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老子之“道”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老子之“道”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众多近现代哲学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因而对于老子之“道”的研究，除了传统的视角外，亦可以选取近现代哲学的角度进行探析。本文将以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老子之“道”分三方面进行阐述，即“道”之体的不确定性、自由性，“道”之用的诗性、后现代性的自由观以及体“道”工夫的非理性、直觉性等。但从另一方面看，老子并非完全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其思想虽具有一定后现代主义色彩，但也存在与后现代主义不同之处。
关键词：老子“道”后现代主义非理性自由观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亦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概念，老子的整个哲学世界均由这个“道”字支撑而起、延伸而来。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与同时代的各学派积极理性的思想截然不同，结合春秋时期各国纷争、民生艰难的社会背景来看，老子的思想无疑带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无论是“惟恍惟惚”的“道”之体，还是柔弱虚无的“道”之用，亦或是强调直觉思维的体“道”的工夫境界，均具有一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非理性、不确定性、诗性等特质均能在且中有所体现。
关于老子之“道”，历代学者已做过相当多的研究，对政治、哲学、训诂等诸多方面都有所涉及，相比较之下，在西方哲学视域下探析老子思想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在后现代主义与老子思想结合的研究中，凌剑飞、凌飞飞在《老子与后现代主义之巧合及其意义》[1]一文中，选择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研究视角，认为老子对和谐、生态、女性社会地位的认识与后现代主义殊途同归。王家传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看老子关于“道”的思想》[2]中以后结构主义为分析工具，对老子之“道”进行新的诠释。余乃忠、龚群则将老子的“大道玄德”思想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相比较，认为两者的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3]，但该文将老子完全划归为后现代主义者，因而具有片面性。
下面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对老子之“道”进行探析――
首先，从“道”之体层面来看，老子并未给予“道”一个明确的限定，这使得“道”本身便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在《老子》八十一章中，对“道”的表述方式均为否定式的，也就是所谓“负的方法”[4]，如《老子》首章中载：“道可道，非常道。”[5]言真正意义上的“道”是绝对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再如《老子》第十四章中载：“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6]指出“道”没有形状，没有声音，亦没有存在的实体，因此不会为人所视、所听、所搏。老子只说“道”不是什么，却不明确限定“道”应该是什么，通过相反的方面、否定的方面、负的方面来表述出其肯定和所要建立之物。而这样一来，“道”便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道”时常在一组组截然相反的概念间徘徊。《老子》二十一章载：“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系惚兮，其中有物。”[7]关于“恍”、“惚”二字之义，王博先生曾提出一种独特的观点，即“惚”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是指“复归于无物”中的“无物”之状，而“恍”则与“惚”相对，代指明、有[8]，而愚以为此种看法应与老意相合。若按此种理论来解，那么“道”的存在形式并非是凝固不动的实体，而是始终处在一种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之中，有时它是“有”，有时它是“无”，有时它是真实的存在，有时却又成为虚状，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的、两极往返的运动过程中，“道”得以存在。
“道”在“用”的层面也体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色彩。《老子》第四十章讲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9]在这里，“道”之用是柔弱，是卑下，是无为不争，这与后现代主义自由观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之处。传统现代主义哲学倡导的自由观强调个人、主体，认为人类是完全自由的、自我决定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由观要求人类最大程度的发挥其能动性，积极作为；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却往往是以一部分人与物的不自由为代价的，并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环境问题，因而后现代主义者们解构了这种自由观，重新定义了一种“与自我中心主义无缘的自由观”[10]。而老子之“道”在一定程度上便具有这种后现代主义自由观的特质。“道”以柔弱为用，反对积极作为，以为刚过易折、盈满则亏，求的是一种低调长存之道，故能与天地万物保持着和谐的状态。《老子》二十五章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11]道、天、地、人?在一种互不相违，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四者都有其独特作用，都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始终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中相互影响，这无疑与建设性后现代学者的观念不谋而合。
另一方面，“道”具有一种“诗性”，老子讲“弱者，道之用”[12]，崇尚柔弱、无为、不争，这仅仅是在阐述“道”的运行规律吗？“道”以“弱”为用，为阐释柔弱之用，老子又讲“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13]，这又仅仅是在谈水吗？显然并不是，此处正是老子“道”的诗性哲学。德里达定义诗性哲学为“非哲学式的写哲学”[14]，即是说借助“隐喻”来表现一种特殊的“意味”。结合老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已是名存实亡，而各诸侯国相互攻伐，攻城略地之事屡见不鲜，争雄称霸愈演愈烈，这股逞强争胜之风无疑给黎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老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系列现象，因而才提出“天下莫柔弱于水”、“上善若水”[15]等言论。在这里，柔、善的“水”喻指一切不盈满、谦卑之物，正是由于其不盈满故不会溢出而能保持持久，正是由于其不逞强故能保持生机，这实际是要求统治者停止争霸战争，实行无为之治，将人的好胜之心引入居弱守雌之境，这便是“道”的诗性。
