面临高成本的制约，政府的财政不足导致了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因此要通过优化城镇经济的发展环境，积极推动城镇经济发展，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高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人口相对集中乡镇，可以就地发展成为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成本相对较低，也可以缓解大城镇因为人口过多所造成的各种城市问题的压力。国家可以鼓励小城镇的发展，在政策上进行支持，在资金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从而使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此吸引人口的聚集，这样不仅解决了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也符合十八大所倡导的的“集约、职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二）社会中观层面
农民工市民化不单单是政府的工作，更多的还要需要改变社会对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印象。农民工社会融入和社会认同的构建，以及最终市民化的形成，都需要一个宽松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
第一，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舆论导向和宣传功能，改变人们对农民工固有的社会偏见。大众媒体应该发挥其娱乐导向作用，充分挖掘农民工所蕴含的的文明素养，对那些这个群体积极上的，健康的事件多加报道，从而引导城市居民正确的认识当前的农民工群体，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而不是用有色眼镜看待。
第二，建立农民工非正式社会组织，积极促进农民工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与城市市民之间的交往。一方面可以扩大农民工的社交网络，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潜移默化的培养农民工形成乐观向上的心态，逐渐改变乡土文化中封闭、自由散漫的消极思想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完成他们再社会化的过程，最终顺利实现市民化。
第三，加强社区服务，培养社区意识和归属感。社区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基本载体，它在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可以积极的推进农民工参与政治社会管理活动。同时，也可以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正常交往、和谐共处起到良好的桥梁作用。社区可以通过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所在组织的各种活动，来增进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互动，加深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在让农民工进一步习惯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从而进一步的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三）农民工自身微观层面
对于市场为主导今天而言，个人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获取资源的多少。鉴于农民工生活的自身素质和现实环境的双重制约，只有首先提高了自身的素质，才能够逐步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进而提高其经济社会地位，也能改变外界对这个群体的认同，因此这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和内在动力。
不管是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来看，还是基于市民化的发展考虑，通过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来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他们的劳动素质，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团体辅助等多种方式，在整合现有教育培训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类培训机构和NGO组织的作用，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现行特点的内容和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开展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素质教育，从而提高整个群体的素质水平。另外，针对培训费用大多数农民工无力或者不愿负担的问题，政府在给予支持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农村现有的教育资源，在劳动力流出地进行培训。
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改善农村基础教育，从根源上提升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今天的农村中、小学学生，若干年后会成长为城市产业工人，因此，他们的素质高低决定着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农村基础教育的服务方向和教育质量必然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开发、转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总之，农民工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加快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并最终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很多，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多方位，多管道的进行协调，并最终实现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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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晓莹（1984-），女，陕西省行政学院助教，西北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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