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公益

慈善与公益

慈善不必迷信社会企业家密苏里大学FredrikAndersson“社会企业家的盲从”
《非营利季刊》
TheNonprofitQuarterly
2011年6月
如何在动荡的时代健康成长，提高组织的可持续性，同时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是目前很多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和管理层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里有个触手可及的答案，该方案简单而又有效，即你和你的机构需要变得更加企业化。
过去十多年，对社会企业家的吸引力和兴趣似乎呈几何增长。如今，这个观念将其自身置于非营利领域的发展与未来的讨论核心，因为大量的非营利性组织的高管已信奉利社会企业家为一种管理模式。这个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几个原因，而我特别想提到其中的两个：
首先，尽管非营利组织在当地和全国产生了许多建设性和积极的影响，但存在一个隐忧，即我们目前的努力远远不够，同时对于解决公共需要和社会问题的传统方式缺少应变能力。所幸的是，对基于不同方式创造系统性变革的新范式――游戏规则变革者――的研究已经开始。
其次，与研究创新性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相呼应，新一代的慈善家和捐助机构迫切地推广一个思想，即将在商业规则和实践中找到解决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的答案。如《福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感到绝望，最终放弃他们的意识形态并求助于私领域时”，我们现有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其挑战和可见的不足，“将最终得到妥善控制，甚至解决”。
尽管社会企业家身上有着巨大的能量与活力，但许多非营利从业人员认为这是个难以描述的话题。我相信，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社会企业家现象本身。更具体地，比较所说的和我们所知的这一现象，我已经开始相信，社会企业家是一种盲从，一种迷恋――其符号比它对非营利组织的实质和实用性更为重要。在此我将讨论其某些符号化的特性，不仅会说明加强这些特性的原因，而且会阐述这些特性产生问题的原因。
如何提高企业精神的社会化？鉴于这个概念得到了好评，以及对更具企业精神的非营利部门的频繁需求，所以有人会认为这个基本而又关键的问题有明显答案。
然而，讽刺的是，在这个领域内少数的一致意见是关于如何界定社会企业家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没有共识。缺少正确或错误的方法来概念化社会企业家，使其已进化为流变的形态，能呈现几乎任何形态。人们试图明晰诸多藏在社会企业家概念下的活动，这些活动的范围从变得更富“创意”“创新”“大胆”等看似模糊的努力，到更有针对性的战略，如商业/市场原则的应用或收入创造计划的产生。结果发现社会企业家就是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如果社会企业家的概念是一个意味着所有东西的概念，那么它就毫无意义，对从业者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例如，非营利组织如何区别创业行为与非创业行为？用什么方式使得不同的社会企业家菜单项相互区别？这些组织是否需要利用所有的菜单项以求创业性？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层将发现，针对这些问题给予精确的答案远非易事。但拥趸们已巧妙地利用社会企业家的可塑性将其打造为一艘船舰，其承载着全新的经过改良的非营利部门的创意、梦想与希望，而不是选择澄清这一概念。
通过主要强调社会企业家的无形素质，他们的争论设法回避具体化或实质化的棘手挑战。换句话说，关于如何提高一个社会中的企业精神的初始问题，很难找到具体而又实质的答案，主要原因在于需要不断阐明的是企业家代表什么，而不是如何使得企业精神社会化。
从象征性的角度看待社会企业家时可以发现，其主要的象征性资产之一是社会企业家的承诺。这一象征成功地吸引了很多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和决策者们。如今看来，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非营利性组织运营的一个方面是不涉及创业性的。这一特性被进一步强调，尤其当非营利组织经历动荡与不确定性而试图找到出路时。
面对混乱和模糊时，我们往往倾向于选择符号，那些符号能提供方向感并有助于寄托对前途的希望与信念。而社会企业家恰好符合这样的描述，因为它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正如许多社会企业家传道者所说的，通过接受社会企业家这个角色，我们使得我们的组织和自身更强大，这能把我们的社会甚至世界变得更好。
说到这里，我们也发现，对社会企业家的象征性力量的最大限制就是：无论非营利组织想要什么，他们都无法从事一些他们想做又不完全懂的事。动力不等于能力，除非我们对社会企业家的决定因素有更多了解，这个最大限制将仍待非营利组织去克服。
（李华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