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与红颜

功名与红颜

摘要：柳永常被视为一个把酒听歌、量金买笑的超然人，事实上，这样的论断是以偏概全的。从柳永的词作中看，他的内心世界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也像大多数士人一样，怀有求取功名、仕宦建业的用世之志；另一方面，仕途的不得意又使他重新思索人生的意义，并由此产生了对及时把握世俗之乐认同和对追求功名的厌弃。然而，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柳永却难以抉择，这就造就了他复杂多重的人格特征。
关键词：柳永词思想人格矛盾
柳永为北宋词坛的一位重要词人，历来学者在评价其人格精神时都会冠之以“俗”字，言其纵情声乐、放浪妓馆，缺少文人的情操与追求。然而，单以“俗”字论柳，因他“纵游娼馆酒楼，无复检约”的外在行为表现就将他定义为一个抛却功名、流连群花的浪荡子无疑是有失??慎的。对柳永思想人格的评判还应结合其履历行实及词作来看。
首先，柳永的家世出身是剖析其内在思想人格时无法避开的问题。据唐圭璋先生考证，柳永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其祖柳崇曾为五代末年的补沙县丞，后因不满时政而隐去，“终生御布衣称处士”；其父柳宜本仕于南唐，入宋后于雍熙二年（985年）登进士第，官至工部侍郎；其叔父柳宣、柳宏、柳察等亦为一时之儒臣。可以说，柳永出身于一个世代崇儒的官宦世家，这无疑为其“士”人格中仕宦建业的用世之志的存在奠定了基础。其年少时所作《劝学文》中的“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1]亦足以体现柳永年少时勤奋用功之状。因此，无论柳永在日后表现出怎样的疏狂之态，如何流连红粉佳人之中，求取功名、建功立业的家学传统早在其年少之时即已在其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历来各家评柳永不事功名大都是从其《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开始的，并由其中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2]衍生了许多故事[3]。事实上，这首《鹤冲天》确实写于柳永科场失意之时，但从词的内容上考察，其所表达的情感却并非无意于科举。词上阕中的“偶失龙头望”[4]者，反映的正是柳永对这次科考的态度，即此次失利不过是偶然原因导致的，仕宦的时机总有到来之时。而下阕中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5]中的一个“忍”字，更是意蕴深长。须知柳永对“忍”字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如“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6]、“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忍凝眸”[7]等等，这些“忍”字均出现于作者不愿发生的事情之前。因此所谓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反而折射出了柳永对“浮名”的渴望。而这首《鹤冲天》其实是柳永由于现实的挫折而表现出来的对仕宦不渴望的假象，不过是志于科举之人在失败之后的自我解嘲而已。
再者，柳永一生中亦作过不少投献词，包括宝元元年（1038）在颍州作《如鱼水》（轻霭浮空）赠吕夷简，庆历三年（1043年）在苏州作《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赠吕溱，庆历四年（1044年）于成都作《一寸金》（井络天开）赠蒋堂，庆历七年（1047年）于苏州作《永遇乐》（天阁英游）赠滕宗谅，皇佑五年（1053年）于杭州作《早梅芳慢》（海霞红）、《望海潮》（东南形胜）赠孙沔，嘉佑三年（1058年）于汴京作《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赠刘敞。可以说，自柳永四十七岁出仕到他晚年这段时间，从未停止对这类投献词的创作，而一个对仕途无意之人会不断创作这些歌颂赠主政绩品德、祝愿赠主早日高升的应酬之作吗？显然柳永并非真正舍弃了功名，全然化身为游戏花丛的浪子，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有着对仕宦的渴求。
然而，仕途的不得意也确实打击了柳永，自他初次参加科考到他考中进士，期间经历了整整十二年的龃龉，且及第后所任的官职也只是简单的外任小官。期望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使柳永对功名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甚至几度想过放弃。这种心理在他的许多词作中均有体现，如他在《凤归云》（向深秋）中写道的：“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8]再如《尾犯》（晴烟幂幂）中的“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9]。这些词句可以看作是柳永对利禄、功名、润屋珠金这类事物之于人生有着怎样意义的思考，而他在词作中的陈述也明确地体现了他的态度，即“干名利禄终无益”[10]，功名利禄终究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如此执着追求。