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谓其思想“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1]18。又说，“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受这部书（明夷待访录）的影响最早而最深”[2]47。在国家治理方面，黄宗羲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国家治理的总目标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在国家层面实现“天下为主，君为客”;二是在法治层面实现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黄宗羲国家治理的许多思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在黄宗羲看来，各种治理国家的公共决策必须由学校做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3]10此外，学校还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决定价值判断标准的重任，“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3]10另外，学校还不能忽视自己培养人才的传统职责，“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在此[本文转自dYlW.Net专业提供代写毕业论文和教学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WWw.DylW.nEt点击进入www.001lunwen.com第一论文网]也……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3]10在黄宗羲看来，要实现国富民强，必须要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在封建社会，其眼光不可谓不长远。他深知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必须以教育为根本。在黄宗羲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学校是一个复合体，既是治理国家的智囊团，又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机关，还是社会舆论监督机构。这样，学校便成为实现其国家治理目标的最关键一环。
一、学校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策输出功能
“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以为非。”[3]10在封建社会中，各种国家治理政策制定的参考标准不是民意，而是皇帝的喜好，这样的统治方式，对政权的长久建设是十分不利的。其实，就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学校是有着代表民意的功能的，历史上就有“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3]11的现象。在东汉时期，学校的重要功能就是代表民意监督时政，东汉时期学校兴盛，且学生敢于发表正直深刻的言论，即使是面对豪强也从不隐瞒回避，朝廷的公卿大臣甚至都对学生有所畏惧。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学校的这一功能逐渐失去了，或者说逐渐遭到了统治阶层有意识的阉割，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恢复学校的这一功能。具体来讲，学校政策制定过程中功能的发挥被有意识的设计成一套规范的制度。在中央一级的学校即太学中，由大儒担当祭酒，天子逢朔日与宰相、六卿、谏议一同到学校中就弟子之列，听祭酒讲学，“政有缺失，祭酒直言不讳”[3]12，让天子在学校中听到自己为政得失的评价。为了保证统治阶层一贯地知晓民意，他还提出“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3]12，避免皇帝、官员之子长期养尊处优而不知民间疾苦。地方上，每逢朔望，缙绅学子齐聚一起开会，由地方学校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学子评论郡县长官政事得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3]12。在吸纳民意的过程中，统治阶层并不是直接去听取普通平民百姓的意见，而是对学校整合之后民意的进行再吸纳。学校在民意整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普通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学校在民众与统治阶层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代表着民意的学校参与决策，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统治阶层还要接受学校即民意的监督。实际上，黄宗羲给学校设定的功能类似于今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西方国家的议会。无论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是西方的议会，其职能主要是制定国家的各种大政方针，监督由自己产生的官员。既有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吸收民意的功能，又能发挥监督权力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看作一个舆论监督机构，黄宗羲笔下的学校充分体现了其对民意、民权的重视，即“为君之道亦是怎样将这个‘天下为主，君为客’之传统保留及发扬光大。”[4]110
二、学校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人才培育作用
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没有大量人才的支持只能是纸上谈兵。黄宗羲在学校篇中提出其培育人才之法，即建立一套全民性质的教育体制。首先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天子、大臣、平民百姓皆要接受教育，以确立儒学之地位，促进教育之普及。“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3]12为了保证人才培育的质量，实现学术自由，学校之官员及老师皆非政府直接任命，系选举产生，主要标准为品行之优劣及才学之高低。这样，大量真才实学的人才便可以脱颖而出了。至于没有真才实学的理政者，也有他们的当然下场，“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压老儒而上至者，则士子哗而退之。”[3]12另需定期举行类似讲座、辩论会、听证会的各种学术及政治活动，锻炼学生的思考和有序政治参与能力。客观上讲，晚明的教育普及程度接近近代，在国家政府及乡间宗族共同努力下，一般人家子弟皆有受教育之机会[5]83。要保证优秀人才的大量涌现，教育的普及是前提，学校的培育使得学生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发挥其能力成为可能。
三、学校在国家治理过程引导社会风气转变的责任
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风气作为保证。“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没有了学校，民众失去教育的机会，社会风气之恶自然不可想象。社会风气的建构目标是使“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3]10对社会风气转变的思考是建立在黄宗羲对整个封建社会长期的愚民政策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国家、民族的富强，建立在整个国家和民族开放、宽容、和谐的社会氛围之中。这就要求统治阶层要重视普通民众智慧的开发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长久有效的国家治理机制。要使普通民众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在社会中弘扬正气，使整个社会有正确的是非观。“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天子的是非观并不是评判事情正确与否的唯一依据，要发挥学校对社会教化的引导功能，促成社会风气的转变。社会风气转变的并不是目的，最终还是要靠制度来保证这种“是非观”的常态化，要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
四、黄宗羲国家治理思想的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探究黄宗羲国家治理思想的同时，应深刻认识到其国家治理思想对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意义。
第一，对公共治理政策输出的启示。黄氏笔下的学校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广泛吸纳民意能给予我们以重要启发。即我们在制定各种公共治理政策时一定要重视民意，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及时整合、吸纳民众诉求，否则这种政策的制定很难说是民主、科学的。客观有效的吸纳民意并进行充分的整合，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是前提，在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目前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加强民众有序参与尤其是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了上层引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第二，对今时今日学校功能的重新审视。虽然黄宗羲笔下的学校跟今天我们所说的学校有很大的不同。黄宗羲说“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个要求在现代社会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我们应思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学校究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学校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培育大批精英人才的功能自然是无须赘言。此外，真正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应该成为引领民主与科学、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力量。今天的大学更应该发挥一种民主助推力的作用。正如俞可平先生所说的那样，“民主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本文转自dYlW.Net专业提供代写毕业论文和教学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WWw.DylW.nEt点击进入www.001lunwen.com第一论文网]”[6]24。它需要外部的驱动力，大学理应成为这些力量中的重要一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价值所主导之时代虽然已经过去，并且此种价值已经日渐式微，但是在目前实际的教育生活中仍然不乏残余思想。关起门来做学问，既违背了学校的传统，又丧失了学校应有的价值。
第三，对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思考。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观在《学校篇》中同样有鲜明地体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皇权之外的唯一标准恐怕就是法律。黄氏提出这样的法治观，一方面是深刻认识到人治给国家治理带来的种种灾难，另一方面也是以此告诫后人要重视法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法治意识的培养是基本的前提。法治意识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学法、懂法，更要敬畏法律，遵守法律。今天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法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36.
[3]沈善洪.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4]吴光.黄梨洲三百年祭[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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