此外，“道”作为老子哲学的核心，被描述为“可以为天下母”[16]，而其功能和作用表现却为柔弱，具有柔弱、不争的秉性，因而老子大力推崇这种“柔”、“弱”、“雌”、“下”。老子与先秦大多数学派不同，他将柔弱、卑下置于极高的地位，倡导“贵柔守雌”，认为柔弱幼小之态中天然便具有刚强所不具备的生机，委曲方能保全，屈枉才能伸展，故而“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17]。老子之“道”，并不独论“强”，而是充分注意到了“弱”的重要性，以为“柔中有刚”，打破了以“强”、“胜”、“阳刚”为中心的维系结构，关注到了当时处于社会边缘的“弱”、“雌”、“下”、“阴柔”的价值，实现了一种多元化。最后，体“道”的工夫亦是一个非理性的、否定性的过程。《老子》二十八章讲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18]通过探求外物的知识活动增加个人的学识，这是为学的历程，而对于“道”的探求历程则恰恰与“为学”相反。“道”作?樵?始浑朴、清净单纯之物，本身也应是澄明的、易于体认和把握的，然而人们的“有为”，即过多的认知和言说却将原本质朴清净的“道”的本体遮蔽，使之难以认知。所学愈多，情欲愈益，忧思之事也就愈多，因此说随着经验知识的积累，对“道”的体会便越来越偏离本真。
既然如此，想要获取“道”的真知，便要摒除一切浮于“道”上、遮蔽“道”的屏障，即要摒弃一切具体的、有限的知识，恢复“道”的本来面目，故老子对“道”的体证本身便是一个逆向的、负面的过程，其典型表现便是“涤除玄鉴”的过程。所谓“涤除玄鉴”便是指恢复人这一认识主体本身的澄明状态，以“损”的方法来去除内心的种种障碍，抛弃向外界探求而来的经验知识，净化在求知过程中萌生的种种欲念，从而使人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最本原、最自然之“性”。
在体“道”的过程中，“涤除玄鉴”是获取真知的先决条件，而体“道”的具体方法则是一种非逻辑性的直觉主义认识论。老子主张在体“道”的过程中，人应从“有知”回到“无知”，再由“无知”达到“真知”，而这期间体现出的正是一种直觉思维。《老子》首章载：“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19]在这里，“观”并非是指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经验积累，而是一种在抛弃已有的理性经验基础上的直接领悟，有点类似于禅宗南宗所讲的“顿悟”。老子以为，“道”本身是一种混沌未分、深远精微的存在，任何语言逻辑都会将其强行分裂，界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中，进而歪曲了“道”存在的自然状态，因此也就无法真正获得“道”的真知。而直觉思维则不同，它能够摆脱理性思维、语言逻辑的束缚，充分发挥人自然之质，使人与“道”相契，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因此说，老子所倡的体“道”之工夫具有非理性、反经验的直觉主义色彩。
而从整个涤除玄鉴、静观直觉的体“道”过程来看，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老子提出想要真正获取“道”的真知，必先摒弃一切外在的经验知识对人的改造，恢复人自然澄明的状态。老子言此必然是注意到了外在的仁、礼、智等要求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造成社会中普遍的异化现象，因而他对中国传统的宗法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和否定，批判了人类文明的负面，进而“实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转化和价值重估”[20]。老子抨击传统儒家的道德说教及等级制度，认为这些压抑、束缚了人性，提出“绝圣弃智”[21]、“绝仁去义”[22]之说，具有愤世嫉俗的鲜明特色。
总体来看，老子之“道”在诸多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在其所处的时代中无疑具有极强的先见性。但老子本人并非是一位完全的后现代学者，其“道”也并非是绝对的后现代主义学说。以老子体“道”的直觉思维方式为例来看，“观”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经验主义的，但老子在肯定直觉思维的同时，却并没有绝对的否定经验。老子提出的一系列排斥经验倾向的言论，其旨并不在于完全否定感觉经验[23]，而是为了阐明在认识“道”的过程中应了解经验知识的局限性，警惕感觉经验对人的蒙蔽。在老子建构的哲学体系中，山川河谷、草木鸟兽常被用于论道说理之中，因而这些物象必然已经经过种种经验观察和总结概括，但这种带有经验色彩的认识论最终形成的却是一种反经验的直觉思维。而究其原因，便在于所谓的“言”与“意”之间的矛盾。在认知过程中，人通常既不会完全束缚于语言、经验之中，也无法完全摆脱语言、经验的束缚，为了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有了所谓“得鱼忘筌”之说，在借助一定的经验知识获取“道”的真知后，经验知识便不再有用，反而会影响、蒙蔽人的认知，因此便要将其抛弃，这样以来，“道”之本体便会自然显现。
注释：
[1]凌剑飞，凌飞飞.老子与后现代主义之巧合及其意义[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5）.
[2]王家传.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看老子关于“道”的思想[J].南京社会科学，2008（4）.
[3]余乃忠，龚群.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老子大道玄德思想的后现代主义理路与构境[J].江西社会科学，2010（1）.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94.
[5][6][7][11][12]15][16][19][21][22]（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上篇）[M].中华书局，2008：1，31，52，64，64，20，64，1，45，45，
[8]王博.老子哲学中“道”和“有”、“无”的关系试探[J].哲学研究，1991（8）.
[9][13][17][18]（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下篇）[M].中华书局，2008：110，200，159，127-128，
[10]王治河.走向深度自由的承诺――后现代自由观初探[J].哲学研究，2008（10）.
[14]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97.
[20]朱晓鹏.老子哲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9：79.
[23]詹剑锋先生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中曾提到对于老子的这些具有反经验倾向的言论，人们历来就有许多不同见解，有人认为这些言论是老子完全反经验、非逻辑的明证，亦有人认为仅凭这些难以认定完全否定经验，而愚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老子的这些言论旨在警醒人们在体“道”的过程中莫要被固有的经验知识遮蔽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