柳永的这一选择并非是在现实的打击下做出的武断之论，而是完全基于他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也就是“念劳生，惜芳年壮岁，离多欢少”[11]、“算浮生事、瞬息光阴”[12]，人的生命瞬息即逝而且带有极不确定的多变性。因此作为个人，只有抓住每一次机会，将自我的行为完全投入到短暂的时光中，才能使有限的人生充分展现其意义和价值。而在柳永看来，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即是对世俗之乐真切把握，他以这种通过世俗之乐而得到的生活乐趣作为难以在仕途上取得成就的情感补偿，从而找到生存的精神支撑。也正因如此，柳永才会有“把酒听歌，量金买笑”的浪子之名，才会被后世各家以“俗”字冠之。
事实上，虽然柳永试图通过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将注意力转移至对世俗之乐的充分享受上，但实际却未能完全跳出对功名的热望。须知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科举入仕历来是文人士子的毕生理想，也是其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这就是说个人在仕途上的命运与其生存价值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一个仕途失意者通常也会被视为人生的失败者。而柳永既然身处这样的时代之中，自然也无法免俗，因此功名二字在柳永心中始终是萦绕不去的。此外，柳永出身于名门望族，诗礼传家，进士满门，其家庭氛围和年少时所接受的一切教育都决定了他日后无法割舍对仕宦的热望。这也就造成了柳永思想人格的复杂性，一方面是对功名始终抱有渴求，另一方面则是因功名的求而不得造成的对人生价值实现模式的另寻，这二者的矛盾可以说贯穿了柳永的一生。其作《如鱼水》（帝里散疏）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典型写照：
帝里散疏，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瓯。绛唇启、歌发清幽。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浮名利，拟拼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向外何求。[13]
通观全词，柳永虽是“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尽可能的将自己沉浸于歌儿舞女、酒宴红颜的氛围之中，并且多次书写和赞誉这种生活方式的快活无忧，却也难掩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惆怅：他放言“浮名利，拟拼休”，实际却是怎样也无法休弃功名二字的，这在下句“是非莫挂心头”中亦可以得到印证。正是因为始终难以放下成就功名的理想，所以功名才会成为“是非”，而既已成是非，又何谈毫不在意？正是因为仕宦的念头在心中萦绕不去，所以柳永才会特意强调“莫挂心头”。而“富贵岂由人”一句则暗示了他未曾忘记富贵，只是富贵不由人力所决因而心生无奈罢了。
总的来说，柳永是始终对功名怀有热望的，但他对功名的过度期望在坎坷的现实与传统“学而优则仕”要求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一种生存负担与枷锁，因此，柳永展开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另寻，选择通过把握市井世俗乐趣来稍作喘息，但他却也从未放弃仕宦之志。可以说，与柳永往来者确实不乏名妓，但同时他本人又未失循吏本色，他的思想人格并未超出儒家规范，但却并不划地自囿，而是始终处于对人生?r值的追问与追求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柳永打破了长期独霸士人生存境遇的仕宦之一元人生价值实现模式，但他本人却又没能够完全走出之前传统的价值实现模式。故而，单纯因柳永一生好写歌妓词、时常纵游娼馆酒楼间便将其视为一个摒弃功名、自由放浪的遁世者，无疑是过于片面的。在他的思想人格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追求，一种为时代与家学传统烙下的用事之志，一种为对世俗乐趣的追求之心，二者始终共存于柳永的思想人格之中，造就了一个复杂矛盾的柳永。
注释：
[1]（宋）黄坚选编，熊礼汇点校.详说《古文真宝》大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8.
[2][4][5][6][7][8][9][10][11][12][13][14]（宋）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48，148，148，14，247，301，418，273，278，137，151.
[3]据薛瑞生先生考证，自柳永初试算起，到景?v元年（1034年）柳永中进士之前，执政者为真宗皇帝与献章皇后，仁宗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方得亲政，因此仁宗的“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之说是存在问题的。